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詩詞中獨特的題材

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是一首悼亡之作。

所謂悼亡，特指悼念妻子的作品。從西晉潘岳的《悼亡》詩三首開始，悼亡就成了詩詞中一個獨特的題材。到了后世，它的含義有所變化，妻子悼念丈夫、男子悼念妾侍，也可以納入悼亡的范圍。

悼亡之作，無疑是詩詞中國一個獨特的題材。何以獨特，見于以下幾方面：

其一，悼亡題材，是詩詞中為數不多的真正寫愛情的題材。

詩寫人情，寫友情的最多，朋友之間送別、酬唱、久別重逢、魚雁傳語，盡皆可入詩。杜甫寫給李白的詩，白居易、元稹之間的唱和，都是赫赫有名的友情詩。

寫親情其次。親情，尤其是表現以孝為內核的親情的，在詩中并不少見。至少我們都知道孟郊的《游子吟》，會背“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清人黃仲則的《別老母》寫到自己老大無成，愧對親恩，“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也是錐心泣血，格外感人。

而寫愛情的，則非常少了。

這是因為詩作為正統文學，往往只寫公共空間的那一面。愛情，在古代被視為私人世界里、不可為外人道的東西。甚至，“愛情”這個概念，也是不存在的。夫妻之間，不談愛情，只談人倫，“愛情”是不可說的；而夫妻關系之外，戀情又不被社會規范所認可。

歷來有人將李商隱的無題詩作愛情詩讀，但是更加主流的觀點認為，看似抒寫愛情的無題詩，實際上是借戀情來托喻。事實上，大部分看起來像是寫愛情的詩歌，很多都是這種情形。

在死亡之中，找到講述愛情的合理性

而真正寫愛情的詩歌，不僅數量少，而且常不被認可。譬如明末有一位詩人王次回，有《疑雨集》、《疑云集》，收錄了大量愛情詩，但其人其詩正是由于這種“另類”，長期不為人所知，在當時所得的評價也不高。

詞與詩相比，寫愛情的作品多得多，甚至于相思戀情，是詞的一個重要主題。但是所表現的戀情，往往是存在于非婚姻關系的情侶之中。而又有大量的作品，寫愛情，并非寫真實人生體驗的愛情，只不過是代言設想，作純粹的文學創作而已。

而悼亡不同。悼亡，作為丈夫哀悼妻子的作品，在倫常允準的范圍之內，而這份感情，由于死亡的參與，剔除了一切現實的、瑣碎的、不如意的成分。它被提純了，文學化、浪漫化了。

悼亡之作的感情強度，也非別的題材可比。離別之作動人，因為它寫出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的真理；相思之作動人，因為它寫出了“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的無奈，而悼亡之作，則包含了這所有的一切。

悼亡之作的生命意識

其二，悼亡之作，是最具有哲學意義的詩作。

哲學和文學不分家，上古尤其如此。說到詩，包含哲思自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只有理性觀照，沒有感性書寫，則稱不上好的詩作。六朝時候的玄言詩，就是這樣的反例。

中國的文學，如果與西方文學相對比，思辨性相對較弱。詩詞曲賦，乃至詩詞話，都是以感性、片斷性取勝。

但是悼亡的作品很特別。它關注的問題，第一層是愛情，更深一層是生死。

死生亦大矣。大到與之相比，其他萬事，皆如塵土。但是中國歷來是缺少“死亡”這一課的。也許這個傳統，從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就確立下來了。雖然孔子強調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我們看來，死與生相比，似乎是不必著急的事情。

人的一生之中，意識到死亡必然會到來，往往是比較晚的。第一次意識到這件事，可能是父母的離去；第二次意識到這件事，則可能是伴侶的離去。

與“生”離得很近的時候，你很難讀懂悼亡之作。只有思考過甚至面對過死亡的時候，才能感受到悼亡之作的魅力。

悲劇美學的力量

在這里，一切未完成，但再也無法完成。斯人在彼岸，我在此岸。我也終將去那里，但卻遠不是現在。

現在，只能與回憶相處，只能繼續一場再也無法完成的思念。這太磨損人，所以李清照會說“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

他再也無法得知我的一切，只是面對離別，柳永就說“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那面對永別，這種虛空無著落感，又該深重到什么地步呢？

如果有愧疚，有遺憾，有未履行的承諾，那感受又更復雜了一些。就像元稹說“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最多只是安慰自己罷了。

最最重要的是，從這一次永別里，詩人真正懂得了生命。死不一定像夏花般靜美，它的慚愧，它的無情，它的永不落空，讓人戰栗，讓人沉默，讓人寫出真正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