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氣讀完捷克作家克里瑪的這本評論集，第一次讀評論和隨筆這樣激動。一直很疑惑這塊東歐大陸上的彈丸之地為什么可以出那么多的大師？為什么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始終有一批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的文人、學者在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
捷克二戰后和中國走的是相似的道路，只是89之后經過“天鵝絨革命”，捷克選擇了向西方民主制度靠攏的不同道路，也許從一個捷克學者的觀察和思考，讓我們可以映照自己，反思這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我們需要的和缺失的。
克里瑪是與米蘭昆德拉和赫拉巴爾齊名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名字早已如雷貫耳，而克里瑪，卻不大被我們熟悉，至少孤陋寡聞的我是第一次看他的作品。
先來說說作者非同尋常的經歷吧。克里瑪出生在布拉格的猶太家庭，二戰期間難逃厄運，全家被送入泰里茨集中營，一次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卻奇跡生還。戰后進入布拉格大學學習文學，68年蘇軍進入捷克，在密歇根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克里瑪一年后堅持回到捷克。克里瑪失去工作，作品不能發表，靠做消防員、清潔員謀生，卻依然積極寫作，作品只能通過地下渠道流傳，直到89后，才有了出版機會。
不同于米蘭昆德拉的“旁觀者”身份，克里瑪卻是“始終在場”。經歷了極端境遇的克里瑪說：“任何始終捍衛他的靈魂、他的內心正直，隨時準備放棄任何東西，乃至瞬間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懼所壓垮，因而他能處于權力所能控制的范圍之外。他變成自由的，變成權力的一個對手，不是作為追逐控制國家、人民和食物的權力的競爭者，而是作為權力所維護的每個謊言和無常事務的一個活生生的精神。”
作者從7歲起在納粹集中營的生活，最恐怖的當然是死亡的不斷出現，尸體的搬運貫穿童年，以及伴隨死亡而來的恐懼。作者說：“當死亡時刻環繞在你周圍，你必然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產生一種決斷。知道你明天可能被殺掉，會引起一種對生活的強烈渴望；知道正在與之談話的某人明天會被殺掉。而他正是你所喜歡的人，會導致內在的恐懼。你會在內部砌一道墻，在它背后將自身的脆弱隱藏起來：你最深的感情，你與他人的聯系，尤其是那些與你最親密的人。這是忍受那種經常性的令人絕望和無可避免的分離的唯一途徑。”
這樣的極端經歷，無時無刻不在面對死亡，面對生離死別，也許我們這些在太平盛世出生成長的人是無法了解和體會的。那樣的情境，不要說經歷，想一想都會不寒而栗。
面對極端境遇，在心底建一道墻，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氣，但走出這種境遇之后，卻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推倒這堵墻。幸虧，作者在集中營的學校開始嘗試寫作，寫作帶來難以想象的自由解放的力量。寫作成為作者尋求力量的出口，寫作并不是逃避，而是讓自我更堅強，讓人獲得走出困境的力量。是的，無論在何時何地，不管是作者曾經經歷的二戰集中營，還是看似繁榮熱鬧，實則空洞呆板的當下，寫作都是讓我們擺脫現實世界的困境，進入現實生活中難以到達的境地的途徑。
除了對死亡的恐懼，對自由的渴望，作者對集中營的生活也有深刻的反思。在集中營除了有被稱贊的團結一致的精神外，還有因食物匱乏而出現的偷竊行為。也許可以找到開脫的理由。因為極端的貧困和饑餓而應該被諒解。但是作者卻清醒地意識到：每一個建立在欺詐之上的社會，將犯罪視作正常行為的一部分加以忍受的社會，哪怕是在一小部分特權集團之內，當試圖剝奪其他團體的名譽甚至生存權利的時候，不管在何種意義上，都宣告了其自身道德的墮落，并且最終走向死亡。沒有比失去忠誠和道德上被削弱更難以恢復的了。從這段反思中，也許可以理解作者為什么在68年以后的極權統治下，堅持回到捷克，堅持寫作，努力去維持自己認為應該堅守的東西。反觀我們所經歷的，當我們將人性之惡更多地歸為時代的悲劇，當人們用大時代背景下的無可奈何為自己所犯下的錯誤甚至罪責開脫時，這經歷的一切苦難，又會將我們引向何處？沒有靈魂深處的反思，又怎能找到智慧之路？所幸，這幾年，反思的聲音越來越多了，盡量依然很微弱。
作者清醒認識到，任何形式的狂熱只是暴力和恐懼的一種心理前提。一次又一次，我們無力地看著眾多的人朝向由狂熱的新變種所支配的命運前進。這個世界有著許多打著“拯救”旗號的狂熱學說，有的是需要犧牲人民利益至少是部分人民利益的各種借口。作者清醒地意識到：剝奪別人生命的人是可惡的和不能容忍的，然而從被剝奪人的經歷中也許并非必然生長出真理和正義，因為極端的經驗可能使人們的判斷力發生傾斜。受苦難經歷中得出的結論，會被導向致命的錯誤。極端的經歷并不打開通向智慧的道路。
這些深刻的認識，放在有著相似經歷的中國，也是非常寶貴的。自己學識短淺，不知在國內的學者里，有著這樣清醒認識和深遠眼光的，有幾人？即便有，敢于寫下這些的認識，又有幾人？正像作者所說，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卻最難堅持。是的，堅持，即便在這個時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