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當過知青，缺乏知青生活的切身感受。去年我們大學同學再寫高考歲月，很多當過知青的同學寫的知青往事，讓人感同身受。就我看到過的寫知青生活的文學作品，最苦難的是老鬼的《血色黃昏》。而現在網上不斷出現的知青回憶性紀實文章，從真實性來說，也都勝于當時名噪一時的知青文學。可以說，知青文學幾乎被他們寫完了，但是，我至今沒有看到過知青家屬寫的文章。

是的，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知青家屬。知青的年齡，我粗略估算，應該是1945-1962年出生的中國城鎮青年。我正好在這個年齡段的中間，本來也逃不出當知青的命，幸運的是，一項政策讓我免去了時代之苦。

我讀初中時，1965級初中生的姐姐一年初中+兩年多停課鬧革命，最終被迫離開杭州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說被迫，是因為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初中畢業，當然不希望遠離父母下鄉支邊。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后，街道干部輪流上門“動員”，看著很多同學一批批走了，我姐姐自知無法逃脫，聯絡了一幫男女同學，一咬牙報名去了黑龍江。記憶中，當年為我姐姐要不要下鄉支邊，全家人討論過幾次，家人當然不希望她去，但大勢所趨，很難抵制。當時也討論過去哪里比較好，有一個計劃是回我父親的原籍地蕭山當回鄉知青，我姐姐不愿意，寧愿去最北邊的黑龍江，大約是他們一幫同學商議的結果。當時的報刊對這些知青上山下鄉的行為都是正面報道，然而，那天我和父母去玉皇山東麓的閘口送行，看到火車上的知青和車下送行的父母兄弟姐妹，那種淚眼汪汪的情景，至今難忘。因為是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知青們像新兵一樣穿上了沒有領章帽徽的綠軍裝，大約是為了營造出一種當兵去的錯覺，有些男女知青的臉上還真的帶有一種自豪感。但是，當火車就要開動的一瞬間，火車頭發出一聲長鳴，車上車下幾乎同時“哇”的一聲，送行地成了哭聲一片的悲慘地，火車的鳴笛聲，喚醒了這些20歲上下從未出過遠門的年輕人離別家鄉和親人的悲傷。看著伸出窗口外揮舞著手的姐姐和她的同學們，我也悲從中來，眼淚濕潤了我的視線。火車開出沒幾分鐘，我父親突然發現自己衣袋里的皮夾不見了，顯然小偷也乘亂光顧，一陣慌亂之后，我父母只能認虧，垂頭喪氣地往回走。大家沮喪的心情更沮喪了。

兩年后輪到我的同學上山下鄉，當時杭州的支邊青年，都要到閘口上綠皮火車，我的同學有去內蒙生產建設兵團的，也有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我起碼又有兩次到閘口送別同學。送別的場景一模一樣，也都是到了火車鳴笛開動時，車上車下就會一下子悲聲齊鳴，有同學用相機拍下了這難忘的瞬間，可惜這照片現在再也找不到了。

姐姐的悲劇成就了我的喜劇。按照當時的政策，多子女家庭，可以留一個孩子在城鎮，我姐姐大我兩歲多，她走后兩年我初中畢業。我妹妹比我小六歲，那時候還在讀小學三年級，所以我順理成章成了幸運兒，進工廠當了工人。我姐遠在我們只是從小說《林海雪原》和中蘇珍寶島事件中聽說過的黑龍江，留在我印象中的黑龍江就是冰天雪地，少建波和楊子榮的剿匪小分隊穿著厚厚的冬裝在雪地里前進。外婆和我爸媽對黑龍江的認知不會比我多，所以整天都在擔心我姐姐不能適應東北的飲食，從此后，寄包裹就成了我家的一項重大而又必須的行動，我父母每過幾個月都要把我們配給來的副食品選一部分做一個包裹，從郵政局寄給我姐姐，包裹里不外乎杭州的一些土特產，比如霉干菜、筍干、腌肉、醬鴨。雖然家里有一個老人，兩個成人加三個孩子，但大家都認為應該省一點副食品給我姐，畢竟她背井離鄉去了那么遙遠的地方。兩年后我進了工廠，住宿舍吃食堂飯，家里能結余的副食品更多了。我并沒經手外婆和父母的這項行動（好像曾經有幾次幫父母把準備好的包裹送到南星橋郵電所郵寄），但他們在積攢副食品時的用心，以及為此全家對某些食品的省吃儉用，我是看在眼里的。現在回想，我越來越能感受到他們做長輩的愛心。

1975年，我妹妹初中畢業，仍然無法逃避下鄉的命運。當時，很多國營單位和機關事業單位都有下鄉知青的聯系社隊，出此政策，大約是政府希望城鎮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能夠為知青負起一點幫扶的責任，所以我妹妹下鄉的社隊是與浙江麻紡廠結對的富陽東洲公社。那天我和我媽坐著浙麻的大貨車送妹妹下鄉，這是我與知青生活走得最近的一次。我們在大貨車上一直站到目的地，送我妹妹進了插隊落戶的這戶農家，我記得這個公社沒有獨立的知青屋。在車上有一位與我妹妹一起下鄉的圓臉女知青，很巧與我媽同名。我忘記了是否在車上和她說過話（我當時因為口吃，很少與陌生人搭話），回來的路上，我媽直言這女孩不漂亮。我當時并不明白我媽要這樣說她，后來才理會到，我媽怕我喜歡上這位姑娘，才這樣說。她兩個女兒當了知青，當然不希望她的兒媳也是知青。其實，我除了送妹妹下鄉，后來只是受命送一些副食品去過一次東洲公社，當時的道路沒有現在這么好，我騎車從家里到我妹妹住的地方大約要一個多小時。我妹妹回家坐郊區公交車也不難，所以此后再未去過。第二次去也沒有見到那位圓臉女孩，所以我媽媽的擔心純屬多余。然而，無法逃脫似的，幾年后我找的對象真的也當過知青。好在我倆是在大學里談的戀愛，女朋友的身份早已不是知青，所以我帶她到家里，我媽并沒有因此說啥（有關我妻子的知青生活，她已經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詳細記錄，見77-78級杭大校友撰寫的《一百二十個回望》）。而且，那時候，隨著改開的深入，她的兩位知青女兒也已經不是知青，都回城工作了。從一定程度講，知青這個夢魘般的存在，對絕大數中國城鎮居民來說，已經成為過去式。

在我的記憶里，還有一次與知青的“親密”接觸，值得一記。那是我第二次高考結束，因為借調在廠團委工作，所以，1978年夏天，杭氧派人到結對的公社慰問本廠當知青的職工子女，組織了一個慰問團，我代表廠團委加入了這個慰問團。當時和杭氧結對的公社也大多在富陽，只是比東洲公社更靠西南，沿著富春江往上走（是否也有在桐廬境內的，我記不清了，那個時候對這一帶并不熟悉）。我們的團長是廠知青辦主任，約摸40多歲的樣子。他的任務比較繁重，不僅要帶隊，還要與對口社隊領導商議我們廠支援的事項。因為這些對口社隊需要杭氧廠支援一些機械和原材料，比如退役的車刨銑床啊、起重機啊、抽水機啊等等，還有一些社辦工廠需要的原材料，當然他們也希望我們廠給予技術支援。我沒有這樣的任務，也不懂其中的關節，再加上第二次高考感覺不錯，已經過了體檢關，一心等著錄取通知書，對這次的慰問知青活動并沒多用心。現在留在記憶中，有三件事可記。一是有一次走到某個村頭，大喇叭正在播放一出舊越劇，哀婉凄涼的唱腔在夏日的空中傳送。團長是越劇愛好者，也熟悉這些曲名，他告訴我，這是越劇《盤夫索夫》，還向大家簡略講述了這出戲的故事梗概。這讓我這個只知道越劇《紅樓夢》、《梁祝》和《碧玉簪》（文革時在家中找到一本《碧玉簪》劇本，曾經反復看過幾次，后來又看過電影）的越劇門外漢，開拓了了解傳統越劇的視野。二是到某個大隊，大隊書記率領一幫大隊干部請我們喝酒，這大約是我此生第一次參加公費宴請，滿桌的雞鴨魚肉比我們普通家庭的年夜飯要豐盛得多，喝的是浙江農村的土燒。這場宴請給我留下的最主要印象，是這位大隊支書（看上去60多歲，精瘦，顯得老相）在大隊干部中那種頤指氣使、一言九鼎的氣派，所有干部都唯唯諾諾圍繞著他轉，他的話沒人敢不聽。宴散后，在回住處的路上，團長告訴我，他們之所以對我們如此客氣，其實是指望杭氧能多支援他們一些物質。而對這位大隊支書，他的評價就是本地一個土霸王。其實當時的社隊干部，都是拉幫結伙的，尤其是家族勢力起著很大的作用。三是在某個知青點，我們和知青們舉行了一次座談，具體座談什么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但大家發言都很隨意。有意思的是，座談會沒有給與會者準備飲料，連白開水都沒有（或許這個座談會是我們走到知青點臨時召開的？）。因為我還記得在會議中我口渴，向知青討水喝。有一位知青點負責人，女孩，站起來從屋內端一杯水給我喝。后來才知道她的妹妹一年前被分配到我所在的車間當工人，她也參加了當年的高考，但她考的是中專，被湘湖師范中文科錄取。座談會在這個大隊的知青點門前空地上舉行，會后我們參觀了知青點的宿舍。

上述記憶，是至今未能忘懷的，隨記在此，也算是歷史的一點點小浪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