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人格心理學家一樣，弗洛姆也是非常關注焦慮感研究的，只是弗洛姆把焦慮感更多地歸結為可怕的自由。“自由可以是可怕的東西，它強迫我們每個人去面對那些我們必須要獨自承擔責任的個人決定。”弗洛姆把它描述為一種“令人不能忍受的無能的、孤獨的狀態。”隨著我們的長大和個人意識的形成，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不能控制所有的一切，只能痛苦地面對我們的無能為力。

在弗洛姆看來，自由就是一定限制范圍內的多樣化選擇。可是，這種選擇大多數時候是給我們帶來了焦慮，根源就在于不確定性和不可控制。通常看來，我們會認為權力和金錢是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大的自由度的。事實上，今天的權力和金錢不能保證明天仍然如此，這里充滿的是不確定性。即使在一個具體的時間段上，權力和金錢似乎是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選擇，可社會控制與期望卻限定了我們的自由，無法施展更多的個性選擇。所以，更多的期待就在不確定性與不可控的限制性演變成了無限的焦慮。

生活中，真正能夠做到在有限的天地里積極擁抱自由的人是很少數的，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少有人能夠真正地就去實行自己的個性化選擇，相反，更多的人是在隨波逐流。用弗洛姆的概念來說，這就是“自動舒適裝置”。大多數人接受了社會為我們選定的角色和可預見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些標榜自己“非一致性”的另類其實也是采用了其他人的非一致性的風格。

或許，這還不是最為可怕的。弗洛伊德在談到本能驅動力的時候曾經說到過死亡和攻擊的塔納托斯，而在弗洛姆看來，這就是逃避自由的破壞方式。對于生活中令人恐懼的情境，對于焦慮的領域，人們常常通過毀壞來戰勝它。所有的信仰、責任或是愛國精神，其實只是一種標榜，只是一種攻擊、破壞、推倒重建，從而破壞既有秩序以消除內心焦慮的一種華麗的外衣。事實上，我們感到了自己的無能或是感到了自己不是足夠的有能，所以在無意識的作用下努力戰勝自己的無能感和隔絕感。你很難說這種針對焦慮的破壞方式是有益的還是無益的，或許它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是正義的革命，也或者它和權威膨脹相結合的時候就是軍國主義、納粹主義。

所以，避免焦慮的另外一種可惡的方式就是弗洛姆所說的“權威主義”。在我看來，或許用“權力欲”更為恰當一些。在各種各樣的組織中，在歷史和現實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幫人——對上是哈巴狗，對下是看門狗。這種人，在內心是無能的、恐懼的，所以他們需要尋求對這種無能焦慮感的逃避，怎么辦呢？對上，他們從來都是點頭哈腰、阿諛奉承的，甚至是絕對服從上級的指示。而對下，他們是頤指氣使的，甚至是暴力虐待的。對上的服從，或許是他們找到了避免焦慮的靠山；對下的暴政，或許是他們找到了控制感。這是一種典型的走狗形象，不只是有些人說的中國人的奴性，國外一樣有，甚至是更為典型，比如弗洛姆筆下的納粹黨員。本質上，這些人是放棄了自己的個性和真實的自我價值感。

現今看來，這里有一些變化。權力欲的逃避方式發生了變異，在我們周圍看到的更多的是這樣的人——對上的奴性只是獲取信任的工具，而對下的暴政和暴利才是他們真正的企圖。所以，這些人已經不需要“溫暖的依靠”，而是希望自身獲得足夠的力量來消除隱藏在內心的焦慮感。這是最為可怕的，因為其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組織具有極大的毀滅作用。

怎么辦？是在舒適區里跟別人亦步亦趨？還是挺身而出攻破這缺乏穩定性的社會秩序？還是甘愿做一只走狗而生活在喪失個性的圈子里？弗洛姆的想法，我們應該積極地擁抱自由，只是不知道能否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