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昆崳山的東麓有個村子，村里百姓目不識丁，民風粗野。有幾年莊稼接連豐收，村民們一合計，既然手里有余糧，不妨請個先生來教村里的孩子讀書識字。

附近的人都知道這村子民風不好，無人愿意應聘。一直到了麥秋時，才有個外地讀書人途徑此地，雙方一交流，意愿相投，讀書人就收下村民的見面禮，在村中設帳教書。

《詩》曰，“美教化，移風俗。“但教化的力量在這個村子卻失靈了。村中子弟大多近20歲，從小缺教養，少規矩，驕悍不馴，老師沒辦法，只能用土辦法馴服，就是挨個用棍子打。

這些野慣了的孩子哪能受得這氣，就回家告狀，村里老少爺們一商量：“這個先生，吃我們的飯，拿我們的錢，還暴打我們的孩子，如此不知禮義之人，不揍他留著干嘛!”于是紛紛帶著孩子找到私塾，大人們在門外放風，學生進屋毆打老師。

文弱的先生自然沒有抵抗力，被打得遍體青腫，面目損傷，衣服還被扒了。即便這樣，村民們還不解氣，有人建議把先生綁到凳子上，扔到村外的莊稼地里喂野獸，當然這提議沒被采納，最后決定把先生關在屋里，每天給一頓飯，等傷養好了，再趕他走。

這場由教師體罰學生引發的慘案，對老師來說，可謂是奇恥大辱！

后來幸虧有個游塾儒生路過此地，趕緊報了官，先生才得以解救。雙方被帶到縣衙，經過審訊，縣令認為事實清晰，決定各自的錯誤各自承擔，于是各予杖責。先生打學生自然有錯，家長和學生打先生，更是大錯。縣令不偏袒教書先生，體現了法律有錯必糾的原則，對亂施私刑的家長和學生進行責罰，同樣也體現了司法權威——教師犯錯，應由官府處置，而非濫設私刑。

故事到此并未結束。

雖然村里大部分人都參與毆打老師，卻有一個孩童并未動手。縣令問他：“你父親沒命令你去打老師嗎？”孩子卻回答：命令是命令了，但哪有學生毆打老師的道理？縣令聽聞此語非常欣慰，認為這孩子是“山坡地上的一棵豌豆苗”，非常可貴，囑咐他千萬別放棄讀書。最終這孩子好人好報，成為秀才。

這段發生在清朝的“師生關系”故事，放在今天仍然鮮活。

“教學相長”“和諧的師生關系”是理想狀態，但總會有桀驁不馴的學生，也有教育手段粗糙的老師。犯錯受到責罰，本無可厚非，但法治的時代，只能交給制度和法律去裁決。犯錯的學生，老師只能在制度允許的范圍內懲戒，對于犯錯的老師，家長可以通過合理渠道申訴。有了制度的約束，每個人就有了行動的紅線，保護他人，也是保護自己。

電影《夏洛特煩惱》中，學生都不喜歡一個姓王的老師，覺得他妄為人師，于是就有了一場學生在教室打老師的劇情。后來學生遇到了黑社會，王老師卻挺身相救，于是學生對老師刮目相看，最終師生雙方冰釋前嫌，情感上達成了和解。電影傳遞了正向的價值理念，師生關系由誤解到化解，令人欣慰。

去年，一段辱師的視頻流傳甚廣。一位自稱常某的三十多歲男子毆打自己的初中老師，據了解，該男子該上學時，家庭經濟困難而被老師瞧不起，時常遭受老師的毆打與羞辱。事發當日他攔下騎電動車的初中老師，對其進行毆打并讓朋友拍下視頻發布在網上。

對此，有人反對，有人叫好。叫好者認為老師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反對者則認為過于暴力。無論孰對孰錯，對老師來說，人格受到的侮辱遠比身體上的疼痛更為痛苦。師德失范的老師，固然應受到責罰，但顯然不應來自學生個人的暴力手段。

尊師重道的原則在任何時代都意義。唐代中期，整個社會仍受魏晉門閥制度的影響，上層子弟無論品行學識如何，均能做官，整個社會風氣，不尚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但有個叫李蟠的孩子，卻堅持從師學習，這讓他的老師韓愈大為感動，于是寫下《師說》一文贈給他。

歷史風云變幻，城頭的旗幟在變，土地上的人在變，但總有一種行為標準，能超越具體的時代、環境、場景而高懸頭頂，像神明般約束著人們的生活。昆崳山下那個村子，縱然民風彪悍，但小孩童內心善的種子卻并未干枯，并外化為正面的道德感。目光低淺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人事，看不到神明的凝望；目光向上，才能懂得敬畏。懂得敬畏，才活得有規矩，有樣子，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