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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倫敦不久，其實看到最多的還是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時而裹著被子在橋洞下，時而在車站口，時而緩步行進在路上，向著路人詢問著，是否多余的零錢。不幸的人大概各有各的不幸。酗酒、毒癮、失業(yè)、患病等等，每一個流浪漢都是殘破人生的敘述者。淪落街頭乞討，是對人生的徹底絕望，還是對失敗的徹底投降，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同樣各有各的姿態(tài)。

倫敦的冬天很冷，大約北緯51.5度。記得從奧丁回來的晚上，Holloway路上只有伶仃行人，一個戴著黑色針織帽的瘦弱女子裹著被子，靠在關(guān)了門的巴克萊銀行。帶著淚眼看著偶而路過的行人。幾次欲言即止都是因為行人特意繞開了她。當(dāng)我路過她的時候，我依舊沒有作過多停留。她看我行色匆匆，只輕聲地說了一句，這很冷。隨后失望地將頭靠在墻壁上。很遺憾我沒有回頭，不知道其后是否有人為她駐足，夜晚的倫敦大抵是危險的，善意常會是致命的，誰又愿意靠近“將溺之人”。可或許一杯熱飲可以改變一個絕望者。如此想著，我走進一家臨近關(guān)門的商店，商家卻說并沒有熱飲可賣，周圍的連鎖咖啡店也都打烊。時勢并沒有給予人施舍善意的機會，在倫敦的夜里，我也并沒有決心停留太久，轉(zhuǎn)眼便回到了宿舍。

其實這個世界上的善意已然漸漸被消費殆盡了，人們不知道自己好心施舍的財富最終會落入誰的口袋。近來也有許多善意被罪犯利用的新聞報道。由此劣幣逐良幣，我們終究是難以面對。之后還遇見的以地為席的流浪者還有很多，有人會對著我說，謝了兄弟，不錯的夾克，祝你好運。有些則會抱怨道，20便士？有的抱著自家的貓狗，只愿意接受一些食物，而有些則一言不發(fā)茫然地坐在地上。

然而相比于這些“守株待兔”者，倫敦?fù)頂D的地鐵上同樣也會看到一些行乞者，曾遇到過拄著拐杖脖頸和腿上都有傷的女子，上地鐵前闡述一番自己生病的遭遇，然后默然地走過去，似乎沒有也不敢有道德綁架的意思，若是你伸手取錢，她便會有所停留。

記得還有一次，在一條偏遠(yuǎn)的地鐵線上，一個拄著拐杖的老者上了車，戴著眼鏡，口齒有些不清卻依舊要倔強地準(zhǔn)備說完所有的話才開始乞討，然而地鐵的巨響一下子蓋過了他的聲音，他只能扶著眼鏡等待，宛若高中時候上課鈴響時停住不說話的老師。漫長的等待中，車廂里的人看著他，他則默默地看著大家，宛若這些都是他的一個個學(xué)生。于是等到一站到了，他都沒有說完，于是準(zhǔn)備下車的人提前將零錢放進了他的紙杯里，換來他一聲恍惚的道謝。

其實相比于這些流浪者，占據(jù)街口和地鐵站的同樣還有帶著樂器的表演者。Piccadilly Circus通常會有樂器演奏，而以往的King’s cross也常常會有一個女孩唱著最近的流行曲，難免為這冷漠的大城市增添一絲人情味。記得印象深刻的應(yīng)該是overground這段地鐵里的一個小提琴手，身材不高卻一身西裝，上車之后就賣力地表演了一段類似舒伯特的曲子。我想問問是什么曲子，他卻無奈地說自己不會英文。看模樣大概也是傳統(tǒng)的東歐人，帶著笑臉留著胡子，形色匆匆盡可能得顧及自己的體面，不管收了多少總是禮貌地點了點頭，隨后又走到下一節(jié)車廂表演。

其實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誰不是在絕望的邊緣掙扎并盡可能地保持著自己的尊嚴(yán)和體面。前些天上映的《金錢世界》里，就算是坐擁億萬的富商卻也不愿意拿出一份閑錢來挽救家族的分崩離析，孫子被綁架或許是因為他想騙錢而自導(dǎo)自演了一場戲，這巨額贖金或許對孫子來說或許就是一時揮霍，而對于這位大亨來說或許就是“雪中之炭”，或許他的冷漠不是因為他的吝嗇，只是因為每個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責(zé)任和重?fù)?dān)，我們其實很難像一直付出善意而不求回報，更別說舍己為人，何況過分的善意已然成了“懦弱”和“天真”的代名詞。

這已然是個推崇“梟雄”的時代，人人都成了易碎品，或許只要長滿尖刺，就可以保全自己，政治正確和先發(fā)制人顯得尤其重要，而道德批判的背后則是自我縱容和感情宣泄。我們難免陷入爭吵和辯論，因為價值觀，因為人生觀等等。

在意大利語課上除我之外有倆個亞裔，一個是越南的女生，另一個是坐在我身邊的男生，是學(xué)校的員工，當(dāng)時他問我，你是哪里來的。我說，中國。我反問，你是哪里來的，他說了，臺灣。我連忙跟上一句，這不也是中國嗎？他低著頭，有些不好意思回答。我只道他不懂中文系的學(xué)子對于文化分裂的惋惜。

可課上難免說到國籍問題，在意大利語里有些國家難免要陰性陽性地變形，眾人皆英國、法國地說了，輪到這位同學(xué)卻說出個臺灣來，弄得老師一愣，隨后接了一句，當(dāng)我們想要說省份城市的時候可以加上介詞，我只是忍住沒笑，這算是一則趣事了。

其實大環(huán)境下的人，很難獨善其身。無論自己怎么做難免會被別人抓住把柄來聲討一番。記得《三塊廣告牌》里的威洛比警官兢兢業(yè)業(yè)可謂死而后已，卻依舊被米爾德里德豎起廣告牌質(zhì)問。《最黑暗的時刻》里面對議員們一味的惶恐和綏靖趨向下，被臨時認(rèn)命的首相丘吉爾被內(nèi)閣質(zhì)問是否真的可以為數(shù)千士兵的犧牲以及國家陷入戰(zhàn)亂而負(fù)責(zé)。

《喪鐘為誰而鳴》里，海明威寫道那些自發(fā)起義的游擊隊是如何將村里的掌權(quán)者當(dāng)做法西斯主義者一個個殘忍殺害扔下懸崖的，而之后法西斯勢力下的士兵又如何重新占領(lǐng)山地殘忍清洗游擊隊的。無論行事還是殺人，“必也正名乎”大概是古今中外相同的道理。無論是譴責(zé)那些流落街頭者“罪有應(yīng)得”，還是仇視路過的體面人冷漠無情，我們都能找到一套說辭和理由。

《完美陌生人》里面人們最后之所以沒有玩檢查手機的游戲正是因為人皆是易碎的。這里的易碎不僅僅是人的內(nèi)心，或許更旨在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或許一個小舉動就能破碎兩人的關(guān)系，一張照片就能轉(zhuǎn)變?nèi)藗儗τ诒舜说膽B(tài)度。我們難免對于他人太苛刻，對于自己太寬容。然而這又何嘗不是人性呢。

來這個世界，誰說我們一定是來接受善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