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燦然:為什么要讀經典?

這是卡爾維諾評論集英譯本的書名(Pantheon,1999),也是書中第一篇文章的標題。卡爾維諾的問號,揭示當代寫作的一個病征,也即當代讀者已基本上不讀經典作品,更不要說古典作品了。讀者這種閱讀趣味的淺薄化,又與當代作家的匱乏和枯竭密切相關——當代作家也基本上不讀經典作品,而這又是當代寫作淺薄化的原因。

事實上,當代那些真正大師級作家,例如博爾赫斯,例如納博科夫,又例如卡爾維諾,都是從經典尤其是古典作品中走出來的——不,他們才不想走出來呢,那是他們的營業源和休憩所。諷刺的是,他們被稱為后現代主義作家,這種誤解,在于他們的讀者只讀到他們為止,而不讀他們所讀的并使他們之所以成為他們的古典作品。

讀者這種偷懶,主要是源于這樣一種錯覺,以為文學是一路發展下來的,以為人類的才智是一路發展下來的,只要我們把握現在,我們就知道過去,甚至毋須知道過去。事實恰恰相反,不知道過去,就無從把握現在。同樣恰恰相反的是,文學不是發展的,而是變化的,即是說,我們現在的作品,最好也只是像古典作品那樣好(事實是永遠達不到),文學絕不存在現在比以前好這回事。

所謂的古典與現代,也不是發展下來的,而是并置和交叉的。譬如說維吉爾繼承荷馬,但丁繼承維吉爾,形成一條嚴謹的古典主義線索,但是,在維吉爾與但丁之間的奧維德,卻是絕對的“現代”——“后現代”也許更準確。普希金從奧維德吸取養份,造創的卻是浪漫主義極品。普希金的繼承者們——隨便舉一兩個名字——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契訶夫,則為現代主義小說奠基,另一位更遠的繼承者納博科夫弄出的,卻是后現代主義小說。要不要把這條線摸下去?美國當代的簡約主義大師雷蒙德·卡弗,推崇的是契訶夫;更早的意識流大師福克納,拜服的也是契訶夫;英國「女性主義」的弗吉尼亞·伍爾芙?又是契訶夫。

上述這些名字和線索,無非是表明,文學是一張花樣百出的花毯。你把后現代主義摸上去,可能是前古典主義(如果有這個名稱的話);你把殖民和后殖民文學摸上去,恐怕要碰上笛福;你去敲敲帕斯的窗子,開門的也許是莊子。

如果一個當代作家不能把自己的閱讀織入這張花毯,那么,他想把自己的作品織入這張花毯也即成為一位大作家或有意義的作家,便是癡人說夢。當一個作家開始爭名奪利了,其固疾可能就是他的寫作無以為繼了,他的資源匱乏了,而你細心檢查他的身體,可能發現他身上缺乏的,就是古典作品的營養;當一個作家轉行了,停筆了,重復了,水準下降了,變壞了,惡化了,你不用細心檢查,他臉上的愁云慘霧早就告訴你,他患的又是古典營養缺乏癥這一流行病。當代作家的匱乏即意味著他們不能把當代讀者引向更深廣的經典,遂令讀者的品味愈來愈淺薄,結果是造成全社會的文化水平下降。

回到卡爾維諾,他對經典的定義比較寬,討論的作品有三分二是二十世紀之前的,三分一是二十世紀的——這是頗為平衡的,同時也給出了一個閱讀經典的尺度:已成偉大傳統的那部分,應成為一個作家占三分二的閱讀資源,另三分一用于閱讀現當代經典。他在《為什么要讀經典》一文中,試圖給經典下定義,同時,也解釋了什么要讀經典,雙管齊下,保持他一貫的引人入勝的敘述力量。譬如第四條定義:“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再如第九條:“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我們越是道聽途說,以為我們懂了,當我們實際讀它們,我們就越是覺得它們獨特、意想不到和新穎”;更有意思的是第十三條:“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它把現在的噪音調校成一種背景輕音,而這種背景輕音是經典作品的存在不可或缺的”;和緊接著構成對照的第十四條:“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哪怕與它格格不入的現在占統治地位,它也堅持成為一種背景噪音。”

卡爾維諾的閱讀非常廣泛,從文學到哲學,從荷馬、色諾芬、奧維德到笛福、伏爾泰、狄德羅,然后是一系列近現代名字:斯湯達、巴爾扎克、狄更斯、福樓拜、托爾斯泰、馬克吐溫、詹姆斯、史蒂文森、康拉德、海明威、博爾赫斯,還有詩人巴斯特納克、蒙塔萊、龐杰等。有時他也頗能照顧偷懶的當代讀者,例如介紹色諾芬的《遠征記》時,告訴讀者可略去哪一章節,應細讀哪一部分;介紹福樓拜時,不討論長篇《包法利夫人》或《情感教育》或《圣安東尼的誘惑》,而選擇一個晚上就可看完的小經典《三故事》——甚至進一步建議讀者無耐性可略去最后一篇《希羅底》,而專注于《一顆單純的心》和《圣尤里安傳奇》。

卡爾維諾很清楚當代作家和讀者對經典作品的漠視、畏懼和偏見,故在介紹時,盡量說得有趣。他還舉一個例子,法國“新小說”健將之一米歇爾·布托多年前在美國教書時,人們老是向他問起左拉,令他煩不勝煩,因為他從未讀過左拉,于是他下決心讀整個《魯貢瑪卡家族》系列。結果他發現,它與他想象中的完全是兩回事:它竟是一個神奇的宇宙,自成一個體系,令他著迷,后來還寫了一篇精彩的解讀文章。

盡管卡爾維諾寫得生動活潑,但是如果對他討論的經典缺乏起碼的認識,樂趣就會少很多。經典的意義也正在此,如果我們讀卡爾維諾和其他大師,卻對他們之所以成為他們的原由一無所知,那么,我們閱讀的樂趣也會少得多——甚至可以說,少得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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