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根據(jù)臺灣真實的惡性社會事件改編：李曉明在戲院隨意開槍射擊，造成9人死亡21人受傷。

這是一起“無差別兇殺案”， “無差別”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沒有仇怨，隨機選擇作案目標、在作案現(xiàn)場見誰殺誰的殺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作案是有預(yù)謀的，殺人的手段一般也有預(yù)謀，只是作案的對象是隨機的。

這是編劇將視角聚焦于李曉明兇殺案對不同家庭造成的影響與動蕩，及其引發(fā)的后續(xù)風(fēng)波。

如果不是一位朋友推薦，我想我不會看這種題材的劇，我向來不愿以惡意揣測，所以當我看到這部劇的名字時自己內(nèi)心是十分抵觸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情圍繞殺人犯李曉明的家屬、九位受害者代表劉天彥的家屬、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三方，以及“思覺失調(diào)癥”患者應(yīng)思聰及其家屬，他們的心路歷程和生活變化展開。鏡頭從正面的善惡審判，轉(zhuǎn)向了案件背后的真相探究，其實要表達的是人性的變化，討論人類社會的規(guī)則及解法（或無解）：

社會、道德、法律，是否都有絕對的黑與白？誰代表著正義與公平？對與錯誰來判定？多數(shù)是不是一定代表真理，道德與法律是不是同軌？……

一

劇一開始，對于媒體追熱點行為的爭論，就為我們還原了網(wǎng)絡(luò)暴力背后的部分真相。

一個殺人犯死有余辜，民意洶涌時恨不得他全家都死無葬身之地。

如劇中殺人犯李曉明的父母。在李曉明被正式宣判死刑之后，他的父母變賣房產(chǎn)賠款，但社會輿論對他們的壓力依然在與日俱增，不堪重負的夫妻倆只好面對媒體下跪道歉，可換來的卻是媒體的追問和討伐：

下跪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嗎？

請問下跪是有人指導(dǎo)你們嗎？

下跪不能換回九條人命！

李曉明的母親含著眼淚，聲嘶力竭地喊出：“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二十年去養(yǎng)一個殺人犯呀！”

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會成為新聞事件中的當事人，而人的天性中又有著參與欲，所以我們不甘于置身熱點之外，總想對社會事件進行了解和評論。人們通常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對事件進行善惡評價或者情感抒發(fā)，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掄起的是正義之棒，但是，我們的觀點是真理嗎？我們的“善良”是真善良嗎？“流量”即代表大多數(shù)人的意志嗎？大多數(shù)人又一定代表正義嗎？……

我們只是路過了很多人與事，并沒有走進。

李曉明的父母是殺人犯的家屬，但并不是參與者，為了躲避網(wǎng)絡(luò)暴力和社會輿論，他們賣掉了房子，關(guān)掉了手機，帶上了黑色口罩，在街角海邊茍延殘喘，但仍不被放過。大多數(shù)人自以為站在了“惡”的對立面，卻也在不知不覺中扮演了施暴者的角色。

不明真相和尋找真相永遠在競走途中。

真相往往是碎片，很難讓人看到它的完整面目。有些看似完美的真相，會被另一些細微碎片擊碎；我們能看見的，很難是事件的全部或本質(zhì)。

比起真相，更多的時候是謊言。謊言會暫時縫合一些矛盾和裂痕，使人安心沉睡；而傳達真相是既痛苦又辛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選擇在真相面前閉上眼睛。

其實沒有誰會在意真相，大多數(shù)人只會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那個真相。

李曉明罪該萬死，反社會人格也好，暴力恐怖傾向也好，他不會、也不應(yīng)該獲得任何的同情。

李曉明是罪大惡極，但眾人對律師和兇犯家屬潑出去的糞和砸出去的雞蛋，也會累積出惡意的，——千萬個這樣的惡意堆積，也會摧毀一個人。

二

編導(dǎo)把情感往兇犯家屬和精神病患者那里稍稍傾斜了一下，他們成功了，我們被帶進了節(jié)奏中，開始期待公平與與正義。可是，站在受害人一面，我們發(fā)現(xiàn)：

一方面，應(yīng)思聰?shù)接變簣@“綁架”孩子拍片子，的確沒有惡意；另一方面，他帶給幼兒園的孩子以及他們父母的卻是真真切切的長達數(shù)小時的恐慌。

一方面李曉明濫殺無辜，無辜家人因他幾近走投無路；另一方面，九人因他再也看不到明天，那些被傷害的家庭永墜黑暗之中。

一方面，陳昌精神錯亂思覺失調(diào)一心求死殘忍殺害孩童最后自吞塑料而死；另一方面天真的孩子被他殘忍殺害，家人之痛天地崩塌。

在極為無辜的受害者面前，去探討施害者的根源與動因，違逆了很多人的情感。

這也是我在追劇時情感的混亂與糾結(jié)。

編劇想通過一起無差別殺人案件，探討諸多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議題。比如，被害人家屬該如何熬過喪親之痛，該如何重新建立生活的坐標?比如，殺人兇手的家屬是否該接受道德和輿論上的“連坐”，他們可以撇清關(guān)系自在生活嗎，他們是否還有快樂生活的權(quán)利?比如，是否要廢死，贊成廢死者認為死刑不能徹底根除罪惡，但這對于受害者家屬是否有二次傷害?比如，我們有沒有權(quán)利不寬恕、不原諒？比如，精神病患者的權(quán)利該如何被保護？……

三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很難講清楚的命題，

不必急吼吼地宣布結(jié)果，

不為群體撕裂去推波助瀾，

我們也一直在人性的天平上搖擺。

唯一能做的、能信的，就是做一個溫暖的人。

好的制度與好的人性之間成正比，但好的制度也不能杜絕極端人格。

能輸出個體的溫暖，或許就能拉開一點與惡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