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的素描課老師。初次見她，我以為30歲。后來才知她有個已經在準備高考的女兒，才大致猜測出她的實際年齡。

我向來不是看人很準確的那種，倒也不為自己的判斷失誤而太驚訝，但她的不同之處在于，之所以看上去年輕，絕不是因為皮膚身材的狀態，仔細看，她有皺紋也有斑。她的年輕完全來自眼神和神態——更確切的說，她是無齡的，看到她，你想不到年齡。她沒有絲毫的想要留住青春的那種扮嫩氣息，也沒有抓住青春尾巴的急切內里，這多少讓我赧顏，平心而論，我是怕老的。心里有了怕，多少就會有些不自在，有些地方就會用力過猛。她身上沒有，自然的，淡然的，過著她的既高齡又無齡的生活。

畫室在她家，我不太出入這類的小區，嚴格講這不能算小區，而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舊房子，看起來像是沒有物業并且跑著居委會大媽。房子里沒有廳，而是直鋪的三個房間，有過翻新的裝修，讓人想到她的的確確是生活在這個世紀的這一分這一秒的。去了幾次，就習慣了，漸漸景致不再是景致而是生活。但在我心里，多少會有些心疼她，但我知道這完全是我的自作多情。

她還有一個學生，早我一年跟著她學畫，如今已經開始畫人像了。三個女人一臺戲，慢慢的話題就扯了開去，她倆都是文藝女青年。一個是年紀很大經歷的滄桑也很多但依然眼神單純明亮，談吐間常常帶著真感情，另一個是年紀尚小獨立生活但大部分的收入都用來學畫畫學英語學舞蹈學化妝學blabla的小學霸。

我很喜歡她們。我身體里也有一個部分是文藝的。但是我有一個問題：文藝女青年對我來說，除了真摯、敏感、多識、才華等等之外，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百無一用。電影《歸來》成了熱議，我是看的電影，之前并沒有看過小說。電影里有一幕，是婉瑜失憶，焉識去質詢醫生，醫生告訴他有一種療法，國內還沒有，叫de ja vue ，但他發音不準，焉識用法語發音確認了一下，是不是這個意思。這一幕并沒有給我留下過深的印象，因為在我看來，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日常一幕。之后我看了一篇對比原小說的影評，拿這個情節來詬病張藝謀，說焉識是個會四國語言的教授，他經歷了之前的恃才放恇，年輕時對婉瑜也是覺得“累贅”。到后來經歷了不諳世事百無一用的頹廢，再在漫漫的流放繾綣中反味出婉瑜的好來，才有了電影中不離不棄尋求陪伴的“感情基礎”。是的，看電影我是看不出這些來的，從這個角度講，電影里的焉識，的確不過是成千上萬的右派中的一個，一個滿臉唐黑的，泯然眾人的普通知識分子，被命運揣拽。

其實觸動我的不是電影而是影評。我從來沒有對“會四國語言”這件事想太多過，也沒有因此而自我期許很高。實際上，我懂的語言可能更多一些。但我也完全理解焉識的那種很高的自我期許，覺得自己跟眾人不同——沒有讀過小說，我很難講這是焉識本人的想法，還是作為外孫女的作者的想法，還是影評人作為小說讀者的想法。

雖然對自我沒有更高的期許，也從不認為自己跟眾人有任何的不同——其實不是我不想，而是我的環境不允許，在我所處的環境里，我真的不夠優秀——但我明白焉識的那種百無一用之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拿來學四國語言了，可能去察言觀色的本事就沒得到機會成長。雖然有一顆不算不善良的心，也有好脾氣好修養，但為人處事的學問，何止是做好自己那么簡單。

反思我自己的話，我有個問題就是——日文叫aite ni shinai。就是說不拿對方當對手看。之前我一直以為不尊重就是不禮貌，看不起，甚至辱罵，侮辱之類的。只要不是這樣就不算不尊重。但更深一層的不尊重，可能是連看不起都沒有，直接視對方為nothing。而非常不幸的，我好像有時候就是這么干的，只是我自己不自覺而已。一個朋友給我講述跟他離婚妻子的感情，他說，雖然離婚前每天吵每天吵，很鬧心，但有個人跟你吵，世界上就還是有兩個人。可能離婚后她走了，我就成了nothing。梁文道也舉過一個例子，他問一個人，你知道今年是回歷什么年嗎？藏歷又是什么年呢？再問新疆人藏族人，知不知道今年是漢歷什么年，他們都是知道的。而漢族人不知對方，似乎是因為“沒有知道的必要”，并不因此而覺得缺乏常識以及羞愧。我們漢族小孩常常覺得自己并無民族偏見，也覺得自己并非不接受他們，甚至在高考他們加分的時候還會羨慕嫉妒恨，我們意識不到自己對他們的“不尊重”，也意識不到他們所說的我們的“排外”源起是什么。是的，哪怕你跟他們互毆，那起碼說明你們站在同一個平臺上，但若你客客氣氣認為他們的生活是你“沒有知道的必要”范圍，其實說明了對于你來說，他們是nothing。是“要么你來融入我，以我的方式生活，要么你就不存在”，這樣的意識，并不是真正的尊重。

所以，對于一些人來說，你跟他吵，罵他，可能都比現在更尊重。起碼，你拿他當對手。

而文藝青年們的百無一用，很多時候就是因為不拿對方當對手。吵？罵？宮斗？文藝青年才不干。他們喜歡的是一個澄明的天氣，一輪大太陽，暖暖的照著他的下午茶，加一摞好書，看不看的翻幾頁，貓在膝蓋上睡熟。書（或者畫，或者音樂，etc.）使他們囿于這樣的世界，他們對俗世總是不屑。

有一天我聽到廣播里放很古早的一首歌叫《小小鳥》，我覺得這是文藝青年的內心寫照——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鳥，想要飛卻怎么樣也飛不高，有一天我棲上了枝頭，卻成為獵人的目標。一只拼命的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飛上青天的小鳥，他以為“做事”是正道，他以為“靠關系”是邪道，他以為世界有點污濁，他以為這個污濁的世界要與他為敵，其實只是因為他太不拿別的鳥當回事了。所以他總是孤獨，飛不高時孤獨，棲上了枝頭孤獨，飛上了青天卻什么也找不到。

劉瑜說，她覺得自己有很多個子集，而跟人交往她只能拿出其中的一兩個來，她很難找到都對她照單全收的人，所以寂寞，所以干脆不跟人交往算了。我想，焉識也是吧，他會四國語言，那么他至少知道四個世界。可能，他跟婉瑜交往，也不過能拿出其中的一個來，而大西北流放期，可能連一個的四分之一都用不到。

人的氣場是可以被周圍的人感知的，文藝青年清高的自我阻隔，造成了他人對他們的不親不愛，于是他們在人世上就變得有點艱難。我的素描老師的言談也給我這樣的感覺——精于素描，誠于自我，她是赤誠的，單純的，善良的，溫柔的，像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但是百無一用。幾十年的歲月，沒有給她留下板斧的痕跡，沒有讓她妥協世俗，也沒有讓她有更大的精進，她就保持著大學畢業生的那種純凈微笑，屏蔽著俗世的紛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