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申明：本文參加“423簡書故事節”，本人承諾文章內容為原創。

看到共享單車接連倒閉，樂視的爆料層出不窮，我總回憶起在上一家公司的經歷。普通員工在動蕩的公司度過所有的拉扯起伏，新聞里不怎么提及，我卻心有戚戚。

希望我的故事能讓你引以為鑒。

2015年冬，我當時的上司私下找我，邀我一起跳槽去一家剛起步的公司。他承諾2倍薪水，還有股權分配。彼時的我自詡為職場的“老江湖”，早已對“畫餅”這種行為并不感冒，但是工資上漲是實實在在的誘惑。不久，上司帶著我和其他幾個同事，一起入職了這家創業公司。

我對新東家的第一個印象是：不差錢。

公司A輪融資1個億，強勢入駐廣州某高端寫字樓第39層辦公，獨占半層空間，每個員工入職發一臺配置很高的新電腦。

同事們來頭都不小，是從國內最知名的幾家互聯網公司挖過來的，薪水不菲。聽說，當時我們的渠道總經理月薪5萬，首席設計師3萬，技術開發人員的平均工資都在2萬以上。

我冬季入職，正好趕上年會。我們公司在東莞包下一家很有情調的酒吧，洋房、閣樓錯落有致，前庭后院，自助海鮮大餐和洋酒招待，樂隊駐唱、外模撐場，專業攝影師全程跟拍……大家興致高漲。HR提前通知，當晚無需趕回廣州，集體入住附近的酒店，公司買單全部費用。

總裁上臺發言，講述自己創立這家公司的初衷。在互聯網+的熱潮中，我們所處的行業還沒有出現巨頭。兩個老板具有傳統行業的背景和資源，公司實力雄厚，又有互聯網業界精英注入，一起在這片藍海拼搏，定能拔得頭籌。

他態度誠懇，輕談虛無的夢想，重談實際的利益，清楚地講解了給初創員工的股份、分紅制度，讓臺下為之一振。

老板分析的形勢，我們早在決定跳槽前就調研過，所以也很認同。加上公司的財力、人資，大家有目共睹。公司總裁、副總裁是合伙人，穩重成熟得不像80后，很“社會”。尤其是總裁，雙商高，知識面廣，思維敏銳，幽默親切，很快贏得了高管和員工發自內心的敬重。

當時的員工數量已經迅速擴張到了120多人，甚至有還在談待遇的“意向人才”，被熱情邀請到這次年會，費用全包。觥籌交錯間，各個團隊都是意氣風發、談笑風生，互相允諾著今后合作愉快，舉杯祝福公司前程似錦。

年會最后，場地上方撐起一個巨大的“搏”字。所有員工和兩位老板一起，在這個字前歡呼合影。

這次的年會很是成功，讓整個公司團結一心，奔著上市的目標，努力拼搏。

我本對公司上市、分配股權不抱希望，“聽聽就算了”。但是周圍人，包括一些從大公司跳槽過來的高管，總是談起此事。

他們興致勃勃地分享著親眼所見的故事。比如某著名手機公司上市，連初創階段留下來的客服妹子，也實現了財務自由。還有一位我們的高管，在他離職時拋售了“前前東家”的所有股票，現在這只股票已經漲到了多少，他錯失了買別墅豪車的機會，云云。

看得出來，“財務自由”是他們當中不少人向往的生活、追求的理想，有了財務自由就有了不一樣的人生。而這個財務自由，現在已經唾手可得。

“等咱們公司上市了，估計你也可以包養幾個小白臉了。”他們逗笑著跟我說。

那時員工們都很有干勁，跟隨總裁、副總裁指示的大方向，用力執行。雖然沒見到我們APP的用戶量有大幅提升，但我們真拿到了新三板的代碼。那段時間，審計公司、法務公司頻頻光顧39層。

當總裁拿著一紙合約，與我上司開始正式談股權分配，我的心態開始動搖，暗自思忖：看來上新三板已是板上釘釘，那接下來目標就是上市了。我開始上網搜索一些公司員工持股的信息，工作也更上進了。——如果能自由自在地買買買，不用發愁房租和吃穿，誰不樂意呢？

然而，想象中風風光光的新三板慶功會，我們到最后也沒參加上。慢慢地我開始意識到，公司的狀況并不是成功企業應有的樣子。

我參與跟進的幾個項目，按照上面的意思，執行得很辛苦，但全部無疾而終，留下一攤收尾工作。相關合作商和客戶，陸續打電話、發微信詢問，我也只能遵從兩位總裁的指示，厚著臉皮回絕、拖延，盡量讓他們的訴求不了了之。

那段日子我的心里是焦灼的，這樣昧著良心做事，透支自己的誠信和人品，真的讓我很痛苦、很懷疑。

我和同事按捺不住，找我們老大談談。上司不耐煩地打斷我們，語氣很強硬：“不要管那么多，照做就是了。”“可是——”“聽我的，不要再反駁我。給你們開了這么高的工資，不就是要你們干活兒嗎？‘拿人錢、干人事’，懂嗎。”

于是同事們常常私下討論，現在的工作方向，以及整個模式有哪些問題，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但也只是私下討論而已，我們并無力改變現狀。

不久，公司開始裁員了。首先辭掉了一些薪酬很高的技術人員。行政、人事等部門，規模也一再縮減，最后只剩下3個人。原本占了半層的辦公室，退租到只剩2大間。

如果說裁員還不算波及我們，那后面的變化，就是真正的危機了。

兩位總裁跟幾個領導分別談話，要求各部門改換思路，不再協作運營公司的APP，而是各謀出路，發起項目，支撐自己部門的所有成本。項目執行由這個部門主導，有盈利，團隊分享，還要分給協助的橫向部門；不盈不虧，也可存活下去；若是虧損，只能部門自己承擔，說白了，就是縮減人員。

總結下來，就是讓我們“絕地求生”，適者生存。

我的上司作為總監之一，接下了這個任務。他跟我們說，這種“項目制”很多公司都有，看似殘酷，實則是機遇，如果連這個挑戰都應對不了，那我們的能力就不足以應對外面的競爭。只要努力實現盈利，就能從中分到利潤，額外增加收入。“這年頭，拿死工資怎么能行？你們不想在廣州結婚買房嗎？”……

看到局勢變成了這樣，我們中不少人動了辭職的念頭。然而團隊老大軟硬兼施，一方面鼓勵我們多拿獎金，另一方面警告我們現在換工作，沒有成功經驗，注定找不到好歸宿。我們只好一咬牙，為新項目日夜加班。

與此同時，另一種不安開始在公司里彌漫。

我記得那是在2016年的9月，公司第一次拖欠工資。距離發薪日已經過去了五六天，有同事終于在微信群里憋不住問了：工資什么時候發？

財務總監馬上出來回應：快了，請大家多等幾天，不好意思。

過了幾天，工資發了下來。

這一次，我們還認為是偶然。回頭來看，這就是整棟大廈崩塌前，掉落的第一塊磚。

之后的每個月，收到工資的日子都在推遲，一次比一次遲。有的同事忍不了，毅然辭職。還有一次，還沒退群的已離職員工，在群里向領導發難，怒斥欠薪，被總助迅速拉出了群。

而留下來的同事們，從最初還在群里激憤地責問，逐漸變得沉默。那種沉默一定讓外人納悶：一群要養家、要還房貸的員工，竟然可以“習慣”欠薪，麻木地上班，甚至沒有向總裁辦公室多掃一眼。

不知不覺間，花藝公司來撤走了所有綠植；總助叫男同事幫忙，把沙發、空置桌椅搬到了大廈物業處，抬眼望去辦公室空了不少；公司網速變慢了，聽說換了套餐。

偶爾有同事在群里發問，甚至點名兩位總裁：請問x總，上上個月的工資什么時候發？……

換來的是無聲無息的寂靜。不久，財務總監悄悄離開了公司。

公司群里徹底不再有人問工資了。

彼時我卻比任何時候都要拼，堪比自己創業。為了實現項目，從客服到銷售，從采購到物流，我和團隊的同事盡最大的力氣去學習和嘗試，硬著頭皮抗下所有刁難和冷眼，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極限。我滿心想著在這個項目最后一搏，然后拿上分得的獎金，趕快離開這家愈發令人喪氣的公司。

你可能和當時的很多人一樣，根本不相信我們團隊能賺錢。

令人意外的是，這個項目居然成功了。我們團隊，賺得了百萬級別的利潤。

此時已經到了2017年初，公司在上一年年末陸續走了一些人，微信群只剩不到80個成員，工資一拖再拖，公積金和社保停繳了好幾次。公司的總裁辦公室，已經空置了許久，見不到老板的身影。

春節前幾天，有人忍不住在寂靜已久的群里打破沉默，問什么時候發工資。總裁和副總裁終于出來說話了：對不起大家了，我們一直在外面籌錢，一定在過年前給大家發工資。對于其他人后面的追問，老板沒有再回答。春節放假前一天，我們終于收到了2016年未結的工資。至于我們項目的獎金，卻仿佛人間蒸發了一樣，連我的上司都沒有再提起。

過完年回來，我們變得特別清閑，和原先為了盈利而焦頭爛額的狀態截然不同。這種看似安逸的狀態讓我焦慮，因為，今年（2017年）1月的工資還沒發。我跟好友小馬傾訴了自己的遭遇，他一句話點醒了我：趕快找勞動局，收集證據走勞動仲裁。我這才明白過來，局面已經多么不利。

小馬想到的，其他同事也想到了，大家一起到勞動局，舉報公司欠薪，勞動稽查隊開始介入。我們還找了一個律師，把她拉進我們的“討薪”微信群，想咨詢有效的法律途徑。然而，律師的提問，讓我們汗顏——

“你們公司現在公賬上有多少錢？”

“總裁助理說沒錢……”

“那你們公司還可以查哪些賬戶、資產？還關聯其他公司嗎？”

“這些機密怎么會讓我們知道……”

“那你們公司現在還有什么業務是有進賬的？”

這時一個同事說：“跟投資方合作的某某項目不是每個月都有50萬嗎？”

這句話提醒了我們，大家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興奮了起來：“對啊對啊，不是還有這個項目嗎？”“這個項目神神秘秘的，都快忘了，小P你不是在項目組里嗎？”

小P在群里發言了，無情打碎我們剛升起的希望：“那是我們的投資方以新成立的公司的名義做的，法人也是他們公司的人，跟我們沒有半毛錢關系。”

大家沉默。

律師還問了幾個問題，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同事們的反應，就是茫然。我們這群人待過大公司，也經歷過不少項目，自詡為職場的“老江湖”“老油條”，然而在這家濃霧彌漫的初創公司里，我們就是地地道道的傻白甜，根本玩不過老板的心機。工作了一年多，關于公司的底細，一點都不了解，也沒有意識要去了解。

最后律師說：“你們如果想一起告公司，我可以接手，人多的話每人8000元代理費，這種案子不保證一定贏，贏了官司也不一定能拿到錢。你們想仲裁，我也可以代寫材料，每人2000。你們考慮下吧。”

我們還是沉默。這個和律師組建的微信群里，不再有人出聲。

那段時間大家在上班時間已沒有顧忌，上網查找勞動法的資料，我還去過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到我們這種嚴重欠薪3個月的情況，按照法律是要賠償1-3倍的薪水的。想到自己曾經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之前承諾的項目獎金也化為泡影，我憤憤不平，很想通過法律途徑盡量爭取到足夠多的賠償。

我的好友小馬說，他自己就申請過勞動仲裁。我問，“有沒有賠償？”他說，“道理上有，但我勸你，你們公司已經這樣了，你能討回工資止損就不錯了。賠償？別做夢了！這就是現實。”聽完，我心里一涼，但又很不甘心。

在跟勞動局接觸之前，我們查了公司的營業執照，發現公司法人已經從總裁改成了副總裁。之后幾次現場“對峙”，出面的都是副總裁，總裁早已不見蹤影。

同事們還在盼望著勞動局能維護我們的權益，我卻已經在心里做好了竹籃打水一場空的準備。果不其然，經過了多日的警告、催發程序，公司仍沒發下工資來。勞動局回復，貴單位拒不執行，建議走仲裁程序。我們早就準備好了勞動仲裁需要的證據和訴求材料，去了法院。

仲裁申請提交法院后，依然是漫長的等待。聽說總裁對一批員工聯合起來把公司告了很是憤怒，命令助理收集這批員工失職、遲到早退的證據，要在法庭上中回擊。我不清楚后來總助收集到多少、是否起到作用。

就在這個充滿動蕩的時候，總裁助理奉老板之命，找各部門負責人談話了。

我的上司談完話回來說，公司給了我們3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