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Virgin Atlantic的事情不斷發酵，“種族歧視”這個詞又重新被重視。歧視性的話語和空乘的態度固然可恨，但是是不是真的像聚集的人群所說，在歐洲對華人的歧視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racism或者discrimination本身是一個非常嚴肅且嚴重的詞，我們先不談種族歧視怎么來，會有什么危害，當前形勢如何這樣的問題，只來說說作為普通留學生，我看到和經歷的歐洲。

可能是我幸運吧，更有可能是我所處的環境相對比較好，我幾乎沒有經歷歧視。對我來說，歐洲人或者說我身邊的外國人讓我最為害怕的就是夜里喝醉酒之后不停地搭訕。沒錯，我經歷的最大的，如果要說言語騷擾的話，就是在午夜的路上只要有異性走過就會和你聊天搭訕，但是，僅此而已。而我看到的白人，大多還是很友善而且禮貌的。

圣誕假去北歐的時候，有好幾次的被幫助的經歷都讓我印象很深刻，本來想單獨寫一篇說說我遇到的人，現在還是放在一起說吧。

巴黎北站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在巴黎暴恐之后不久，整個巴黎還在高度警戒而且草木皆兵的狀態下，北站又是多黑人多穆斯林多難民出入的地方。我們到北站的時候，人流量特別大，而我們其實只是在北站轉車去瑞士，并不要出站。下了車跟著人流往外走，我們想象著應該會被帶到一個中轉區分路看到出口和候車廳，或者到一個大廳又或者直接到門口可以看到指示再走進來，但是我們發現漸漸人流就散了，我們到了一個很像是地鐵站口而不是火車站的地方。更難過的是，要進和我們出來方向相反的入口是要刷卡的，顯然是地鐵卡。正在我們不知道要怎么辦的時候，有一個巴黎阿姨走過來，問我們是不是要去北站，我們說是，她就讓我們跟著她，一路幫我們刷了卡，還很用心的走帶行李的大通道，一直帶著我們找到了我們的站臺，她才走。當時我們看到已經到了北站開始登車的火車，真的特別感謝那個阿姨。

我們回到巴黎后來要離開的時候，又在北站，我們要做歐洲之星回倫敦。歐洲之星的check-in，安檢，通道和北站其他的線路是分在不同層在單獨的區域。我們兩當時正在找歐洲之星在哪，而旁邊路過的叔叔聽到了eurostar這個詞（我們用中文，這是他唯一能聽懂的），就停下來問我們是不是要找歐洲之星，告訴我們要到二樓去。其實指示牌我們也看到了，并不難找，但是依然很感謝那個熱心的叔叔。但是除了這兩個，在北站還有故事，我們等會再說。

有一次我們因為沒有零錢，把箱子往locker里一放，心想瑞士很安全我們也很快回來，就沒有鎖門，結果回來箱子不見了。找到工作人員，是他們幫我們收起來了。還佯裝我不知道呢，箱子不見了怎么辦呢，我都準備好了要開始解釋求助，結果他一副早就料到了的樣子，馬上領著我們給了箱子，對我們大笑說，被嚇到了吧，但是下次不可以哦。還有在斯德哥爾摩機場的時候，我們self-checkin，行李超重了一點點，負責的叔叔還和我們開玩笑說那就不能帶了哦，然后一邊笑一邊刷了卡說，但是這次我幫你。在阿姆斯特丹的火車站，到站臺的路只有樓梯，我的箱子非常重，抬上樓梯的時候一個白發老奶奶在后面幫我抬著箱子。在瑞士上下火車，也都有人幫忙搬我巨大的箱子。

這樣的西方人，是絕大多數。

很多同學可能都遇到過在晚上被人對著吼，甚至扔雞蛋這樣的事情。但是鑒于英國人愛喝酒的程度和夜深了大家的狀態，這些并不能被算作是歧視的證據。而我能感受到的歧視，或者區別對待，反而，是來自學校來自課堂。我在愛丁堡學政治，談民主，安全，自由，因此所有的課程為了不引起麻煩為了讓大家在一個頻道上，都會在在handbook里說這門課是euro-centric，而且有可能會談到敏感問題，如果你不舒服可以提出來，或者和老師溝通。個人政治立場，學術立場我們給出絕對的包容，，但作為學政治，學國際關系或者學社會學的學生，平等尊重，民主自由的確是最基本形成的共識，并且學生來自許許多多的地方，蘇格蘭本地的，英美，歐陸的，中國印度的，我還有約旦，尼日利亞的同學，在這樣的環境下，保持客觀和對其他國家文明尊重的態度也是基礎。但是我還是在兩次課堂上，感受到被侵犯：

一次是在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這門課的討論課上，話題是關于語言與民族主義的形成的關系。在分小組討論的時候，我們討論得很順暢也很開心，但是當集中大家一起討論的時候，我們組里的一個印度裔男生（但是他自己出生在英國了）首先提問，按照中國的發展和民族主義的發展，中文會取代英語成為世界統治性語言嗎？問題一問出來，就有好幾個同學轉過頭看著我。這個問題本身沒有問題，但是我在意的是他在分組討論的時候完全沒有提到，而后卻如此快速的問出了這個問題。在當時課程的context下，很讓人難堪。

還有一次是在一門關于民主實踐的課上，臨近下課老師問從案例中能看出哪些因素影響了民主實踐具體方式的選擇，一個美國男生回答說，國家的經濟發展，他用了中國舉例子。大家自動帶入快速激情高傲的年輕美式英語來腦補，他說中國以前80，90年代很窮，很不民主，現在富有一些了，就更民主了，但是因為總體不富有，所以總體不民主。應該說，他的兩個說法都對，中國在變富有，中國在變民主，但是他的邏輯和支持論點都是錯的。中國的民主進程主要的推動力和阻礙力都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因素，中國的民主發展也不是和經濟發展形成正相關的，80，90年代甚至某種意義上說是最民主的時期。他自作聰明拿一個錯誤的說法用一個很“美國人”的口吻說出這個回答，很讓人氣憤。老師也聽出了不對，看了看我和另一個中國同學，然后說，發展和民主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不能一而概之。

當然，這兩個經歷都可以被看做是學術爭議或者課堂討論，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即使我們學政治，一些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年輕人，都還是在潛意識下有對中國的偏見，這不是教育能解決的問題，可能是因為經濟增長帶來的所謂威脅，更可能是因為意識形態和政體的不同帶來的隔閡，畢竟在他們眼里，人權民主自由，這些都是不用辯論的問題，而我們還沒有完全解決。

看到Virgin Atlantic的事，讓我想起了在巴黎北站的另一個遭遇。北站是我見過歐洲唯一一個火車到站要安檢的火車站。安檢設備是臨時的，所以大家就在鐵軌旁邊排隊，慢慢過安檢出站。就在我們排隊的時候，站在旁邊的特警叔叔招呼我們走出隊伍過去，要求查看我們的護照，而且把我們的英簽和申根簽都看了。但是當時他是笑著還給我們，還和我們聊了幾句。雖然內容也是關于來法國做什么，要去哪里，在哪兒讀書等等，但是看了護照之后一直都笑著說話，就像一個熱心的人民警察。可是如今一想，似乎不是很合情理。

就像我們想到穆斯林的時候，的確有一部分是恐怖分子，但是大多數穆斯林都是無害的，歐洲人或者西方人也是這樣，的確有一部分人帶有歧視，但是大多數人都是熱心而善良的。我們要去相信一個美好多于丑惡的世界，但是如果真的有丑惡存在，我寧愿它是言語上的，是肢體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