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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回來的主任醫生江曉琪接診了一個五十多歲的男病人，半年前開始出現肚子疼，有便血。這次是疼了兩個多小時，實在受不了了才來的醫院。
檢查后診斷為結腸癌晚期，做手術能挺半年到一年，不做手術最多三個月。
江曉琪建議患者的女兒將病情告訴患者，以便他能安排自己最后的生活。
她的建議遭到另一位主任醫生何建一的反對，他認為患者才五十多歲就被判了死刑，知道病情后肯定是受不了的，甚至會精神崩潰。
但江主任卻認為病人有知情權，他有權利決定自己最后的時光怎么度過，是躺在病床上還是去完成自己某些沒完成的心愿。
江主任的話何主任也覺得有道理，但確實有些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還好，一知道用不了多久就死了，嚇死的。
所以他主張用善意的謊言，向病人隱瞞病情，因為沒有人能從容面對死亡。
而江主任認為患者一時無法接受是正常的，但不應該欺騙患者。
在這場爭論中，中西方對死亡的理解大相徑庭，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所以沒有對錯的結論。
在生命盡頭，該怎么面對死亡，該怎么面對親人的離開是一個嚴肅的話題，卻又是一個逃不開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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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去世時八十多歲，也是癌癥，那個年齡，又是晚期，沒有動手術的必要和可能。
在家休養的時候，老人狀態還算好。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也以為不久就能好了，甚至還對病好后有一些規劃。
他的叔叔（家族中的長輩，年齡比爺爺小）在一個下午將病情告訴給了他，然后爺爺當天就離開了。我們這些在外地的子孫誰都沒見到最后一面。
實際上他還有半年到一年的壽命，因為知道了病情，他把自己嚇死了。
我贊同江主任的觀點，但理解何主任的說法，不是每個病人都能接受自己病情的。
如果我的爺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或許就不會那么快地離開。
對于很多老人而言，他們很怕知道自己得了不能治愈的病，因為那意味著死亡的來臨。
如果告訴他們，這是小病，很快就會好的，他們心里一輕松，生命就不會那么快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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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巖松曾經說過：
中國人討論死亡的時候簡直就是小學生，因為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因為沒有接受過死亡教育，所以國人對死亡有著很深層的恐懼，盡管我們每個人都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我們講究"好死不如賴活著"，我們不僅害怕面對死亡，甚至覺得不吉利而忌諱談論死亡，就好像我們不說，死亡就不會來一樣。
但死亡確是生命中一個必然的過程，是不可避免的。
死亡教育就是幫助人們正確面對自我之死和他人之死，理解生與死是人類生命歷程的必然，從而消除對死亡的恐懼，坦然地面對死亡。
不能懂什么是死亡，就無法接受死亡，在親人生命的最后時刻就會手足無措，不能給予真正的臨終關懷。
忌諱死亡，不舍得親人離去，從而過度治療，保全了家屬的拳拳愛心，卻沒有給予絕癥病人最后的生命尊嚴。
因為沒有死亡教育，就連醫生面對死亡也很茫然，遇到親人絕癥也不知道是繼續治療還是放棄。
劇中吳主任聽了江主任的話，沒有將已處于臨終狀態的母親送入ICU進行搶救，而是選擇讓其安靜離去，全家在傷心之余也很欣慰。
所以何主任才說：
作為醫生，我們的職責是治病救人，卻沒人教過我們如何幫助病人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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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五十多歲患結腸癌的患者女兒最終選擇了將實情告訴父親，她爸才五十歲，有權選擇自己的最后時光怎么度過。也許她那一直想復婚卻別著勁的爸媽能珍惜最后的時光。
很難想象一個人直到生命盡頭他才知道自己再也沒有明天了，心里會多么遺憾和絕望。
小說《螢火蟲小巷》里西雅圖家庭主婦凱蒂得了乳腺癌，當切片結果出來確診時，醫生沒有單獨將病情告訴她的丈夫，而是直接對她宣布了病情。
西方人接受過死亡教育，他們認為一個有正常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是可以為自己病情負責的，盡管那是一場死刑判決。
凱蒂沒有絕望，她在悲傷之余有條不紊地安排治療和自己的生活，直到生命盡頭，盡管有遺憾但不絕望。
而在中國，很多醫生也意識到不能一味地隱瞞病情了：
“對于絕癥病人，我們擔心病人得知病情后，不能承受自己病情嚴重帶來的心理打擊，一般提倡保護性醫療措施，即對病人隱瞞病情，轉而告知家屬。這是因為傳統文化認為患者在得知病情后會有不良情緒反應，所以我們在潛意識里會選擇不會引發嚴重后果的策略和方法。然而告知患者病情，保障患者知情權，于法、于理、于情都是大勢所趨。”
實際上也有很多患了絕癥的患者在被宣布病情后，樂觀地與病魔戰斗，開心地生活，反而活出了醫生預測的年限。
忌諱談論死亡，只是掩耳盜鈴。談論多了，對死亡也就免疫了，也就能坦然面對這人生必然的歸途。
將死亡教育作為人生的必修課，面對絕癥親人時才可以幫助其更好地面對死亡的恐懼。
進行死亡教育，坦然面對死亡，不是讓我們每個人絕望地面對"人總要一死"，而是懂得生命可貴，要尊重生命，珍惜活著的每一天。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一個先到來，所以才要好好地活著，注意安全，保護好自己，過好每一天。
好好地活，才對得起這短暫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