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民貴君輕”論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民本思想命題。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在諸侯混戰、民不聊生的亂世，孟子站在民眾的立場上，努力宣傳他的民本思想，反對戰爭，反對暴政，希圖建立人民可以安居樂業的統一國家（天下）。
從“民貴君輕”的論斷出發，孟子呼吁各國統治者實行他的仁政主張，認為行仁政以統一天下既具有道義上的正當性又極富效率性。仁政的承擔者主要是君。孟子對君主的資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君主的權力也作了種種限制，形成傳統文化中獨具特色的君主理論。
一、民本與仁政
孟子所處的時代是天下大亂的時代。周王室衰微，傳統的政治秩序完全被破壞，“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諸侯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各諸侯國內政治昏暗，民不聊生，“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擺在當時各個階層和各家學派面前的迫切任務是重新建立起良好的社會秩序。
懷著對唐、虞、三代王道政治的美好回憶，孟子提出的平治天下的思路是：個別諸侯國實行仁政，通過仁政巨大的道德威力和示范作用，收取天下民心，以文王吊民伐罪式的征討，用最小的犧牲統一天下。
仁政的理論基礎是民本思想。
1、民意是君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
民本思想認為，民意是君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在周以前，人們認為天命是統治者權力的來源。周初政治家周公總結商代滅亡的歷史教訓時提出天命不常的觀念，并把人事作為天命的補充。他強調統治者要明德慎罰、敬天保民，只有這樣才能獲取天的保佑。他認為，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尚書·康誥》）
治理國家就要像醫治疾病一樣謹慎從事，上天是否保佑，只有通過民情才可體現。因此，“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尚書·酒誥》）統治者應該時刻關注民情，從民意中體察天命。周公開啟了后世民本思想的先河。
孟子繼承了周公的思路，把天命和人事結合在一起，而在實際上把重點轉移到了人事方面。在和萬章的對話中，他說：
“天子能薦人于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于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萬章上》）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萬章上》）
孟子認為，天命和民意是君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如何驗證君主權力的正當性呢？孟子指出，讓他主持祭祀，百神享之，說明天接受他；讓他管事，事情能管好，百姓能安寧，這是人民接受他。但這兩者中只有民意是具有操作性和實在性的。孟子引用《尚書·泰誓》的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因此統治者必須關注人民，從民意而得知天命，由體察民眾而獲得上天的保佑。孟子實際上肯定了民意是君主權力正當性的主要來源。
2、民意是君主力量之所在
民意不僅是君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它還是君主力量之所在。孟子指出，獲得民意支持的君主是不可戰勝、不可抵擋的。他的這個結論是從商湯統一天下的史實得出來的。他對這段歷史是這樣描述的：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蕓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下》）
商湯獲得民意的支持，因此無往而不勝。反之，“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離婁上》）桀紂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他們失去了民心。由此孟子認為，君主要想獲取天下就要爭取民心，而獲取民心最有效的途徑是行仁政，因為向往仁政是民眾的本性。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孟子·離婁上》）
孟子堅信，行仁政、獲民心者無敵于天下，“仁者無敵”是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他對齊宣王說：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巿，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
仁政的有效性還表現在與霸道的比較中。他說：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孫丑上》）
?以霸道取天下，必須有大國作基礎，而以仁政取天下，即使很小的國家也可以實行。商湯、文王都是起自小國，通過行仁政取得天下的。
孟子對于管仲式的富國之路極為不屑。在孟子的開篇，他就提出了應重義輕利，反對國家以利為目標。他對見面就問他“亦將有以利吾國”的梁惠王進行了不客氣的批駁，告訴他“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次公孫丑將他與管仲相提并論時，他大為惱火，說：“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愿之乎？”（《孟子·公孫丑上》）
同樣，孟子也不屑于依仗軍事來統一。他認為，只要實行王政，取得天下民心，取天下易如反掌。商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的理想化了的描述是孟子經常拿來論證他的的“仁者無敵”主張的。在仁政面前，軍事力量，特別是沒有道義支撐的軍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以戰爭手段統一天下，既沒有道義的支持，也不會有實際的功效，所以他旗幟鮮明地反對戰爭，認為那些善于戰爭的人都是罪人：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上》）
從民本的立場出發，孟子認為實行仁政是統一天下最好的辦法。
二、對不仁君主的懲罰措施
孟子思想中對專制君主最具挑戰性的莫過于對不行仁政的君主的懲罰措施了。孟子認為君主只是受命于天來治理人民的，當君主無道、不行仁政時，孟子就明確否定他們的權威，肯定臣民有采取一定的抵抗措施的權力。
首先，臣民對不仁君主有保持冷漠的權力。
鄒與魯曾發生戰斗，鄒國的官員死了幾十個，而老百姓卻沒有人戰死。鄒穆公問孟子該怎么辦，孟子指出：
?“兇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梁惠王上》）
鄒穆公平時不行仁政，不愛護人民，那么人民在這個時候就沒有必要為他賣命了。同樣，臣也有對君主冷漠的權利：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孟子·離婁上》）
看到君主胡作非為，濫殺無辜，士與大夫可以離開，不再效忠于君主。孟子并不認為臣對君有無條件的盡忠的義務，臣對君的態度取決于君對臣的態度：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上》）
這是一種類似于契約式的相互對待關系。從這個角度君的權威自然是大打折扣了，無怪乎明太祖對孟子大為不滿。
其次，大臣有權撤換不仁之君。
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如果君主危害國家，大臣可以采取撤換君主的行動：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孟子·盡心下》）
太甲作為天子而不得民心，伊尹就把他放逐了。人臣可以放逐天子么？孟子肯定說，只要有伊尹那樣的出發點就可以，判斷的標準就是“民大悅”。還有一處：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孟子·萬章下》）
如果君主有大的過失，又不肯聽諫勸，那么貴戚之卿，其實就是王族成員有權撤換調他。這話說得齊宣王當場變色。因此孟子的民本思想對于統治者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論證其合法性，也可以論證其不合法性。
第三，對于不仁之君的征討
行仁政是君主權利合法性的基礎。如果君主不仁，君就不再是君了。推翻不仁之君是正義的行動，不是叛逆。孟子在評價湯武革命時說：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不仁義者如紂王，只是獨夫民賊，殺之不為罪。但由誰來執行推翻暴君的任務呢？孟子肯定諸侯或大臣有權采取行動，如商湯、周武。孟子寄希望于仁義之君的興起收拾天下大亂的殘局。雖然他厭惡諸侯之間的混戰，說“春秋無義戰”（《 孟子·盡心下》）但如果諸侯國能以救民為目的討伐他國，他還是認可的。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孟子有關伐燕之事。孟子認為燕國國君“虐其民”，齊如果以救民于水火為目的去攻打燕，這是正當的。但如果不行仁政，那就沒有理由了。
從道義上肯定仁義之師對于不仁之君的征討，這也是對不仁之君的一種懲罰。但孟子沒有肯定“民”有權起來反抗暴君，民對于暴君只能忍受，期待仁君的拯救。
三、評價
孟子的制度設計是以其民本思想為基礎的。他的民本主張雖然還遠不是民主，但與他同時代的主張絕對君主的法家相比，與后來特別是元明清時代實際存在的專制制度相比，仍不失為是一種理想的制度。其實孟子思想的價值在于以一種理想的制度、理想的境界作為現實的參照，成為人們批判現實的理論資源。
孟子很長時間內地位都不高。他關于湯武革命的議論顯然不利于君主專制權力。據《漢書·轅固傳》記載，漢景帝時轅生與黃生在漢景帝面前爭論湯武革命是否正確時，景帝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其味，然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干脆不讓學者繼續深入下去了。明太祖讀到“臣視君如寇讎”的議論，對孟子十分不滿，要把他從孔廟里搬出來，后在大臣的強烈反對下才作罷，但他下令對《孟子》一書進行刪改之后才可以用。
孟子在儒學中的地位經歷了一個上升的過程。從宋代開始，孟子的主張在官僚士人階層獲得普遍認可，《孟子》被列入“四書”。元明清時代四書被官方指定的教科書。“民貴君輕”的論斷是孟子民本思想最主要的體現，由于最高統治者的認同、論證、提倡，“民貴君輕”成為了傳統社會的大眾價值共識。
這樣就產生了兩個悖論：為什么一個在當時被證明是失敗的理論會受到后世如此的重視？為什么在民本思想受到空前褒揚的同時，現實的政治卻不斷走向專制？
孟子的民本思想在當時是失敗的（實際的政治家是不會采用孟子的主張的），但孟子觸及到了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就是如何安撫民心，保持穩定，維護社會秩序。這是任何政治（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問題。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論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較為可靠的思路。歷史證明，經歷過激烈的朝代變革后的統治者，對民本思想往往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會。
孟子“民貴君輕”的論斷在一定程度上對于專制制度有緩和作用。他認為民眾的支持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失掉民心的君主可以被撤換，不被民眾支持的王朝應該下臺，這就有點民主思想的味道了。但孟子的根本思路還是期待明君治世，主張精英治國。
在中國傳統思想的大框架內，孟子民本主張中可能導向民主的因素不可能有成長的空間。政治永遠是實力的角逐，民主的實現取決于民眾力量的覺醒。而在中國，直至有清一代，作為本的“民”始終是一個被動的對象。所以統治者可以一方面大力宣揚“民貴君輕”，同時又毫不客氣地加強專制。我們知道，明、清兩代是封建專制不斷走向極端的時代。
這樣看來，孟子的民本主張又只是為后世統治者論證合法性提供了一個便利的思路而已。
（知乎答問：怎么看待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