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時期，小品文創作層出不窮。這一流行趨勢，與此際士人普遍心態及其生活方式有著千絲萬縷之關系，顯示了這一時期士人趨于閑適放達的豁達心態和愜意安享的生活狀態，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一方面，散文語言尤其晚明小品文流溢的諸如深情、直露、率意而出的意境為后世樹立了創作典范；另一方面，這一稍似魏晉風流之偏尚對士人創作頗為影響，而這一影響背后所氤氳的文化意味也成為了這一時代的特色標簽，為后世臨摹不得。
欲論小品，必先論散文。散文當是不同于詩詞創作的，一篇絕妙文章當肆意而出，不慮音律，不忌篇幅，思想暢達，感情充沛，也正是因了這一特點，有別于詩歌中古體之文辭逼仄，絕句律詩之音律齊諧，有別于詞體與樂為伴，因聲填詞。此外，散文于自由之外另有一層規矩，行文可散，內蘊穩存。一篇散文，還須有絕妙之筆法，以備意蘊、意境、意趣之用。而論文時，自是一鑒賞之旅，或似饕餮，或似行止，或如飲酒，或如賞花，以其語言先行，載其內容相稱，后散漫有度之結構巧妙與之，恰似水藻曳于水，隨波暗動而不位移，世間曼妙之境，蓋在此一草也。晚明小品文便是這藻荇交橫中的一株，承前代小品之精粹，得東坡文風之斧斤。
一、諧趣清新的語言再造
林語堂在小品文的尋根之旅中，認為“推崇公安竟陵，以為現代散文直接公安之遺緒。此是個中人語，不容不知此中關系者瞎辯”。而王納諫在編選《蘇長公小品》時曰：“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慍得之喜焉，暇得之銷日焉，是其所得于文者，皆一晌之歡也，而非千秋之志也?！庇纱擞^之，蘇軾之文所蘊藉的愜意之感與閑暇度日之慨已與晚明小品之文風遙相呼應，學術界也普遍認為在此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過渡承襲之關聯。而在晚明小品文創作方面，尤以三袁、張岱、王思任等人為盛。
公安派在倡導“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同時，并由此引申出 “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的散文創作方法論，此外，還對情、景、境有其獨到的見解和體悟，并在其文中大加闡釋，袁宏道《敘陳正甫會心集》可見一斑:
士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辯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逾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為酒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
行文之中，作者層層推進，娓娓道來，趣之品級依次托出。“當其為童子”，不知有趣，趣之“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則“近趣”。作者將一己之感悟貫穿文中，切中肯綮地把人生之“得趣”與學問之深淺之間的矛盾而又微妙的關系闡述出來，求趣也，得趣也，無趣也，種種描摹分明幻化為種種意境——那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境，愚以為，“趣”，之于為文，即為意境；之于作者，即為人生欲求，抑或是對生活情境的有效概括。再有“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諸如此類玄妙幽微之意象，作者拈來擬作“趣”之喻體，依稀可見而又求之不得，唯美無止而又霎時芳華，這種不可打破、不可言說、不可湊泊的意境便是“趣”之所指了，即“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
“趣”之于此，不僅詮釋了作者乃至士人竭力踅摸的一種人生際遇，又為士人創作中不可回避又難以詮言的意境提供了理論參考，即“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更為直接的是，這一“趣”的概念串聯起了晚明小品文散溢于字里行間的文脈，這也正是袁宏道一直秉承著的散文思路，投射在其日常生活場景中，那種無拘無縛、自由自在的狀態便在“趣”的背景下一一呈現，行文與日常的無縫對接，把這種“趣”楔進了廣大讀者的內心。百載之下，仍會為之唏噓不已。
張岱行文灑脫無礙，語言清新自然，讀其文，想其人，念其事，極具畫面感和切入感，仿佛一副卷軸緩緩展開，把人帶入到出乎意料的意境之中去。筆者不得不由衷地感慨于斯，張岱對語言的駕馭能力和對行文的整體掌控達到了令人拍案叫絕的程度。權取其一篇《湖心亭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杯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p>
在此語言何其簡練，卻又極富張力，短短數語，便把湖、人、亭巧妙連綴起來，再取一連串俏皮比喻“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保X巧妙。先言“人鳥聲俱絕”，又有“獨往湖心亭看雪”，作者之風度風流，不免讓我想起王子猷雪夜訪戴“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之英雄情懷，作者此般不循常理之態稍有魏晉風流之貌，吟罷此文，更有一種追逐孤獨、偏好寂寞之感油然而生，抑或是一種繁華背后超脫寥廓宇宙之外而了然無形的虛寂與徒然。我已不敢想象，若將我厝置于此情此景，該會是何種意境，何種心態，何種胸懷？最末一句“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托起全文，以舟子無意間的一句評介將本文的諧趣推至頂端，頗有畫龍點睛之神韻。
面對此情此景，作者并未對眼前雪景大肆渲染，而是人景合一，把自己悄悄地放置于畫面之內，靜靜地觀照，靜靜地流連，靜靜地品鑒。全然一副“莊周夢蝶”的姿態，融己于景，運文摹己，順其而出的意境更是難以言表，不忍碎言。至此，張岱把晚明小品文推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峰。
二、韻外之韻的意象追求
更有王思任于《南明紀游序》有言：“蘇長公之疏暢，王履道之幽深，王元美之蕭雅，李于鱗之生險，袁中郎之俏雋，始各盡記之妙，而千古之游，乃在目前。”由于其欽賞諸賢而又博采兼濟，類如游記之創作，有諸賢之影而無斧鑿之痕，一文既成，仿似脫于畫匠之手，色彩磨拭，光影渾成，淺吟小文自有聯想浮翩、物我相諧之境。微引其文《小洋》以觀：
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以鸚綠鴉背青，上有猩紅云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益曶，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鵝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斗起，如魚肚白，穿入出爐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
我們不難發現，文中一連串的色彩，如“胭脂”、“鸚綠鴉背青”、“猩紅云”、“赤瑪瑙”、“柔藍懈白”、“老瓜皮色”、“金黃錦荔”、“晶透葡萄紫”、“魚肚白”、“出爐銀紅”、“金光”等給人一種光怪陸離、繽紛繁蕪之感。宛如一幅色彩調配圖，只經作者丹青之手，便全然另一副光景了。作者以微觀筆法書寫出宏觀之制，可見其筆力之精，功底之深，眼力之邃。對色彩、光影等信目可遇卻難以細描的物象，作者表現出了驚人嫻熟的駕馭技巧和審美傾向，并演繹至極致，不免讓讀者滋生出游目騁懷、盡收眼底的視覺體驗來。這也盡顯讀者大眾對小品美文的汲汲渴求和彌欲之態。
李流芳亦是晚明首屈一指的小品名家，其文其畫均堪稱一絕。文中有畫，畫中有文，從這一單一層面來說，倒頗有幾分唐代王維的神韻，他在意象追求方面也極有指向性和豐富感。尤擅書畫題跋，跋文與書畫兩相輝映，極具美感。其于《西湖臥游圖題跋四則》中如此這般描摹繪畫之中的意象構造：“前日，舟過塘棲時，見數樹丹黃可愛，躍然思靈隱蓮峰之約，今日始得一踐。及至湖上，霜氣未遍，云居山頭，千樹楓桕，尚未有酣意，豈余與紅葉緣尚慳耶？”，“湖之瀲滟熹微，大約如晨光之著樹，明月之入廬，蓋山水相映發，他處即有澄波巨浸不及也”，“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后泛小艇，從西冷而歸。時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蕩，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筑，忽為孟陽寫出，真是畫中矣”。李流芳慣常以一種迷離恍惚的手法將我們引入到意象的虛實兩宜的世界中去，而這種虛實相互碰撞所營造出的美感，也正是他所給予我們的意象追求的最高境界，我們似乎可以從這種美感中去感悟他的那種撲朔迷離難自持的情感來。
三、遺世獨立的文化意味
除了上述所言意境追求和語言再造之外，更有其背后所隱蘊的士人日常生活情調和獨有的審美趣尚，及其放浪形骸、不拘世俗的豁適心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文化生態，并傳達了這一時代所別有的文化意味，而晚明士風的轉變對文化的整體意味和社會的趣尚有著極為有力的引導作用。一方面由于政治威懾的松弛，士子文人中任誕放縱之風漸長，另一方面，對于晚明政治的一再失望，紛紛趨向恬淡自適的生活趣味。
士子文人的任誕放縱，不可籠統地理解為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他們或放浪形骸，彰顯個性；或文過飾非，沽名釣譽，或憤懣難平，一泄塊壘。后者正如袁中道在《殷生當歌集小序》中談及“才人必有冶情，有所為而束之則近正，否則近衺。丈夫心力強盛時，既無所短長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壘塊不平之氣，古之文人亦然?！闭驹跉v史現場的角度，概括了在他所處的時代文人備受壓抑，愁苦難消的情緒，以及不得已采取避世遠游，逃離苦難的發泄方式來排遣內心的困頓與苦悶。
凡古來醉后弄風作顛者，固有至性。其中亦有以為豪爽，而欲作如是態者。若阮籍之醉、王無功之飲，天性也。米元章之顛，有欲避之而不能者。故世傳米芾《辨顛帖》。而世乃以其顛為美，欲效之，過矣。云林之癖潔，正為癖潔所苦，彼亦不樂有之。今以癖潔為美而效之，可嘔也。
作者恰當巧妙地將時下效仿阮籍、王績、米芾諸人的作法深表嫌惡，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公安派反對虛假，崇尚率真的主張?！疤搹埪晞菔羌伲эA學步是假，附庸風雅是假，人格面具的使用成為維系人際關系的紐帶，以至于無往而不假，這是人性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敢于捅破這層窗戶紙，揭示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者的真正面目，就是喚醒人類真性情的努力”。晚明文人給人留下了許多難以意會的印象，其中摻雜有自暴自棄、自怨自艾、無所依傍、無所拘縛等錯綜難解的意味，不如魏晉風流之真風流，又難比趙宋文人之隱忍平緩，既使人悲哀，有讓人同情。
晚明文人在政治環境中屢受打擊，報國無門，在政治游戲之中輾轉浮沉，備受摧殘，亟須在政治之外的其他領域尋求精神寄托，于是乎轉而追求恬淡自適的個人生活。他們或與佛道為伍，參禪悟道，在宗教之中找尋精神家園，苦覓靈魂超脫之道；或終日游山玩水，遍訪古跡，在旖旎風光中滌蕩污濁雜垢；或醉意勾欄瓦舍之間，快意恩仇，娛樂人生?！爱斒看蠓蜃非筮@種愉悅性情的生活時，他們也在營造一種清雅的文化消費氛圍”，這也在影響著整個時代的文化環境附帶著一種恬淡自適的享樂風尚向前邁進。
晚明小品文作為文學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代表了那個時代散文所具有的時代特色，為后世散文創作指引了一種新的方向和路徑。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和小品之間的雙向選擇，造就了一代文學的創作風格，也遺留下后世瞻仰不止的文化意味。晚明文人游離于世俗內外，在現世世界找尋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他們徘徊于日常生活之中，用文字語言創造出有別于生活的藝術境界。對藝術美感的觀照以及對于個人精神慰藉的寄托，無疑成為他們創作小品文的重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