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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8? xyf4345? + 關注獻花(0)

王永洲先生，1985年畢業于甘肅中醫藥大學，針灸啟蒙于著名手法大師鄭魁山教授，工作后又受教于“隴上神針”張濤清與矩陣針灸創始人金安德主任醫師，曾經就職于甘肅省中醫院、甘肅皇甫謐針灸研究所、甘肅省中醫藥研究院。于1991年開始研究“頰針療法”，2001年留學移民法國，先后取得巴黎第五大學“應激反應的心理和社會學研究”及巴黎第六大學“慢性疼痛的心理學及病理心理學研究”“心身整合醫學”文憑，并將心身醫學融入頰針療法。巴黎第十三大學及第六大學醫學院兼職針灸教學，培養法國醫生。全歐洲中醫藥專家聯合會針灸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中醫藥大學首批特聘臨床專家。同時他也是薄智云教授（腹針發明人）和劉合群教授（針術發明人）的入室弟子。

《頰針療法》 自序

（有刪節）

從開始研究頰針到今天，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二十五年，可以說我生命中最好的年華是與頰針共度的，一路走來，酸、甜、苦、辣中三個自己留下，只想把甜的果實和有緣的朋友們一起分享。中國有個詞叫“功夫”，是指所有過硬的技能都是靠時間打磨出來的，許多科學家都是孤獨地在一個小領域做了十幾年，最后才有一小部分人修成正果。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因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可能需要不止一個思維點的激發，而是好多套解決方案的提出，一個一個地運用和排查，短暫的研究可能只是解決了其中一個點，但是拿不出全部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對于人體這樣的超復雜系統，尤其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堅持，頰針的研究只能算個階段性成果。

我1980年上學時，中醫學院招收的都是理科生，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我們的教育背景更習慣接受以還原論為主體的現代科學知識，它對認識世界的方式是分解各種各樣的事物細節，通過不斷研究分析和掌握事物的各個部分，期望得到世界的完整圖景和自然秩序。在大學期間，開始接受西醫解剖、生理學習時，認為細胞構成組織，再構成器官，形成功能獨立的九大系統。各個器官都可以分解測量，結構清楚，功能確定，思路清晰，言之有物，理所應當是科學真理。而學習中醫的藏象理論，一開始很難被接受，“肺主治節”“心主神明”“肝為罷極之本”“腎主封藏”“凡十一臟取決于膽”之類，完全不知所云，漸漸因困惑不解而疏遠甚至排斥。拋開陰陽、五行抽象的哲學思辨不說，藏象、經絡這些具體的人體結構功能概念也是云山霧繞，似是而非，于是產生中醫原始落后的直接感受，許多最基礎的理論，往往是臨床實踐幾十年還沒有真正把握。出現這些狀況的根源就在于我們中學奠定的知識結構根本與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這種思想對接完全不匹配。導致的后果就是我在大學期間的中醫學習可以說如同夢游。死記硬背、囫圇吞棗的《黃帝內經》《傷寒論》等經典理論到后來的臨床也不知道怎么用。周圍有不少學中醫的人因志不同道不合而毅然投奔西醫。我的生理學幾乎都是和喬同學在一墻之隔的醫學院蹭課學來的，張經濟教授是醫學院著名的四大才子之一，課講得非常精彩，許多內容至今都留下深刻記憶。西醫的結構知識是中醫的知識短板，即便后來到了法國我在醫學院又繼續了臨床解剖學的學習，把我在國內搞小針刀的解剖疑惑逐一化解，我迷戀上了各種版本的解剖圖譜，精美的插圖是科學，更是藝術，它幫助我建立了形象化的人體立體結構，這對我后來的頰針研究和臨床疾病的診斷治療都是非常有用的。

生物全息理論在中醫學，特別是針灸領域已經悄悄地引發一場革命，它在用貼近時代的語言簡單清晰地表達了其原理，對中醫實踐有廣泛的指導意義，不僅激發了一大批新型針灸方法的涌現，給傳統針灸注入新的活力；而且還給已經運用了千百年的傳統方法如脈診、舌診、腹診、眼診等一個現代解釋。頰針在中國是以全息為起點，我又通過在非洲馬達加斯加兩次援外醫療中大量病例經驗的積累基本成形。我個人完全是誤打誤撞、懵懵懂懂地進入全息這個領域，到今天已經可以游刃有余地帶一些學生、徒弟一起實實在在而又簡單快捷地治療一些疾病，由衷地感謝張穎清先生所創立的生物全息理論。將解剖知識引入全息層面是可行的，我多年來給西醫講第一個層面幾乎暢通無阻就是證明，和中醫講反而有困難，解剖知識深度明顯不夠。一些針灸學者現在開始自覺研究結構，這是個進步。解剖現在已是公共知識平臺，形而下是所有各個門類醫學的基礎，沒有形態學就不可能有功能學，我幾乎是完整地將解剖學納入頰針全息體系，為今后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形態基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優勢借鑒。

頰針三焦層面的基礎是中醫氣化功能學，不明白大三焦學說與藏象學說平衡的人是理解不了的，毫不奇怪，畢竟“大三焦”理論提出不久，如果還停留在小三焦“水道之官”的理解，一定會覺得用三焦解釋全身氣機顯得不倫不類。我最初在學習三焦的概念的時候，覺得這個理論是那么的混亂不堪，后來長時間地不停思考，加上臨床的實踐體會，才覺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思維整合方法。中醫的整體觀念不在于講得有理，而在于用得巧妙，后來頰針走出療效瓶頸，可以進入臟腑的整體調節，得益于對中醫三焦理論的重新學習與再思考、再提煉。理論的短板會直接影響到臨床的療效，如果沒有系統的理論精進，就不會出現臨床水平的境界性提升。我堅持以三焦層面來解釋人的功能整體性，西醫的生理學將十個系統的分離研究產生的弊端是還原論的必然局限，還是應當堅持有機整體論，大三焦理論幫我接近了這個目標。

目前，西方醫學已經在自覺地構建自己的身心整合醫學，2005年我在巴黎五大讀了“應激的生物及社會心理學”文憑，三年前又讀了Stora教授在巴黎六大主持的“身心整合醫學”文憑，我應該說是收獲較大的，因為我學會了適用于西方人的解釋系統，把它在我的臨床上運用，許多復雜的病人，像那種從頭到腳都有問題的人，只需用心理疾病軀體化，或者壓力外向釋放，就一語中的，省去口舌。效果遠遠好于中醫術語“陰陽失調，氣血不通”的解釋，畢竟二者文化背景完全不同，難免費解。用身心一體化思維處理患者的諸多癥狀會一舉多得，而不是見招拆招，逐一地去解除癥狀，我之所以收獲很大，是因為我是中醫，身心醫學實際上許多內容是中醫內涵的現代化，我們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愉悅感覺，所以中醫接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毫不費力。頰針無論是全息層面還是三焦、心身層面都以整體論為出發點，但也不乏分析和拆解的功夫，有許多知識細節就是直接從現代醫學和心理學中汲取、嫁接，為我所用，中西醫學術在立足于臨床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可以嘗試去結合匯通。

物理學家海森堡講過一句發人深思的話：“我們所觀察到的自然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用我們提問方法所揭示的自然。”是由觀察者決定了從什么角度觀察他的研究對象，而這種安排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被觀察物體的最終結果。近十年來我常常在思考，如果我們的研究方法和程序有了改進，那么被觀察對象的結論也會改變。

一個世紀以來，中醫被人們攻擊的就是能治一些病，但說不出道理，梁啟超說：“中醫盡能愈病，總無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胡適說：“西醫，能說清楚他得的什么病，雖然治不好，但是西醫是科學的。中醫，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為）說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醫不科學。”其中魯迅在《吶喊》序言中的“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一句最為著名。幾千年因襲相傳的中醫怎么可能是只會看病、不懂說理的一群盲目的實踐者？用庫恩的觀點來解釋：兩種醫學所依據的解釋范式截然不同，說白了就是指責中醫講不出符合西方思維和邏輯的理。這如同指責雞的不可原諒的錯誤在于沒有講鴨語，帶有明顯的話語霸權。

其實，無論怎么爭執，療效都是醫學的靈魂，也是醫學存在的真正價值所在。中醫無論以什么樣的手段和方式發展創新都不要偏離提高療效，更好地滿足人類對健康的最大需求這個根本宗旨。中醫可以學習和借鑒一些西醫的長處，為我所用，同時也要揚其長而避其短，接軌大可不必，中醫必須循自己的規，守自己的道。中西醫是不同文明背景下所結出的不同的果實，都是人類的文化瑰寶，但是和而不同，不同則能相濟。

同時，也要辯證地看待“療效就是硬道理”這句話，療效是正確的目標和方向，但絕不能以實踐代替說理。既然中醫在說理方面吃了虧，而且吃了大虧，那么一定要做足功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認認真真地補上西方科學哲學、生命哲學這一課，不僅會講自己的理，也要會講西方的理，講醫學的理和哲學、科學的理，通過擴大自己的視域，通過臥薪嘗膽式地潛心學習，終歸要補上自己的知識短板，我堅信我們這一代人會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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