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索
主要講述福柯關于瘋癲與文明的解釋。在福柯看來，整個瘋癲史就是一部理性禁錮、壓迫和排斥非理性的歷史。現代社會非但沒有變得更寬容，而且學會了以理性之名對人進行無聲壓迫。
內容
1.誰是米歇爾·福柯？
福柯是一個很難被歸類的學者。社會學家說福柯是他們的人，但福柯的粉絲們會把他稱為哲學家，似乎哲學家比社會學家更高明一些。可是，福柯跟任何一個哲學家都不像，福柯對哲學問題統統不感興趣。
福柯醉心研究的是瘋人院、同性戀、監獄、臨床醫學，沒有一個哲學家會對這些古怪題目感興趣。福柯在研究的時候借鑒了大量歷史資料，他的作品從某個角度來說可以稱為史學作品，他在法蘭西學院接受教席時選擇的頭銜就是“思想體系史教授”，可是他的研究卻引來了史學家們的忿忿不平，他們認為福柯的書里充斥著對史料的曲解。
你可能覺得福柯是逆練經脈，最后走火入魔了，但學術江湖上他是一等一的高手。福柯是一個質疑一切的學者，只有他敢去問：為什么要把人關進精神病醫院？你怎么知道別人是瘋子而你不是？在人的性行為和性取向方面，究竟何為正統，何為變態？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普遍感到自由度得到了提高，可這到底是因為人們擁有了更多真正的自由，還是因為監管的手段更加精細而隱蔽了？
細心去看，你會發現，對于福柯而言，他并不在意有關瘋癲、犯罪、疾病和性的歷史細節，史料對他而言只是一個倉庫。福柯所關心的是這些看似毫無聯系的現象背后一個共同的問題，即權力是如何被用來控制人的，包括人的思想與肉體。
2.誰才是瘋子？
《瘋癲與文明》，這本書脫胎于福柯的博士論文，他問了一個正常人似乎都不會問的問題：什么才算是正常人，什么就叫發瘋了？
一般我們都認為，今天的精神病患者較過去而言得到了更為人道的醫治，畢竟，我們有了相關的醫院和經過專業訓練才能上崗的醫生，并且花費了大量成本來為瘋子提供醫療服務。但是福柯卻認為，正是這些所謂的更先進的手段制造出了對瘋子更大的壓迫。
在中世紀以前，瘋子雖然看起來很愚蠢，但沒有一個專門把他們關起來的地方。在很多場合瘋人能夠得到尊重，并且政府也沒有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任其在大街小巷游走。瘋子雖然與眾不同，但普通人并不覺得他們是一種威脅，在生活中遇見瘋子是一種很普通、很常見的事情。人們甚至會覺得瘋癲代表了某種智慧，提供了某種啟示，因為他們似乎是一種突破理性界限的嘗試。瘋癲會被文人們浪漫化，它有時候表現得狂妄自大，有時候代表著情感的絕望，有時候還預示著正義的懲罰。人們對待瘋癲的態度是友善的，甚至會覺得跟瘋子們交流是一件蠻愉快、蠻有意思的事情。
中世紀出現了麻風病，當時，處理麻風病人的最好辦法就是把他們隔離起來，于是，在歐洲各個地方都建起了麻風病院。這種隔離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中世紀結束的時候，麻風病已經從西方世界消失了。但這一做法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瘋子們從此不再能游蕩在大街上，而是必須被禁閉起來、隔離起來。
福柯將1656年巴黎總醫院的建立視為一個標志性事件。巴黎總醫院的功能不是為了治療，而是為了囚禁，它變成了一種“治安”手段。瘋人不再被允許和所謂的正常人生活在一起，他們從自己的家庭被帶走，集中關在一個叫瘋人院的地方，并且被一群稱為權威的醫生來治療。
值得注意的是，那時被囚禁起來的不僅僅是瘋子，還有流浪漢、游手好閑的人、違法者。這說明，人們開始把瘋子視為對理性和社會秩序的挑戰，是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你仔細想想，這其實是一種無稽之談。瘋子怎么可能會對社會秩序帶來巨大的危害呢？流浪漢又能對社會帶來多大的危害呢？我請你讀讀喬治·奧威爾的《巴黎倫敦冒險記》，他在巴黎和倫敦跟社會底層的窮人混在一起，當過洗碗工，到社會救濟站領過面包。奧威爾說，流浪漢是你能夠想象出來的最溫順、最沮喪的人。
那么，為什么我們還要把瘋子和流浪漢都關起來呢？這是由于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變化，理性占了上風，而所謂的理性，其實不過是市民的理性、大眾的理性。也就是說，如果大部分人覺得什么才是可以接受的，那這就是理性，一切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中找不到位置的東西統統都要被隔離起來。換言之，你只有定義了什么是理性，才能定義什么是瘋癲，而理性又是不斷變化的。17世紀，人們認為人人都必須勞動，勞動不僅是要讓人們自食其力，而且是一種贖罪的力量，不勞動的人就統統被視為異端。
到了18世紀末，人們對待瘋癲的態度又出現了轉變。瘋人院里只剩下了瘋子，流浪漢逐漸被視為一種社會現象，要和瘋子分開對待。當只剩下瘋子之后，人們開始動手拯救這些“可憐的”病人。怎么拯救呢？就是要讓瘋子知道自己是不正常的、有病的、甚至是有罪的，用強制的手段讓瘋子們適應交往禮儀和各種規范，學會服從理性社會的權威。這樣做真的有用嗎？其實也是瞎折騰。要是按照這個標準，像尼采、荷爾德林，包括福柯這樣的天才，都可以被當成瘋子，都應該被關進瘋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