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當時是把去巴黎作為一生的夢想來談論的，雖然許多人在此都遭遇了各種各樣的艱難與挫折，但他們仍然把這段經歷看作自己一生中最具價值的時光。

19世紀30年代，越來越多有抱負、有才華的美國人擁向巴黎，他們就是這擁向巴黎大潮中的第一浪。他們中沒有人像早期的本杰明·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斯或者是托馬斯·杰斐遜那樣在外交或政治領域聲名卓著，也沒有人企圖在實業或者商業方面取得成功。好像只有一個青年作家有點兒固定的工資收入，也不過就是為紐約的一家報社打打工賺點工資而已。但是，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難民，也不認為自己是背井離鄉的流亡者。他們旅行的目的不是尋歡作樂，更不是想要在海外引起什么轟動。

他們的目標不同尋常，幾乎每個人的目標都是那么具體，每個人的追求都是那么認真。他們志存高遠、雄心勃勃，都希望在自己所熱愛的事業上有所成就。他們把在巴黎的時光、在巴黎的經歷看作實現夢想的必由之路。當然，就像詹姆斯·庫柏在解釋為什么他需要那段在巴黎的經歷時所說的那樣：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一點兒快樂隱藏在杯底”。

他們來自波士頓、紐約、費城、俄亥俄、北卡羅來納、路易斯安那，當時構成美利堅合眾國的24個州中，幾乎每個州都有人來到巴黎。除個別人以外，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本身生活富足，要不就是父母很富有。他們中多數人都是二十幾歲的單身男子，身材相貌各不相同。以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為例，他身材不高、溫文爾雅，是一個經常面帶笑容的波士頓人，看上去比他25歲的年齡還要年輕一些。他詼諧地提到，他的身高是53英尺（約合162米），“這是穿著帶跟的靴子量的結果”。而他的朋友查爾斯·薩姆納則和他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查爾斯有著竹竿一樣的身材，高62英尺（約合189米），說話聲音洪亮，長著濃密的眉毛，看上去年齡好像在30開外，其實他比溫德爾還小兩歲。

有幾個人，也就是六七個吧，他們比其他人大10歲左右，其中的三個已經小有名氣了。像庫柏，他已經憑借其作品，特別是《最后一個莫希干人》，成為美國最著名的小說家；塞繆爾·摩爾斯已經是一個成名的肖像畫家；愛瑪·薇拉德是愛瑪·薇拉德特洛伊女校的創辦者，是第一個公開支持美國婦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同時還有一點很值得一提，那就是這三個人各自在1824年拉法耶特侯爵返回美國的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庫柏參與組織了紐約市歡迎拉法耶特的盛大儀式；摩爾斯為紐約市繪制了拉法耶特的畫像；而拉法耶特在哈德遜流域訪問的一個亮點就是參觀愛瑪·薇拉德特洛伊女校。這三位都公開地表達了對老英雄的敬愛，他們各自做出漂洋過海、來到法蘭西的決定中也包含了想再見這位老英雄一面的愿望。

庫柏出發到法國的時間比別人要早很多，那是1826年，他時年37歲。當時，他帶著妻子和五個2到13歲的孩子和一個16歲的侄子就上路了。在那個年代，全家一起闖北大西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后來據他們年齡最大的孩子作休回憶說：“我親愛的母親聽到這個想法時簡直驚呆了。”按照庫柏的說法，他們去歐洲是為了他的健康———他的脾胃已經“完全紊亂”，同時也是為了讓孩子們受到更好的教育。

當他們的船從紐約出發時，有一條小艇從旁邊經過，艇上的人認出了庫柏，于是朝他大聲喊道：“你準備離開多久？”

“五年。”庫柏回答道。

“你永遠不會回來了。”那人喊道。

這幾句對話讓庫柏終生難忘。

1829年年末，摩爾斯38歲，在經歷了意外的喪妻之痛之后，他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托付給了親戚照看，自己獨自踏上了旅程。

而愛瑪·哈特·薇拉德已經是年近50的孀婦了。盡管人們普遍認為海上旅行的艱苦對于一個文雅的女士來說是太過分了，除非萬不得已，還得有一個合適的旅伴，否則是不可行的。然而，在愛瑪的概念里，沒有那么多針對女性的條條框框，她的事業就是建立在沖破對女性偏見的基礎上的。她的醫生也曾建議她進行海上旅行，因為她之前有一段時間身體不好，而在當時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認為海上的空氣對各種疾病有治療效果。不過她似乎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別人的意見對她影響甚微。

薇拉德女士除了創辦和管理她的學校外，還編寫地理和歷史課本。她出版的《美利堅共和國歷史》一書就足以讓她在經濟上不依賴任何人。她是一個有著“古典美” 的女人，長得棱角分明，羅馬人的鼻子賦予了她特有的堅毅氣質。作為校長，她總愛穿質地上等的黑色綢緞衣服，頭戴白色無邊帽。據她的一個學生回憶：“她是一個儀表非凡的女人，她年輕時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女王的形象。” 薇拉德女士總愛對學生們說：“發揮出你的最大才能，你的才能也會更加完善的。”

她把學校交由妹妹照管，在20歲的兒子約翰的陪伴下，登上了駛往法蘭西的航船，準備勇敢地面對人生旅途中以后一切的未知。去看一看期盼已久的歐洲、拓展自己的視野是她“一生的期望”，她決心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可能地汲取能夠學到的一切知識，不僅僅要讓自己和學生受益，也要讓自己祖國的婦女姐妹們受益。

溫德爾·霍姆斯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他得說服強烈反對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一個神父，溫德爾去巴黎對他來說是一筆花費，同時他非常擔心在巴黎那樣一個臭名昭著的縱欲之地，他兒子的道德會墮落成什么樣子。但是溫德爾堅決要去，他說如果他在醫學上想要有所成就，不僅僅滿足于做一個“只會發放藥劑的農村配藥員” 的話，他至少需要兩年在巴黎醫院的經驗。另外，他渴望逃離生活的“單調” 和家庭中濃重的加爾文教義的氣氛。霍姆斯后來在回憶起他、姐姐和哥哥所受的家庭教育時寫道：“我們被告知是一群墮落的小可憐蟲，要面對上帝的憤怒，而引起上帝憤怒的原因是一些我們無能為力的事情。我想我們一點兒也不相信這一套……”

查爾斯·薩姆納關掉了自己在波士頓剛建立的律師事務所，從朋友那里借了３０００美元來實現自己海外求學的愿望。他上中小學時并沒有表現出什么才華，上哈佛時雖然受到了大家的喜愛，但學業并不出眾，單數學這門課就令他頭痛不已。有一次，一位教授提問他時，他回答說自己對數學一無所知，教授吼道：“數學！數學！你看不出區別嗎？我的問題不是關于數學，而是物理的。”不過薩姆納熱愛讀書，在法學院時，情況就不一樣了，據說他變成了“一個不知疲倦、無所不學的學生”，他的眼睛“由于熬夜讀書總是紅紅的”，從此以后他再也沒有懈怠過。他從小就渴望去看看歐洲，于是他決定學法語，以便盡可能多地聽索邦神學院那些著名專家的課。

這種對學問的熱愛也可能會給人帶來實際生活中的好處。才幾年前，薩姆納的朋友亨利·瓦茲沃思·朗費羅旅居歐洲回來，由于他在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德語上都有相當的造詣，雖年僅２８歲，哈佛大學也給他提供了一個現代語言教授的位置，這個機會改變了他的生活。

“一想到要遠涉重洋，我的心就狂跳不已。” 薩姆納寫道， “當我自己想著去歐洲的事情時，我覺得就像想著一個可愛姑娘的姣好面容一樣，我愛上了歐羅巴。”

也有許多藝術家和作家懷揣夢想奔向巴黎，他們希望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們一起學習生活，聆聽大師們的教誨，感受完全不同于美國的那種文化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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