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看看，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最核心的問題都是什么。
首先，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會進入一個富裕社會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公共品提供與個人富裕程度不匹配的問題。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富裕社會里，一個人雖然開著好車，但是他走的路卻有可能是不平的。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是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他很早就認識到美國會進入一個富裕社會的階段，而這個富裕社會的核心特點，不是讓這個社會有更多的富人，而是把標準往下拉，讓普通人也能夠享有經濟上的安全。
其次，在經濟的安全性解決了之后，下一個階段就會進入到知識型社會。這是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在知識型社會，最核心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安全性，而是社會的主要成員是否有社會地位。德魯克舉了英國的例子。他說英國失去工業革命領先地位的原因，不是經濟的，也不是技術的，最核心的原因是社會的。因為從經濟上，在一戰爆發之前，英國一直是世界強國。在整個19世紀，英國的科技成就也非常突出。但英國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不承認技術發明人員的社會地位。英國有很多的科學家，他們有很高的榮譽，但英國的技術發明人員一直都是“技工”，跟科學家之間的地位相差非常巨大。
德魯克說，20世紀中葉以來的所謂“信息革命”，實際上是“知識革命”。計算機只是一個觸發器，軟件才是關鍵。軟件把傳統的工作根據經驗重組，這個過程是凝聚了知識應用，凝聚了邏輯分析的。換句話說，起作用的是認知科學。
所以，如果想在技術競爭中走在前邊，最重要的問題是給予你的技術專才和知識專才以最高的社會地位。如果某個組織把這些技術發明人員當成是雇員，他們可以離開，去重視他們的地方去。
此外，知識革命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知識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在傳統社會里，所謂知識，是衡量個人有沒有道德成長，有沒有精神和智力上的成長，是那種“回到你自己”的智慧。那時候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對知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就是說不管知識是什么，肯定和做的能力沒關系，和功用沒關系。功用不是知識，是技能。而技能是要對它加以鄙視的。
但是按照德魯克的看法，到了近代以后，這種對知識的看法變成了絕對性錯誤。整個西方的成功，是因為他們把知識從個人的層面拿出來，用到流程，用到產品上，用到公共領域中。資本主義接下來開始搞教育，把知識變成一種系統的教育。系統教育不是一個簡單的文憑認證，而是一個人在接受系統教育之后，可以獲得某種技能。有了這個技能，這個人就能在工業社會中安身立命了。
不過很多人還是認為，有功用的東西不是知識，他們還是在劃分知識跟技術的界限。因此，社會雖然給那些有技能的人以足夠的尊重，但是仍然不把他們叫做有知識的人。
那人們是什么時候改變了對知識的看法呢？是在兩次革命之后。按照德魯克的說法，首先是生產力革命階段，其次是管理革命階段。生產力革命是把知識應用于工作，而管理革命是把知識應用于系統性的創新。經過這兩次革命之后，我們的社會對于知識的認識，才算和知識給這個社會帶來的發展匹配上了。
回顧德魯克筆下的整個知識含義的演化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傳統的知識所做的事情，叫做“提升個人的教養”；而現在的知識卻能夠通過有效率的企業或企業系統，擴張成為對全人類有益的經濟商品。知識終于直接跟經濟連接，這是為什么說我們來到了知識經濟時代。
最后胡泳說，很多人都覺得，德魯克是搞管理學的，其實不是，如果你通讀德魯克的著作，會發現說他談得最多的問題是社會問題。德魯克去世前曾經有一個期望，希望過了100年以后，大概在2090年左右，有人能寫出一本知識論，他希望到那個時候所有的東西都成熟了。但德魯克沒有時間完成這個工作就去世了。胡泳說這個接力棒交到了我們后來者的手里，他認為這樣一本知識論，是未來思想者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