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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當代著名作家。其作品《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響的十部作品。并榮獲意大利卡佛文學獎。因為作品的意義影響深遠又榮獲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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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余華并不是一名多產作家，但他的作品以精致、純凈細密的敘述見長。以簡潔的筆觸和飽滿的情感盡可能地獲得讀者最廣泛的共鳴。那么，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是如何談論寫作靈感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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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作的開始五花八門，有主題先行，也有的時候是某一個細節，一段對話活著一個意象打動了我，促使我做到寫字桌前。《活著》來源于我聽到的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歷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于是我決定寫這樣一本小說，寫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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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貴最早來到我腦子里是這樣的—— 一個老人，在中午的陽光下黎田，他的臉上布滿了皺紋，皺紋里嵌滿了泥土。而許三觀最早的形象是在冬天的時候穿著一件棉襖，紐扣都掉光了，腰上系著一根草繩，一個口袋里塞了一只碗，另一個口袋里放了一包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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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許三觀賣血記》，最早是這樣的，大概是在1990年，我和陳虹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淚流滿面地從對面走了過來，我們當時驚呆了，王府井是什么地方？那么一個熱鬧的場所，突然有一個人旁若無人，淚流滿面地走，這情景給我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什么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胖若無人的悲哀！我們不斷地猜測使那位老人悲哀的原因，也沒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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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天，我對陳虹說起我小時候，我們家不遠處的醫院供血室，有血頭，有賣血的，陳虹突然提醒我，王府井哭泣的老人會不會是賣血賣不出去了。他們以賣血為生，如果不能賣了，那可怎么辦？我想，對，這小說有了，于是我就坐下來寫了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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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舊信封上做筆記。象《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我都寫滿了一堆舊信封，以前創作的時候認為人物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他們只要傳達敘述者的聲音就行了，敘述者就像全知的上帝。但后來，我開始意識到人物有著自己的聲音，我應該尊重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他們的聲音比敘述者的聲音更豐富。我的創作過程，其實就對人物不斷理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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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傍晚我和林斤瀾一起散步，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起去看沈從文先生。問起先生小說應該怎么寫的時候，先生只回答了一個字：貼。就說貼著人物寫。這個字說的多好！貼——就是源源不斷地去理解自己筆下的人物，就像去理解以為越來越親密的朋友那樣，因此生活比我們想象的要豐富的多，就是我自己也要比我所認為的要豐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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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靈感和人物后，需要作家下功夫的就是細節敘述的清晰和真實。比如福貴這個人物，他是一個只讀過幾年私塾的農民，而他的而一生都是以農民的身份來完成的。讓這樣一個人敘述自己，必須用最樸素的語言去寫，必須時刻將敘述限制起來，因此我連成語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孩子們都愿意用的成語，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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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小說中有遮掩過一段，就是有慶死后，福貴瞞著家珍將有慶埋在一棵樹下，然后他哭著站起來，他看到那條通向城里的小路，友慶生前每天都在這條小路奔跑著去學校。這時福貴再次去看這條月光下的小路，我感到必須寫福貴對小路的感受。如果不寫，作為 一個作家是不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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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何去寫？說月光下的道路象河流一樣，閃爍著蒼白的光芒？如果這時候用這樣的句子來描述一個失去了兒子的父親，顯然是太不負責任了，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意象，我費了很長時間，最后我終于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意象——鹽。我這樣寫道：那條通向城里的小路象是灑滿了鹽一樣。對于一個農民來說，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又符合他當時的心情，就像往他傷口撒了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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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我一直生活在文學里，生活在那些轉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對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時又真實可信的描寫里……生活在很多偉大作家的敘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敘述里。我相信文學是由那些柔弱同時又是無比豐富和敏感的心靈創造的，讓我們心領神會和激動失眠，讓我們遠隔千里仍然互相熱愛，讓我們生離死別后還是互相熱愛。
生命沒有絕望，活著就是希望。創作沒有絕望，動筆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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