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和使命不是道德問題，是增長問題。----而我們總是把價值觀、使命理解為道德問題。

歷史總是不斷重演，只不過換了主角。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總能看到：無論在地緣政治還是經濟領域，一個朝氣蓬勃、銳意進取的新組織擊敗龐大、老化、腐化、僵化的舊組織的故事似乎從來就沒有停止上演過。

本質上來說，基本矛盾是大公司希望不間斷、極高速增長的本能訴求和大公司這種超大型生產組織架構必然不斷加速的自然老化。

馬云從1999年9月創辦阿里巴巴到現在2018年9月，在短短的19年時光里，阿里巴巴由一間包括馬云只有18個名員工的小微公司增長到共有86833名員工（2018年3月），由收入0增長到2018財年收入為2502.66億人民幣，核心電商收入為2140.2億元，同比增長60%的這種體量。

隨著阿里巴巴的營業規模、員工人數的不斷高速增長和業務范圍的擴大。馬云意識到一個問題：自己不可能再像以前十八羅漢時期那樣，不斷的盯著其他人，告訴他們什么是這個公司需要的、什么是這個公司不需要的。而什么可以干，什么又不可以干。即便是當你的公司到達1000人，你會發現發現很多新面孔，而你根本叫不出他的名字。那怎么辦？你會發現價值觀和使命的建設是必然的。

價值觀和使命就是用來做制度做不了的事情

馬云并沒有否定制度的作用，他當然很清楚知道制度的完善建設是現代企業必須要做的東西。但是問題來了：

很多人其實并不知道，制度的數量和深入程度是有著邊際效應的。企圖通過無盡無窮增加制度來管理企業注定會失敗。

我們不妨來思考一下另外相似的一個問題：

為什么現代社會要法律制度建設和道德建設并行，為什么不能完全拋棄道德建設，然后不斷添加新的法律制度。這樣不就什么都可控了嗎？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一個事實：

世界上有10%的重大事項你用法律和制度去建設，他是效率高，成本低的。而世界上的另外90%的事項，它們繁瑣復雜，難以精準量化。企圖用制度全部覆蓋，是難以適應這個動態高速發展的社會的，往往你這邊制度的墨水都沒干，往往那邊的實際情況又變化。你之前的制度前提其實已經不存在了。記住，當這個制度前提都不存在了，你制定的制度有什么用？

所以，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大公司，要穩定的高速增長，就必須用制度去管10%的重大事項，用價值觀和使命去管90%的其它事項。這樣的話，就可以建立一種適應復雜多變、高速發展的社會的一種公司組織架構。為增長掃除障礙。

這也是為什么說：價值觀也好，使命也好，更多的是為大公司這種超大型組織架構增長服務。只不過價值觀、使命在文學里面是褒義詞，人們很容易就理解為道德上的問題。認為這是一種堯舜禹式的人治，這是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