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里苦難的人生
—--—懷念路遙
張小笨
1995年11月17日，即路遙病逝三周年紀念日，遵照他的遺囑，路遙的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學文匯山上。
至此，路遙那漂泊而沉思的靈魂永遠回歸到他摯愛的黃土地中了......
多少年來，他墓前的鮮花從沒有斷過，全國各地曾被他的思想所引領，精神所鼓舞的青年們經常來此祭奠，表達對一代偉大作家和思想者的深切緬懷。
誠如著名作家賈平凹所言：“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他雖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讀者捶讀，他的故事依舊被傳頌......”
過去，陜北人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落草”意味著新生命與隨遇而安的草木沒有什么不同，同樣微不足道，同樣自生自滅。
1949年12月2日，路遙“落草”在陜西省綏德地區清澗縣石嘴驛鎮王家堡村一戶普通農民家里。
大字不識一個的爺爺王再朝老漢思量再三，給這個長孫起了個“衛”的小名。他說只能給娃先起個小名，官名等上學堂后讓先生起吧。
草木卑賤，但耐活。年幼的“衛兒”躲過了幾次大病，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上學的年齡，人也越來越懂事了。
路遙的母親后來回憶說：“我家衛兒從小就是個精。從來就沒讓我急過肚子。七八歲上就會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摞在鹼畔上，摞下美美的一摞。俊得人貴賤不能燒。”
然而，母親的疼愛并不能戰勝殘酷的現實，衛兒家實在太窮了，除了他還有一堆弟妹，經常飯都吃不上，根本沒法兒供他上學。
孩子一天天長大，總不能再當個“睜眼瞎”吧，衛兒父親王玉寬想到自己延川的大哥無子嗣，不如用“頂門”的方式把孩子過繼給大哥，在那里供他上學。
所以，盡管在清澗縣出生，實際上路遙是在延川長大的。“在我的意識中，”后來路遙回憶說，“延川就是我的家鄉，就是故土。”
養母非常喜愛這個侄兒，盡管依然很窮，但時不時會給衛兒用僅有的糧食做點可口的飯菜。衛兒也著實懂事，從不在大伯、大媽面前提過分的要求，只要能上學，其它都不重要。
村里小學的劉老師見衛兒沒官名，就說：“那就填上個國字，將來念好書，長大了參軍，保家衛國，說不定還能當個大官、軍長！”從此，衛兒變成了王衛國，成了延川縣馬家店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這個學上得不易，王衛國經常吃不飽飯。到了1963年春天，家里窮得實在沒辦法，為了不中斷孩子的學業，大媽拄著“打狗棍”跑到臨縣討飯，再把討來的食物賣掉，換成零錢供王衛國上學。
對一個人來說，往往生理上的痛苦可以忍耐，但心理上的折磨卻是刻骨銘心的。王衛國最怕上圖畫課，因為他根本沒錢買紙和水彩，只得呆呆地坐著看別的同學畫畫。
我們知道，貧富差距對小孩子的心理影響很大，這會導致兩種心理：一種是極度自卑，仇視他人；另一種是極端自強，不斷在各方面顯露強烈的表現和征服欲。
王衛國屬于后者，他敏感而好強。為了證明自己，他經常去縣文化館閱覽室讀報紙雜志，大量的閱讀使他獲取了豐富的信息，也讓他看到了精彩的世界。
在班上發言時，王衛國總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面對一雙雙仰慕的眼睛，王衛國為自己贏回一局。讀書之于他，從功利性逐漸轉變為必須性，他已無可挽回地愛上了閱讀。
王衛國雖然要強，但并不陰郁，他還有一個愛好，就是給同學們起綽號，什么蘭花花、爛南瓜、流氓等。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綽號，取王衛國的諧音——王喂狗，無論誰叫，他都答應。
那時，他是班長，也是全班快樂的內核......
小升初的考試，王衛國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斬獲“榜眼”。
消息傳來，在小山村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人人都在大伯、大媽面前夸這孩子有出息。但大伯卻鐵著張老臉，“這學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說了也沒用。”
能識文斷字就行了，一個農村娃還要上天不成，家里已經恓惶到這個地步，再也供不起了，對于這個窮苦的農民，大伯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但此時王衛國心里已激蕩起了強烈的求學欲望，他找到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干大，我想上學，你給我想想辦法！”話音未落，王衛國已泣不成聲。
那個年代，村里家家戶戶都非常困難，也就靠著糠菜勉強糊口，但一向仗義的村支書還是到處跑去借糧，最后總算借到兩斗黑豆，讓王衛國換成錢去交報名費。
很多年后，路遙在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里》真切地再現了他當年艱難的求學過程，其間流淌著沉厚的鄉野真情：
“我的親愛的父老鄉親們，不管他們有時候對事情的看法有著怎樣令人遺憾的局限性，但他們所有的人是極其淳樸和慷慨的.......
全村人盡管都餓得浮腫了，但仍然把自己那點救命的糧食分出一升半碗來，紛紛端到我家里，那幾個白胡子爺爺竟然把兒孫們孝敬他們的那幾個玉米面饃饃，也顫顫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餓了吃......
我忍不住在鄉親們面前放開聲哭了......我猛然間深切的懂得了：正是靠著這種偉大的有愛，生活在如此貧瘠土地上的人們，才一代一代延綿到了現在......”
從那時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辦，自己命運自己安排”的樸素道理，是的，勇敢走自己的路。
1966年，王衛國在陜西省初中升中專考試中，以優異成績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學校。
在當時，這意味著這個農家子弟可以從此擺脫苦難的農民身份，吃上“國庫糧”，三年畢業后成為國家干部，成為令人羨慕的城里人......
這時的王衛國，已狂熱地喜愛上詩歌創作。他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在《延安通訊》上發表，這是他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
后來在發表詩歌《車過南京橋》時，詩人聞頻建議他取個筆名。“好，”王衛國略加思索后，在自己的詩稿上斷然寫下“路遙”二字。
聞頻說：“好！這個名字好！路遙知馬力。”
此刻，擁有這個名字的人，用他手中纖細的筆，向這個愛恨交加的世界宣戰了！
1973年，全國高校普遍恢復招生，但招生方式是推薦選拔制。那時，在文學創作上已小有名氣的路遙，獲得了縣領導和有關人員的支持，“這后生是塊干大事的料”。
路遙十分喜歡柳青《創業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他懂得如何抓住青春的時光認真讀書，在延大期間他把更多時間用在讀中外名著上，而對古代漢語之類的課程就不那么熱心，經常逃課，以致1976年畢業時，延大中文系黨總支給他的畢業評語是“生活較散漫”五個字。
但這五個字并沒有影響王衛國去省級文學單位《陜西文藝》編輯部工作，因為在校期間，他就在那里實習過，據編輯部同事回憶：“他對稿件的鑒賞能力比有些正式編輯還要強，對一篇稿子的優缺點往往會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兢兢業業完成日常的小編工作之余，王衛國把幾乎全部的業余時間都用在看書或寫作上，一忙就到半夜一兩點，有時熬個通宵。
1980年他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姐姐》、《月下》等幾篇短篇小說也相繼發表，頗受好評。
在一次作協西安分會舉辦的茶話會上，路遙發言說：“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業聯系在一起，我們的勞動才能變得更有價值。”這可能就是他撰寫中篇小說《人生》的一個原因。
路遙在其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這樣講述創作《人生》的情景：
“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
為此，我準備了近兩年，思想和藝術考慮備受折磨；而終于穿過障礙進入實際表現的時候，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
記得近一個月里，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深更半夜在陜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給縣委打電話，說這個青年可能神經錯亂，怕尋‘無常’......”
高加林來了，劉巧珍來了，黃亞萍來了，小說中的人物一個一個前來報到，他們就像路遙的兄弟姐妹，他有那么多話要對他們說，長期伏案胳膊磨腫了，路遙便找了塊石板，捧在懷里繼續寫......
《人生》寫得如何，從銷量就可窺一斑，當年其單行本首印13萬冊，上市不久即脫銷，第二版印了12.5萬冊，第三版7200冊。
關于它成功的原因，先不論評論家們如何云云，路遙自己給出的答案似乎更為深邃：“對作家來說，有生活這還不夠，必須是深刻理解了這些生活才行。
《平凡的世界》再讀《人生》的，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在藝術水準和思想力度方面都比《人生》要高出幾個檔次。
《人生》走紅時，很多人認為它是路遙不能逾越的高度，事實是，路遙真的超越了勝利。
路遙是一個充滿儀式感和富有心理暗示的人，在著手準備《平凡的世界》前（當時還沒起這個名字），他去了陜西北部和蒙古交界的毛烏素沙漠“誓師”，他在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真實地記錄了自己對毛烏素的理解：
“在這個孤寂而無聲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場景會無比開闊。你體會生命的意義也更會深刻。
你感到人是這樣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議的巨大。
你可能在這里迷路，但你也會廓清許多人生的迷津。
在這開闊的天地間，思維常常像洪水一樣泛濫。而最終又可能在這泛濫的思潮中流變出某種生活或事業的藍圖，甚至能用明了這些藍圖實施中的難點易點以及它們的總體進程。
這時候，你該自動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紛擾的人間。你將會變成為另外一個人，無所顧忌地開拓生活的新疆界……”
毛烏素是路遙禪悟的道場，那種無邊的蒼茫與寂寥是他力量的源泉。
這次近乎原始的朝拜后來被證明是重要的，因為沒有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人是無法度過隨后六年牛馬般生活的。
為寫這部書，路遙整整準備了三年，誠如他所說：“作品中任何虛假的聲音，讀者的耳朵都能聽得見。無病呻吟騙不來眼淚，只能換取諷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裝扮貧乏的園地以顯示自己的繁榮，這比一無所有更為糟糕.....”
時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依然被擺在各大書店的顯著位置，就是這句話的明證。
首先，鑒于自己缺乏長篇小說寫作經驗，他給自己列了一個近百部的長篇小說閱讀書目，并對其中幾部做重點研究。《紅樓夢》讀了三遍，《創業史》讀了七遍，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也是反復閱讀。
其次，擴大閱讀范圍，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和宗教，甚至還搜羅了大量知識型小冊子，諸如養魚、養蜂、施肥、氣象、歷法、UFO等。
因為小說要記錄1975到1985年中國城鄉結合部的社會變遷，為徹底弄清楚這十年間的社會歷史背景，以便在小說創作中準確地描繪出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狀態，路遙采取了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閱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陜西日報》和《延安報》合訂本。
一頁一頁翻看，手指頭被紙磨薄了，貼在紙上，如同放在刀刃上，只好用手后掌繼續翻閱。
除此之外，他還要詳細記錄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中的所有農作物和野生植物，所有家養和野生的飛禽走獸，風土民俗，婚嫁喪子，等等。
唐代詩人岑參有句詩說的好：“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
這部長篇就是路遙的“長安”，他是那么一個扎實的人，準備資料一絲不茍，嚴肅認真。與此同時，他小說中故事的框架開始清晰：
故事發源于一個叫雙水村的小山村，兄弟倆孫少安和孫少平，在1975年到改革開放之初在城鄉舞臺上展現各自的哀樂人生——哥哥孫少安扎根泥土，依靠勤勞的雙手改變命運；弟弟孫少平不甘憋死在黃土里，毅然出走，歷盡艱難險阻，嘗遍世態炎涼，終于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人與人，家與家，城市與山村，歡歌與寂寥相互交織，織成了一張人物的大網。
而路遙，就將在自己組建的這個平凡的世界里，和他們一起哭，一起笑。他是他們的主宰，也是他們的奴隸。
封閉創作期間，路遙強迫自己每天寫五千字，這是他的“獄規”，不是特殊情況絕不違反。
他習慣于晚起，喜歡工作到凌晨，靠不斷吸煙給自己提神。所以他的早飯就是別人的午餐，經常是兩個饅頭，一碗稀飯，不講究也不規律。
在創作最緊張的時候，他經常會進入一種譫妄狀態，上廁所一路小跑，到了才發現自己一手拿著筆，一手拿著筆記本，只好再跑回去取衛生紙......
在小說接近尾聲的時候，有一天，路遙給三弟王天樂打電話，讓他速來。王天樂心急火燎地趕去，路遙流著淚痛苦地對弟弟說：“田曉霞死了！”
王天樂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田曉霞是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她是孫少平的女朋友，王天樂既好笑又好氣，給大哥來了一頓，“我大老遠跑來，別人要知道了，肯定會認為咱兄弟是神經病！”
他陷得太深了，以至于把虛構世界中的人物當作真實世界的存在。
這種超強度的工作負荷無異于“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1988年1月，當他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時，身體已極度虛弱。在謄寫到尾聲時，他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雄關。
路遙此時高度緊張，心力幾乎耗盡，腿部開始抽筋，最后整只右手也痙攣了，五根手指就像雞爪子一樣丑陋得扭曲著，他用熱水“化開”痙攣的右手，死死得抓住筆，繼續寫下去：
“他（孫少平）遠遠看見，頭上包著紅頭巾的惠英，胸前飄著紅領巾的明明，以及脖項里響著銅鈴鐺的小狗，正向他飛奔而來.....”
路遙慢慢站起身，來到衛生間，用熱水洗了洗臉，幾年來，他第一次認真的在鏡前看了看自己，這顆陌生的頭顱兩鬢不知何時生出白發，皺紋橫七豎八，臉蒼老得像個老人。
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1991年，《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且排名第一。
路遙卻沒錢去北京領獎，只好讓弟弟王天樂幫著借五千塊錢，畢竟得在北京請請客，還得買點自己的書回來送人。
王天樂戲謔地說：“哥，今后再不要獲什么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可給你找不來外匯。”
路遙只說了一句：“日他媽的文學！”
諷刺的是，當時茅盾文學獎的獎金恰好是五千元，正好夠路遙還錢了。
這就是當時中國作家的窘態，錢一直離他們很遠，即使路遙獲獎以后，生活也并沒有改善多少。
那時中國興起了炒股熱，路遙也被裹挾進來，帶著自己的一點積蓄去排隊買股票，在隊伍里他老老實實呆著，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煙......
一年后，1992年11月17日早上9點30分，路遙，這個“十幾年來，吃著豬狗食，干著牛馬活”的黃土地的兒子永遠地停止了呼吸。
他得的是由乙肝引起的晚期肝硬化，以至肝功衰竭。怎么說這個病呢？早治療至少不會惡化到這種程度。但他卻把寶貴的時間無私地奉獻給了《平凡的世界》以及這個里外世界里的你我凡人，這是路遙永遠無悔的犧牲。
人生很多暗合，說不清楚。路遙去世的那天清晨，絕少寒雪突降的關中地區，卻飄起了漫天飛舞的雪花。可能上蒼知道，路遙生前最喜歡雪，所以精心設計了這曼妙的舞蹈，為他演出。
此刻，我們不由想到他整整花了三天時間，為《平凡的世界》寫就的開頭：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蒙蒙的雨絲夾雜著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著。
時令已快到驚蟄，雪當然再不會存留，往往還沒等落地，就已經消失得無蹤無影了。
黃土高原嚴寒而漫長的冬天看來就要過去，但那真正溫暖的春天還遠遠沒有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