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悖論：三個和尚沒水吃
讓三個人共同負責一件小事，雖然三個人都很努力去做，但是，事情可能沒有讓一個人單獨去做有效率。
一件事如果讓一個人做，他會做得很不錯，但如果交給三個人，則效率立降，出錯的概率也會增加。這就是三個人抬水沒水吃，還不如輪流由一個人去提水。
共同負責，恰恰就意味著無人負責
西漢劉向編撰的歷史故事集《新序》中有一句話：“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讓三個人把一只羊牽到草原上，然后命他們看好這只羊，結果怎么樣？三個人累得夠嗆，羊餓得半死。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就是因為沒分清責任。共同負責就意味著無人負責，三個人你推我阻，誰也不想具體出力，分工不明，事情就做得丟三落四。到最后你要追究責任的時候，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誰的錯。
這個故事跟《三個和尚》講的是同樣的道理，共同負責一件事，人就有推卸責任的心理，心想：反正他們也有份，我得少出點力，讓他們多出力。人人偷懶，事情就懈怠了。那還不如指定一個和尚下去扛水，大家還能多少喝到一些水呢！
北宋時，有一次黃河發大水，皇帝派了兩名官員共同去治水，結果是越治水患越大，一查才知道，兩名官員去了之后，爭執不下，都想按自己的方案來，幾個月的時間，哥倆光扯皮內訌了，正事一件沒辦。他把兩名官員調回來治罪，另派一人前去治水，堅持按一個方案治理，兩個月不到，水患已然平息。
唐朝實行一套嚴密而有組織性的中央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中央設立三個省，分別為：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書省負責起草詔令，門下省負責封駁審議，尚書省負責執行任務。尚書省又下設吏部、禮部、兵部、戶部、刑部和工部六個部門，由它們負責具體執行。各個部門只負責分內的工作，分工明確，不會出現相互推諉的現象，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這讓我們聯想到部門之間的扯皮推諉，根源就是分工不明，責任不清。看上去好像每個部門都有份，其實最后就是各個部門都不想出力，盼著其他部門把事情解決。責任是共同的，可事情誰也不想做。
“人牧一羊”，效率才最高
無論做何事，責任都要細化，每個人都有各自該做的事情，并且考核要到位。從“三人牧一羊”變成“一人牧一羊”，羊能吃飽了，人也不會太累，而且還省了內耗和爭斗。將共同的責任變成單個的對應責任，這對企業的管理來說，才是真正的進步。
為什么這么說呢？“一人牧一羊”，他就沒有了偷懶的借口和機會，因為除了他自己，沒人會幫他，他也找不到擋箭牌，所以只能完成任務再休息。如果是兩個人或三個人，幾個部門糾纏在一起，那就光剩扯皮了，事情就在那兒曬太陽，效率差得驚人。
當然，這并非不鼓勵團隊合作，而是告訴我們，合作的前提是分工明確，各自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就像流水線一樣，每人負責一個零件，組裝起來，就是一部完整的機器，這正是最佳模式的團隊合作。
只有分工明確了，工作效率才會得到提高，如果一群人干同一件事情，就像是一鍋粥似的，甚至會意見不合，發生口角，這樣事情怎么可能做好？
赤壁之戰前夕，諸葛亮心中早已料定曹操會大敗而歸，為了阻截曹操的后路，他發布了這樣的指令：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他對趙云說：“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徑取烏林小路，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今夜四更以后，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等他軍馬過，就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一半。”
趙云說：“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哪條路來？”孔明解釋道：“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后大軍投許昌而去。”趙云領了計就去了。孔明又喚來了張飛，對他布置道：“翼德，你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彝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來日雨過，必然來埋鍋造飯。只看煙起，便就山邊放起火來。雖然不捉得曹操，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然后他又囑咐糜竺、糜芳、劉封三個人各駕著船只，繞江剿擒敗軍，奪取器械。三人領計去了。最后，他又對公子劉琦說：“武昌一望之地。最為緊要。公子便請回，率領所部之兵，陳于岸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者，就而擒之，卻不可輕離城郭。”
諸葛亮善于謀略的地方就在于此，他給每位將領都分派了一個任務，讓他們各守其責，這樣密不透風的作戰計劃，自然是百事百利了。若不是關羽心懷忠義，在華容道上放跑了曹操，曹操早已經是諸葛亮的甕中之鱉了。
然而遺憾的是，很多領導并不懂得這個道理，在做事的時候還是“大鍋飯”，獎勵的時候卻成為了某些“紅人”的獨角戲。這就在部門內制造了一種不公平和消極不作為的氛圍。事實上，今天的社會中很多問題的發生，都是由于這個原因。“三人牧一羊”，既犧牲了效率，也犧牲了公正。
配角是大贏家
一山不容二虎，做好副手，最好的辦法就是做好陪襯。否則，無論你多么賣命，也會因為“工作需要”而遭到貶謫或打壓。
對于甘當配角的價值，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領悟。當時我和父親一起去散步，外面的風很大，路邊的樹被吹得左右搖擺，臉更是被刮得生疼。我就很天真地問父親：“為什么不把這些樹都砍了呢？你看風多大呀！”
父親一開始讓我問得一頭霧水：“為什么要把樹都砍了？”
我說：“把樹砍了不就沒有風了嗎？”那時，我的思維認為因為樹動所以才有風，而不能理解因為有了風樹才會動。
父親哈哈大笑，告訴我說：“如果沒有這些樹，怎么能讓人看到風有多大呢！”
聽了父親的解釋，我才覺得，的確很有道理。應用到生活中，這就是陪襯的價值。風吹得很大，可是怎樣讓人們看到？就是因為有樹的存在。同理，著名的“彼得原理”提出了一種“創造性不合格”的論點，就是對陪襯的另類解讀。有不合格的人存在，才能體現出“合格的人”是什么樣的。
當然，人們的普遍思維是當老大，不想當副手。他們覺得，去做天王老子的跟班，也不如當小山頭的老大。無論什么單位，二把手都是最難做的，舒舒服服地伸直了不行，小心翼翼地縮著也沒用。一個副職，太能干了，正的就不高興，因為你功高蓋主，威脅到他的地位，他就要想辦法整你；太窩囊了，底下的人瞧不起你，背后就會議論你，讓你夾在中間里外不是人，前途也受影響。
可是，副手的存在，恰恰就是為了給那個正職做好陪襯。副手必不可少，而當你恰巧坐在這個位置時，就要研究如何做好正職的陪襯了。要做得既讓你的服務對象高興，還得適時展現自己的能力，讓下邊的人佩服，讓旁觀的人尊重，這就是一門硬功夫了。
一山不容二虎，副職要學會當貓做驢
一座山頭只能有一個王，一個部門只能有一只老虎，一塊領地也只能有一頭雄獅。正職首先將副職視為一種威脅，其次才是自己的助手。一個人如果做了副職領導還想不透這點，拼命表現自我的話，他離被調走就不遠了。
所以，你就不得不學學“老二”哲學。在職場上若想長久，在社會中要想獲得長遠的發展，就不能太過急功近利了，能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不論是打江山，還是做官，深諳“老二”哲學的人，永遠是最后的贏家。一把手表面上看著很風光，但是他每天操心的事情自然也會很多，而且還生怕別人搶了他的位置，一天到晚提心吊膽，內心得不到放松，反倒是那些坐第二把交椅的人，識時務，懂得明哲保身，因而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享盡一生的榮華富貴。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官員爾虞我詐，都想當王，結果相互拼斗了一輩子，最后誰都沒能當上王，反而被那些默默無聞的副職們坐收漁翁之利，“槍打出頭鳥”，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副職怎么樣才叫作貓呢？有本書叫《芝麻官悟語》，是山西省一位副市長寫的，他說副職要“說了動，擋得住，受得下”。說了動，就是一把手安排的工作要雷厲風行地干起來，主動配合不越位，勤奮工作不說累；擋得住，就是獨立工作能力強，能為主要領導獨當一面；受得下，就是受得下苦，某種程度上講還要能受得下氣。領導罵你要聽著，讓你背黑鍋要忍著，讓你蹲著你就不能伸長脖子出風頭，因為苦勞是你的，風光是正職的。所以說有時副職是氣死的，而不是累死的，此言一點不假。副職如果有牛脾氣，就會跟正職頂牛，牛頂牛，死一只。可如果是一副貓脾氣，就好辦了，面對現實，把不甘心藏在胸中，慢慢努力，暗度陳倉，先讓正職滿意了，你早晚也能變成正職。
可以是陪襯，但千萬不要做花瓶
二把手也是官，是官就要有權威，為自己創造一個晉升的通道。所以，副職也得表現。在做好陪襯的基礎上，把才華體現出來。
第一，副職可以事事請示，突出一把手的權威，但要分管一攤，做好自己那一攤，事事都盡心。因為副職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橋梁和紐帶，既要當好正職的延伸，又要當好下面人的領頭人，既要把組織和正職的指示精神傳達下去，又要把下面的情況收集上來，用最恰當的方法上報。這就有點軸承的作用，所以，副職即便是軸承，也一定得是一根堅固的軸，承受得起這樣的任務和壓力。第二，當好正職的嘴和腿，替他傳達命令，跑腿干活，也要做好正職的耳朵，對他的錯誤進行彌補。可以讓正職覺得這都是他的功勞，但你一定要讓下面的人看到你的成績，讓更上面的領導認可你的努力。
一個合格副職要遵循的三條原則：不爭權、不越權、不棄權。
一個合格副職要干好的三種工作：正職想干不好干的，我干；正職該干不愿干的，我干；正職忘記干但必須干的，我干。
看到了嗎，做副職確實不容易，但做好副職也有一些管用的竅門。讓領導覺得你是一位合作愉快的好下手，還得警惕性很強地防范著別成為他的替罪羊。必要時，你得明哲保身。但大多數時候，你又得綠葉配紅花，和領導完美地融為一體，這可是一門大學問，是非得身經百戰，才能悟出的真諦啊！
眼睛向上看
人員超編的地方，一定是“肥缺”單位；長期缺員的地方，則往往是沒人問津的“清水衙門”。
我常聽到人們說一句話：“水往低處流，人要往高處走。”什么是成功？其實這個最簡單的道理，就講出了成功的含義。我給這句話再加一句補充，就是“眼睛向上看”。這就是世界的真相，是這個社會的本質。我們的姿態一定要擺低，這是水往低處流，但步伐和方向，卻要向上走，眼睛向上看。理想定得高一些，目標朝著更高的地方，攀登的腳步永不停歇。一個人，如果知道了這個道理，懂得了這個世界是怎么回事，并且已經知道怎么對付它，如何尋找高處，并聰明地擺低姿態，那他就必然是一位成功者。
曾國藩曾經這樣評價自己，他說：“我這個人近乎于‘拙愚’，我很笨，我不如別人。”這樣的性格就像水一樣，一直流向低處，謙虛謹慎，和氣待人。但他實際上是一個頗有心機的強者，他時時懂得為自己“爭官”，不管是在朝中，還是丁憂在家，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晉升機會，并且敏銳地去把握機會。
我們每一個有事業心的人，當然都不會滿足于現狀，總是想著怎樣讓自己出人頭地，去成為一個最優秀的人，做一個能夠得到不斷晉升的人。這是社會競爭的動力，也是人們拼命地編織人際關系網的原動力。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滿足自己在各方面的需求和欲望。要知道，沒有任何欲望和需求的人是不可能得到晉升的。
所以，人們總是擠向充滿機會的地方，而遠離那些沒有前景的東西。在今天，人們也是想進入發展前景很好、收入很高的公司，唾棄那些工資低和沒什么前途的行業、單位。
這個道理，古今都是相通的。古代的書生秀才們寒窗十載，所為何故呢？無非就是名利二字。宋朝皇帝趙恒有首詩就一語道破了古代士子發奮讀書的目的：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為什么人人都想著晉升和獲取財富呢？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會向上攀登，機會越多越好。淡泊名利的人，我們身邊確實有，但少之又少。因為這是人性的本質，多數人都戰勝不了山頂風景的誘惑。因此，爭相上山的人多，輕松下山的人少。
晉升意味著自己人際關系網的擴展
人的地位越高、財富越多，交際面就越廣。人們都想認識你，在你這里得到好處。因此，到處都是朋友，而且你是被動的，對方是主動的。你的家門被來拜訪的人踏破，你的手機被人們打爆。不過，就像我們在下一章要講到的，交際面的擴大，不代表你交際的層次會提高，也不意味著你會交到更多的朋友，這取決于你的眼光、人格和凝聚力。
晉升對人們來說意味著更大的發展機遇
山上的風景好看，所以人們想上山。站在山上，看得遠，見識廣，機遇也多。人都是想擴大自己未來前途的，都希望可以充分地施展、表現和被人重視，所以才追求向上走、向上看，而不是平淡無為、甘居人后。
同時，晉升一次或者事業向上一步，就等于受到了一次社會的承認和接受，也表明了現實世界對于自己的一次肯定，對自信心是很大的增強。不過，向上走、晉升、事業的拓展這些積極的心態和舉動，盡管可取，卻并不表明我們就可以不擇手段、削尖腦袋地向上擠。我們只有遵守規則，正大光明地贏，才能贏得別人尊敬，讓人無可爭議。
“自己人”才有執行力
新上司總要培養自己人，這樣他才放心。不管是君子還是小人，坐到這個位置上，所做的事情都是如此。
這在職場中簡直是人人默認的“明規則”了。舊的領導走了人，新的上司走馬上任，手下卻是一幫“前朝臣子”，無論做事原則還是思維方式全都是前一任的做派，在這樣的情況下，新上任的領導是絕對不會放之任之的。因為新領導一上任，首先要知曉下面的情況，其次要鞏固自己的勢力，必定要先豐滿自己的羽翼，提拔和任用“自己人”，而跟自己相對立的“前朝”的重要角色則會一個個遭到排擠，被踢出這個新聯盟的圈子。
新領導總要培養自己的人，因為自己人才聽話
你可能已經發現了，在所有的大企業，領導人一旦發生調動，就預示著屬下的日子不太平了，它帶來的影響是誰也無法左右的，即使是領導人也很難控制這種局面，每個人都在遵守著這樣的規則，沒有人能夠避免。
“底下人”的去留升降，完全取決于他之前追隨的領導對象。
北宋的神宗皇帝即位，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王安石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立即遭到了保守黨的堅決反對。但當時王安石擔任宰相，掌握朝政大權，聽到有不同的聲音反對自己，就雷厲風行地排擠打壓保守黨。
于是，守舊派的核心人物司馬光因為竭力反對變法，請求離京外任；宋朝元老范縝被迫“致仕”，也就是告老還鄉了；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因反對變法而被貶到河中府做知府；御史中丞呂誨因辱罵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被貶到鄧州，守舊勢力幾乎被新黨排擠殆盡。
元豐八年，宋哲宗登基即位，高太后臨朝聽政，將司馬光召回京城，輔佐國事，僅僅幾個月的時間，他將新黨盡數罷黜，新法也一律廢除，之前被打壓的舊黨又粉墨登場了。
這種戲劇性的一幕正是職場現象最直觀的展示。職場游戲，或者說我們這個世界的規則，就是“輪流坐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換掉的不僅是領頭人，還有跟在后面的嘍啰們。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公司和國家，都無法逃脫這個規律的主宰。
許多事都是一榮俱榮、一辱俱辱。一個利益集團的領導忽然時運當頭，受到提拔和重用了，他的手下們也跟著沾光，而一旦仕途不順，自己的部屬也會跟著倒臺。
一旦發生職位調動，將會是一場暗潮的席涌
新領導的職位發生變動，必然引起一場激烈的暗斗。一個利益集團中本來高高在上的領導者，如果在一場權益斗爭中失敗，而之前遭他排擠打壓的勢力又死灰復燃、乘機而起，那么這個領導者會面臨相當嚴峻的威脅和挑戰。
我們可以看到，古代的官場爭斗和今天的社會利益的爭奪、辦公室利益的大戰都是一樣的。新勢力勢必會遭到舊勢力的阻礙和反擊。如果皇帝能認可這種新勢力的存在，他就會支持和鼓勵它的發展，但是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支持的在位者不在其位了，這股新勢力失去了憑依，背后的靠山沒有了，那么原來的舊勢力就會瘋狂反撲。
如果這股新勢力地位沒有得到鞏固，力量也沒有壯大到足以跟舊勢力相抗衡的狀態，那么這股新勢力很可能被舊勢力扼殺在搖籃之中。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前后進行了兩次變法，使秦國迅速強大起來。但是變法萬分艱難。先是與舊貴族甘龍和杜摯進行了一場辯論，商鞅背后有秦孝公撐腰，最終贏得了這場辯論的勝利。他頒行法令不久，太子就正好撞在了槍眼上，觸犯了他制定的法律。商鞅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雖然沒有對太子施以刑罰，但他認為，作為太子的授業恩師公子虔和公孫賈難辭其咎，《三字經》里說了：教不嚴，師之惰。沒有將學生教育好，是老師的懶惰造成的，于是將此二人進行了懲罰。
后來太傅公子虔又犯了法，商鞅又將他鼻子割了去，改革措施雷厲風行。商鞅擔任秦國宰相10年，招惹了無數的皇親國戚的埋怨和仇視。不久秦孝公去世了，太子即位了。公子虔早就對他怒恨已久，孝公這一蹬腿，商鞅的靠山沒有了，而自己的靠山出現了，以他為首的舊貴族開始對他發動反擊了。
于是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謀反，派人逮捕商鞅。商鞅逃到邊境，馬上就要離開秦國了，他想住旅店，可是按照他制定的法律，他住旅店必須要有憑證才行，偏偏他自己沒有帶。后來總算逃到魏國去了，魏國人卻恨他，因為秦國變得強大了以后，就經常侵犯魏國，于是魏國將商鞅又送回了秦國，秦惠王最終將他五馬分尸了。
你看，即便是商鞅這樣的歷史上的強力人物，也無法擺脫這種現象對于他個人命運的主宰。他在主持變法時，大量更換和任用了聽話能干的自己人，才取得了成功。而在新王登基、時勢變化時，他也成了這一規則的犧牲者。因為新的秦王也需要自己人，也要進行人事變動，這時的商鞅就成了之前他搬掉的那種絆腳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