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夏天，中日夏令營在內蒙古自治區舉行，最后，日本人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這一代（也就是現在所說的80、90后）不如日本的青少年！原因是日本青少年自己的事自已做，而我們的青少年卻由上兩代最少六個人來照顧，他們太過“獨”，眼中沒有他人，他們根本承受不了一點點的磨難。我當時在一所學校當政教主任，對這個結論很是不服，于是聯絡了四個志同道合的同志接了一個新的年級，每人當一個班主任，而且在我的班里開展了一次“磨難教育”。

從1993年我接收那屆學生開始，我就向學生和家長講中日學生夏令營的故事和我的思考，我極力向家長們灌輸的是：我們的獨生子女真的不如日本的青少年嗎？我們的孩子一定要靠我們一輩子嗎？既然我們最終要讓他們自己行走，那為什么不在現在給他們一個自己行走的機會呢？

經過我一個學年的努力，到了1994年的暑假，有幾個熱心的家長就和我開始研究這件事，我專門又開了一次家長會，最后，有15個學生家長完全同意孩子們跟著我出去進行磨難教育。

說實在話，當最終決定之后，我實在有點后怕，其一，我女兒當時才兩歲多一點，她媽媽工作忙，女兒一直跟著我，我要帶著女兒去實施這件事，真的有點怕自己精力不夠；其二，學生的安全都系在我身上，我能做到萬無一失嗎？但開弓沒有回頭箭，只有計劃到位，措施到位，自己心里再不安，還是要帶著學生信心百倍地出發。

1994年7月16日，我帶著15位家長的信任和他們的孩子出發了。

車是一位家長安排的，只送到目的地，開車的司機是另一位學生的叔叔，學生們一上車，和父母揮手告別后，那股高興勁就甭提了，一會兒唱歌，一會兒打撲克，我女兒也受了感染，不停地和這個哥哥鬧鬧，和那個姐姐親親，不一會就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我的農村老家。

和司機揮手告別后，一切都由孩子們自我安排了。

怎么住？學生們討論。我只是聯系了三家，我一個遠房表哥家，我家還有我妻子家。一切的事由他們安排，我真的沒有管他們，后來的實際表明，他們安排的比我安排的好。

干什么活？他們決定。他們經過詢問我父母和我表哥，決定第二天開始下地干農活：鋤玉米。當時玉米大約有一米深，太陽有點毒，他們詢問了帶什么工具，安排了誰帶水之類，然后就在歌聲中打著撲克，吃過晚飯，在沒有電扇的屋子里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一醒來，好多人都發現背上滿是蚊子咬的疙瘩，我看著心痛，但一言不發，因為在我當年，這是稀松平常的家常飯，他們既然是來受苦的磨難的，這就是他們的必修課。但老母親不答應了，趕緊去買了清涼油往孩子們身上抹。可我的學生們卻沒有一個向我訴苦，我心里真是高興。

到了地里，我的學生簡直是撒開了歡兒，學著使用鋤頭，學著拔草，問這問那，完全不怕太陽的直曬，渴了就喝白開水，沒有白開水就有人自動地回家去拎，勞動帶給他們的是快樂。

但三天過后，情況就有了變化，不象以前那么有勁了，我仍是按照早已擬定的計劃，對此一言不發，一切，孩子們都會有自己的判斷，我為什么要說出來呢？

第四天，我們按計劃去溫泉洗澡。由于頭天晚上下雨，路上不好走，每走幾步，鞋上就要粘好大一堆泥，有些學生干脆學農人們，把鞋脫了赤腳行走起來。我知道我們那里地里沒有什么危險的東西，就任他們這樣。

走到一所農村小學的時候，我和他們一起去參觀了一下，我沒有想到的是，其中一個叫李榮榮的女孩子，居然和一個農村的學生談了起來，且給了那個學生伍毛錢。她說那個學生家里太苦了，早上還沒有吃飯呢。

這個溫泉是有名的，當年武則天就來過好多次，現在還有“武后池”。當時洗澡很便宜的，大概二毛錢一張票。孩子們身上的錢足夠買，但他們仍是和人家進行了“談判”，最后以一毛五成交。出來后，他們都說這里的水好，洗起來比在礦上的澡塘里洗就是不一樣，至于怎么不一樣，我讓他們自己寫下來。但說明一點，到現在我也沒有問他們具體的感受，但我相信那一定是比較獨特的體驗。

第五天我們去洛陽，計劃是看王城公園、植物園、龍門石窟、白馬寺。但游了植物園后，一個叫鄭鵬的學生突然中暑，于是大家就中斷了計劃，往家趕。后來鄭鵬反映好了，而我們也走到了半路上，想回去也來不及了，鄭鵬對全體同學表示歉意時，全體都反過來安慰他。到家以后，經過醫生的治療，鄭鵬很快好了。

第六天，我們安全地返校。后來我把這次經歷寫成了一篇文章“挫折教育的實踐”，在當時的市級評獎中獲了獎。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就是：我相信我們的獨生子女一代也是可以的，只要我們給他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