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誕辰過后十三天（十月十一日）是宗圣曾子的二千四百八十二年誕辰紀念，此后一個月內，又是? 國父和? 蔣總統的誕辰紀念，這一個半月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史上最值得紀念的時期。
孔子為萬世道統之宗，其偉大思想是人類生存的原理。據史記所載，孔子歿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齊，而曾子作《大學》，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皆弘揚孔子學說；其后復得孟子而發揚光大之，遂奠定了儒家學說的理論基礎，亦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礎，而成為數千年來中華文化的道統。所謂道統者，就是將中華民族所創造的人類生存原理流傳下來，為后代子孫所遵守；只要中華民族不斷要求生存，則中華文化亦能永久生存。中華民族珍視此一道統，代代相傳，故政統可斷，而道統不斷。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經過了不知多少次數的內憂外患，可是每次大亂之后，撥亂反正、重建新秩序的人大多是確信孔孟學說的儒者。而且歷代皆有大儒，努力弘揚孔孟之道，而有功于中華文化的流傳。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無庸縷述，本文只要說明宗圣曾子對于弘揚圣學的重要貢獻。
（一）得道統之正脈
清世宗為褒揚孔門圣哲，于雍正十二年作《四賢贊》，所謂四賢，就是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醫生孟子，他們皆陪祀孔廟，在孔廟從祀的先賢先儒之上，地位最高。《四賢贊》的序文中說：
“孔子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為紀其姓氏，考其事跡，以垂之后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于為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閑圣道，而養氣之論為前圣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
這里所述道統的傳授，甚為簡明而扼要，不過就中復圣顏子去世太早，雖得克己復禮之說，而無所發揮，也沒有弟子為之傳授下來，所以對于弘揚圣道的貢獻，不能與宗圣曾子相比。曾子不但“與聞一貫之道”，而其弟子子思又闡明中庸之道，弄得弟子孟子又闡發性善養氣之論，所以真正“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實在只是宗圣曾子一人。清世宗《宗圣贊》的措辭，亦頗為得要，錄之如左：
“宣圣轍環，在陳興嘆。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圣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道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舂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
孔子曾謂“參也魯”，想不到這位魯鈍淳樸的學生，卻得到道統的正脈，而成為貢獻最大、影響最遠的人。
（二）早悟一貫之道
《論語》的五百章中，有關曾子的立德之言只有十四章，《里仁》篇中所記的最為重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之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何以就是一貫之道？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謂：“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論語·雍也》篇：“夫仁也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這是說忠恕就是仁，也就是人與人相處之道。孔子之學，可以說就是仁學，處處都是以仁為本。而仁是為人處世之本，表現于行為上便是忠恕，所以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對此一解釋，十分簡要，他實在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人，有實學而不自矜。他的為學有如顏淵，他曾說：“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曾從事于斯矣。”這里所謂“吾友”，注家都說是指顏子，他說顏子曾如此，實在曾子自己也已做到。他每日三省其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而且知道“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他的為學如此謙虛勤奮，所以他從學孔子不過十年，而心得最多。
孔子弟子見于《論語》的凡三十二人，大半是魯國人，其從學時間可分為先后兩批，如顏淵、子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公西華、宰我、原憲等是先從學的；如子游、子夏、曾子、有子、子張、樊遲、澹臺滅明、宓子賤等都是后從學的。曾子在孔門弟子中年紀最輕，《史記》及《孔子家語》都說他比孔子少四十六歲，當他十六歲時，孔子在楚，他的父親曾點叫他到楚國去從孔子求學。依此推算，孔子去世時，曾子還是二十七歲的青年。所以曾子與聞一貫之道時，是在二十七歲以前，居然“唯而不疑”，可見他早已領悟忠恕一貫之道。所以清康熙皇帝的《宗圣曾子贊》，亦謂“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圣學在茲。”
（三）大孝之典型
孔子提倡孝道，門弟子中多有孝行，如閔子騫、子路、曾子最為知名。而曾子對于孝道的貢獻尤多，后世多以曾子為大孝的典型。宋高宗贊曾子，便專指孝道而言，贊曰：“大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型。”清康熙的曾子贊亦謂：“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史記》傳曾子，謂“孔子以為能通孝者道，故授之業，作孝經。”經典釋文因亦謂“孔子為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孝經》是否為曾子所作，宋儒頗多懷疑，不過古籍中記述曾子的孝行頗多，不但能實踐，而且有許多理論流傳下來。清龐鐘璐所撰《文廟祀典考》（近由中國禮樂學會重為影印），中有圣門考略，對曾子的生平及孝行考述頗詳，可供參考。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次孝不辱，其下能養。”又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呂覽）曾子所說，并非托之空言，皆能見諸事實，所以當時子貢稱贊曾子說：“滿而不盈，實而能虛，過之能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亦說：“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家語）
我認為中華文化所以能一脈相承而不中斷，亦由孝道為之維系，中華民族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亦由于實行孝道的結果，在拙著《人理學研究》及《四書道貫》中各有較為詳細的說明。可見宗圣弟子的孝道不但是孝道的典型，實在是治國平天下之本，故《呂氏春秋·孝行覽》說：“凡為天下治國家，比務本而后末，……務本莫貴于孝。”
（四）《大學》之作者
曾子事孔子十年，孔子授以《大學》，故程子謂“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謂“其經一章，乃曾子述孔子之言。其傳十章，則曾子闡經而門人記之。”朱子因此作《大學章句》，世人傳誦至今，因此歷來都說《大學》是曾子所作。此書原為《大戴記》中的一篇，漢唐的經師大儒都未了解其意義，未嘗重視，至程朱始為章句，以與《論語》、《中庸》、《孟子》合并《四書》，《四書》是自宋末以來七百余年間最重要的書籍。
關于《大學》一書的內容和價值， ?國父最先認為《大學》是中國固有的政治哲學， ?蔣總統繼而精深研究，于是現代學者才知注意。
蔣總統認為《大學》的三綱八目，是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書中包含著許多做人做事成功立業的大道理，而其傳文第十章則是闡述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法則。所以， ?蔣總統希望中國人多能深明大學之道，他曾說：“不斷的研究，就覺得其中每一句話都有深切的道理。”可見《大學》一書的價值，在中華文化中是何等重要。
曾子認為治國平天下的要道，在于財利之如何處理，以作君子小人的辨別。他尊奉孔子天下為公的思想，提出一個“契矩之道”，其意在于公天下的好惡。財利是天下所同好的，公其利以利天下的是君子，私其利以害天下的便是小人。治國平天下最重要的在于得眾得民心，所以說：“道得眾則得國，失民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一個國家的興亡得失之道，如此而已。所以“唯仁人為能愛人”能為民興利除害，所以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這“以義為利”的治平原則，實在是顛撲不破，萬古可用的真理，所以我們可以斷言“仁必能勝暴”。
其實，曾子的著述不僅《大學》一書，此外，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兇變禮，孔子并詳告之，其語經曾子記述，《漢書·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今存于《大戴記》中的，僅有立事至天圓十篇，王應麟謂是“曾子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行孝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又，《論語》一書，一般人都認為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的記錄，可是唐柳宗元作《論語辯》，認為是曾子的弟子所記，他說：“如子弟子會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此一說法，更可增益曾子對于弘揚圣學的貢獻。
（五）歷代之尊崇
曾子既得孔子之道的正傳，專心講學，以弘圣道，當時各國諸侯都很尊重他，齊國和楚國都要聘請他做大官，他都沒有答應。《孔子家語》說，“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能遠親而為人役。”《韓詩外傳》中亦說曾子事親甚孝，不愿遠離：“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后，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其實曾子是很有抱負的，他曾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與？”（論語泰伯篇）可是那時正是戰國初期，諸侯力征，比之春秋時代的政治更為混亂。曾子年輕時代隨從孔子周游列國，看到孔子的棲棲遑遑，席不暇暖，而憂圣道不行，所以他早已無心用世，所謂不欲遠離其親，亦不過托辭而已。
自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對策，尊奉孔子，抑黜百家，至唐高宗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從長孫無忌等的建議，始定孔子為先圣，總章元年（西元六六八），皇太子釋奠于國學，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為太子少保，這是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子配享亦始于此。玄宗開元八年（西元七二〇），詔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這可知其時儒家尚僅知尊重曾子的孝道，在孔門弟子中的地位，尚在十哲之次。
此后直至宋度宗咸淳三年（西元一二六七），始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并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這是因為孟子先于宋神宗元豐六年（西元一〇八四）配享，至孝宗淳熙三年（西元一一七六），洪邁謂“孟子配食，與顏子并，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于禮儀實為未安，乞改正。”而且其時去朱子之卒，亦已六十余年，《大學章句》及《中庸章句》均已行世，所以一般學者對曾子、子思的思想較多認識。
其后至元文宗至順元年（西元一三三〇），加封顏子兗國復圣公、曾子郕國宗圣公、子思沂國述圣公、孟子鄒國亞圣公，四配復圣、宗圣、述圣、亞圣之號定于此。明世宗嘉靖九年（西元一五三〇），由于大學生張璁的建議，禮部會諸臣議：“人以圣人為至，圣人以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圣，其意已備。今宜于孔子神位題至圣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其四配稱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亞圣孟子……不復稱公……。”嘉靖十八年（西元一五三九），授曾子六十代孫質粹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這些都是歷代對曾子的尊崇，其實曾子并不會重視這些虛名，他是以弘揚圣學為己任，所以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由此數語，可知曾子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其對于歷代儒家的啟示，更有深遠的意義，我尤其希望全國學者及一般青年三復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