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1712年——1778年），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精神領袖，歐洲啟蒙運動中堅人物，西方啟蒙“現代性”思想的杰出代表。

西方“現代性”思想源于文藝復興，延續于16世紀宗教改革，完成于啟蒙運動。盡管西方后現代文化對“現代性”價值頗多指責，但現代性思想畢竟引領歐美社會，走出中世紀，邁向理性、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功不可沒。

“現代性”一詞本是時髦、時尚之意，意謂文藝復興以后歐洲出現的一些新元素，以區別于中世紀文化，如提倡個性解放，重視物質生活享受，反對宗教迷信，弘揚進化論等觀念。

啟蒙運動后，歐美發生資產階級大革命（西方稱自由民主革命），西方社會正式進入現代階段。

啟蒙“現代性”除了反對宗教迷信和教會腐敗外，另一重點目標是批判中世紀封建社會和文化，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新價值。啟蒙思想家以英國洛克、德國康德、法國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為代表，他們的理論可稱為哲學或社會學批判。

英國洛克是啟蒙運動早期思想家（啟蒙運動最早出現在英國），他較早提出天賦人權思想。

孟德斯鳩代表作是《論法的精神》。此文是西方古典法學經典文獻之一，對盧梭思想影響很大，盧梭于《社會契約論》中多次提及孟德斯鳩（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權分立）。

在啟蒙思想家陣營中，盧梭的思想最為激進，富有革命色彩。正如民國學者梁啟超所言：自此說一行（社會契約論），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云卷，僅十余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

在許多人眼里，盧梭的人格和思想復雜多變，是個謎一樣的人物。

諸如：盧梭的思想博雜、超前，內含某些矛盾性。如他提倡理性主義，反對宗教愚昧；同時又否定科學、藝術，認為科學、藝術導致西方文明走向墮落（盧梭成名作《論科學和藝術》）。

盧梭既是啟蒙“現代性”精神領袖，同時又是歐洲浪漫主義開拓者，兩種相對氣質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在盧梭時代并無第二人。

盧梭反對教會專制，但并不否定上帝。盧梭認為，人類所犯罪過和上帝無關，完全是人類自身原因。這種看法和好友伏爾泰恰恰相反。

伏爾泰堅信，上帝對于人類所犯罪過，同樣負有部分責任（兩人觀點分歧最終導致友誼破裂）。盧梭的宗教觀更近于康德，是西方道德神學的重要代表。

再者，盧梭個人生活曲折、離奇，富有傳奇色彩，給后人留下諸多話柄，這也是盧梭人格惹人爭議的一面。

盧梭在自傳體名著《懺悔錄》中，詳細敘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他坦承，自己幼年做學徒時，經常偷竊（偷工匠師傅的東西以表達不滿）；在意大利都靈流浪時，曾向外人暴露屁股；有時他還喜歡撒謊等等。盧梭這樣解釋寫作《懺悔錄》的目的：在上帝面前，袒露自己的靈魂，向世人說明一切，看世上是否還有比他更善良的人。

綜觀盧梭一生，有兩件事最讓盧梭尷尬不已：一是他和華倫夫人的不倫之戀（兩人身份不同，彼此互稱“媽媽”和“孩子”，1733年），二是盧梭把五個親生孩子送至孤兒院。

盧梭的一生充滿爭議，思想也有不少矛盾性，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開啟了西方現代性文明，意義重大。正如德國歌德對盧梭的評價：伏爾泰結束了一個時代（歐洲中世紀），盧梭則開始了一個時代（現代文明）。

《社會契約論》是西方古典政治學經典文獻之一，此著作發表于于1762年，規模不算大，文字簡約，但義理深刻，思想晦澀，系統闡述了盧梭的政治理想。《社會契約論》的核心問題可概括為：如何在現代公民社會實現個人平等與自由？

《社會契約論的》基本主旨是：

一，人類從自然狀態過渡到社會狀態是契約產生的條件。

盧梭前后期思想有明顯變化。在早期論文《論科學和藝術》《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盧梭對人類自然狀態頗為欣賞。

他說，早期人類的性情簡單、質樸，少私寡欲，人和人的關系依賴自然感情維系——自愛之心、憐憫之心；私有制出現后，人和人之間產生了法律意義上的不平等。

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認為，人在原始狀態下的自由是自然自由，自然自由以身體能力為界限，既不穩定，又充滿危險。原因在于，單個自然人的身體能力差異很大，強者能夠很好地保護自己，擁有的自由較多；弱者難以保護自己，擁有的自由較少。這是自然自由的局限性。

盧梭認為，人的自然狀態看似自由平等，實則生存能力有限，活動范圍小，處處充滿風險；如果單個人聯合起來，組成政治共同體，才能提高生存能力，方能擁有真正的自由。這種政治共同體，希臘人稱為“城邦”，羅馬人稱為“共和國”；新的社會自由和法律、道德自由由此產生。盧梭認為，這是人類生存的理想狀態。

盧梭提出“自然人”向“社會人”過渡的思想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古已有之。

希臘思想家亞里斯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學》一書中指出，人類天生是一種政治性動物，擁有追求城邦生活的天性；只有在城邦生活中，人的社會屬性才得以完善。

亞里斯多德用手和身體的例子解釋個人和城邦的關系：一只手和身體聯系在一起，才能實現“拿取”的目的，一旦離開身體（全體），手的“拿取”功能就會消失。

盧梭持同樣看法。他說，人天生具有群體屬性，有一種渴望群體生活的需求；通過建立政治共同體，群體之間的契約關系得以產生，社會、法律自由才能出現。

《社會契約論》第一章闡述了社會契約的內涵。

盧梭認為，社會契約是指所有參與共同體的人員，通過自愿協商方式達成普遍一致：以“公意”和法律規范人們之間的關系，“公意”是共同體之最高權威，法律是主權者的意志（人民）。

換言之，從公民的意志層面看，社會契約叫“公意”；從政治法層面看叫“主權”；從共同體成員層面看稱為“主權者”（人民）。

盧梭指出，社會契約是全體公民協商一致的結果，是“公共意志”的最高體現；“公意”代表“公共利益”，“公意”的人格化是普遍”大我“，是主權者意志。這是盧梭”主權在民“思想的核心要義。

盧梭認為，唯有主權者（人民）有資格制定和通過法律，法律是主權者“公意”的表現，是公民社會的行為規范。盧梭的契約論觀點，內涵深刻，意義重大，既包含自由、平等意識，又直接針對封建貴族社會，為后來法國大革命提供了理論武器。

第一，社會契約的建立不是依靠暴力，而是基于人民的自愿和普遍認同。這是平等、自由“權利”觀的社會基礎。

盧梭認為，“權利”觀念源自共同體的“公意”，源自法律契約，而非專制暴力，盧梭把矛頭指向法國君主專制和貴族特權。

14世紀后的法國是君主專制政體，整個法國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教士，第二等級是貴族，第三等級是資產階級和農民（農工商貿）。其中，第一、第二等級擁有政治權利，第三等級不僅在經濟上遭受盤剝，在政治上亦無權無勢。

法國曾在1356年——1358年（英法百年戰爭期間）實行君主立憲。1356年國王約翰召集“三級會議”，三級會議主持政府事務。1357年皇太子查理被迫簽署大法令，法國處于國王和三級會議聯合統治之下。1358年查理五世廢除大法令，重拾地方集會制度，三級會議召開次數越來越少，權力逐漸枯竭，法國憲政的火花被徹底撲滅。

《社會契約論》開篇第一句即指向君主專制制度：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

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批判封建不平等社會關系，希望共同體成員人人平等，自由表達公共意見，以契約法律治理社會，這是盧梭追求的政治理想。

第二，社會契約既體現公共意志，又體現個人意愿，是人的個體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是“權利”、“義務”觀念產生的基礎和前提。

盧梭認為，“契約”是自愿達成的公共意愿，內含個人意志，社會契約不含暴力，體現為個人和共同體的一致；社會公意的最終目標是保障、維護個人權益——法律人權；據此，法律意義上的“權利”或“義務”關系才能夠成立。這是近代西方“權利”、“義務”思想的重要來源。

所謂“權利”是指個人基本權益（所有權），盧梭認為，在自然狀態或暴力統治下，人的權利缺乏法律（公意）保障，義務也是被迫的，缺少平等社會關系的基礎。只有在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公民社會，每個公民的權利受到法律保護，并且得到其他共同體成員的認可與尊重，這便是社會公意的巨大力量。

與此同時，每位公民的權利既然依賴于政治共同體，全體公民自然有義務遵守公共法律，維護共同體統一，這是“義務”觀念產生的社會基礎。盧梭認為，權利、義務的基礎不是暴力，而是社會契約。

關于法律“權利”或“義務”的來源，盧梭受到亞里斯多德和孟德斯鳩思想的影響。亞里斯多德認為，法律權利的基礎不是強權，而是正義（城邦生活）。孟德斯鳩認為，自然法源于人的天性，具有普遍性，即天賦人權。

三，人的能力與德性只有在契約社會才能得到提升。

盧梭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無所謂德性，個體生活受本能驅使，生存能力有限；一旦結成政治共同體，人和人之間建立社會契約，人的德性和能力將會出現新變化，這是“文明”人類產生的重要標志。

例如在共同體中，公民不僅關注自身權利，同時還要尊重法律，顧及他人利益，這是理性和美德產生的社會根源。

正如盧梭所言：在由自然狀態轉入到公民國家狀態的過程中，人類的生存狀態發生了醒目的變化——正義代替了本能——他們的行動也就具有了從未有過的一種道德性。他的能力獲得了激勵和發展，他的視野變得非常開闊，他的情感也高尚起來（<社會契約論>第八章）。

在分析了社會契約產生的條件后，盧梭繼續探討了“主權”的性質、要求以及政府形式。

盧梭認為，政治共同體的立法權屬于全體公民，人民是主權者，人民的意志代表公意和法律；主權意志不能轉讓，不能分割；主權者獨立、公正、正確。

盧梭特別強調公意的獨立性，認為公意須和特殊意志區別開來。在盧梭看來，特殊意志僅代表少數人或個別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不相符合。他指出，公意和特殊意志時常不一致，即使偶爾出現一致，也是一種巧合。

他舉例說，如果把普遍意志寄托于君主明日的意志，那豈不是一種非常荒謬的做法？

在盧梭看來，主權在民，共同體治理只能依據法律公意，不能寄希望于少數人之特殊意志（如法國君王）。這是西方憲政思想的重要來源。

盧梭的憲政理想和希臘、羅馬歷史密切相關，同時也受到荷蘭格勞修斯和法國孟德斯鳩的影響（如格勞修斯的自然法理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

盧梭非常熟悉希臘羅馬史，對于羅馬早期共和制度贊賞有加。在《社會契約論》后半部分，盧梭詳細梳理了羅馬共和制的種種特點，像庫里亞大會、部族大會、平民大會、執政官和保民官選舉制度等等。

在盧梭看來，羅馬共和制是一種較為理想的政體制度，既包含契約精神，又具有現代意義。

盧梭認為，羅馬的共和政體首先得益于羅馬農民的道德品質。

在羅馬共和國早期，羅馬農民既是生產者，又是自由公民，同時還是羅馬士兵的主要來源。“農民”在羅馬文化中不是貶義詞，而是道德身份的象征（如公民意識、國家意識、犧牲精神）。

羅馬農民構成了羅馬部族大會或平民大會的核心力量，羅馬人選舉執政官或者制定法律，必須經過以農民為主體的公民大會的批準，盧梭說，這是羅馬民主共和制的重要保證。

盧梭通過分析羅馬政府形式，進一步強調了法定公民集會的重要意義。

在盧梭看來，羅馬共同體公民根據法定日期，定期舉行廣場集會，既可以商議國家大事或審核法律，又可以監督政府職能，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比如在公民集會上，羅馬執政官只是大會的主持人，保民官是大會的召集者，羅馬民眾的公意才是決定國家大事的主權意志。

對于各種政府形式，盧梭認為，民主制、貴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論；應根據具體國情選擇合適政府，像地理位置、環境氣候、人口數量、財富多寡等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政府形式并無絕對好壞之分。

比如，民主制一般適用于國土面積不大、人口較少、民風質樸的國家，盧梭認為，真正的民主制事實上很難實現。

相比較而言，盧梭似乎更欣賞貴族政體，即由少數財閥階級統治的政府，這也是盧梭政治思想的局限性。

盧梭最為反感君主政體，他認為，君主制雖然效率較高，但很容易滑向暴政或獨裁，而后兩者是盧梭最痛恨的政府形式。

關于政府行政管理職能，盧梭提出了基本法則：政府只是共同體法律的執行者，政府人員是行政管理者，專門負責執行公共法律；主權者（人民）和政府之間不存在“契約”關系，兩者屬于委托和受托的關系。人民是委托者，政府是受托者，受托者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官吏，人民可以根據法律改造政府（<社會契約論>第十八章）。

盧梭的政府論對法國大革命產生直接影響，如法國革命派（1789年）領袖羅伯斯比爾尊奉盧梭為精神導師，在大街上誦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總之，盧梭的啟蒙思想激進而富有革命色彩，其《社會契約論》是西方啟蒙精神重要代表；《社會契約論》的“主權在民”、“天賦人權”等觀點，已被寫進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成為西方國家制定法律和組建政府的指導思想。

結尾不妨用一句話概括盧梭思想的精華：唯有建立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公民社會，人們才能實現社會、法律、道德意義上的平等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