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話與方言哪個更有流量?

? ? ? ? ? 《容齋隨筆》札記(9)

官話正經,方言親切,哪個流量大?這還真不好說。

其實,本邦文字和語言大師們都身藏一套賺取流量的《葵花寶典》。

無論是不三不四的口語,還是人五人六的官話,只有不停自宮互相搭配才會長成驚天王炸。

高尚品味與低級趣味如魚得水,說句東北話就是:必須滴!

古人早就關注了此并可怕地玩到了爐火純青。

本邦曾是詩的國度,對詩的研究有著天然的敏感。

南宋學者洪邁與同時代學者都注意到:唐詩對口語的使用。

《容齋隨筆》(卷二)談到白居易詩:“江州去日聽箏夜,白發新生不愿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其中用到了“格是”一詞。

白居易的基友元稹也寫:“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用了“隔是”一詞。

洪邁說:格與隔二字同義,“格是”意為“已是”。

很明顯,宋人對“隔是”已經不知所云,也證明他們已不使用“格是”。

洪邁作為一個文士,自己也寫詩,可畢竟不是研究詩的人。他對口語入詩僅是發現而已。

檢索《全唐詩》,五萬首詩中,用“格是”一詞的雖不多,但也能找到。

顧況《霞青竹杖歌》:“市頭格是無人別,江海賤臣不拘絏。”韓偓《夜坐》詩:“格是厭厭饒酒病,終須的的學漁歌。”

古人多半混淆了口語與方言,研究者對本朝不懂之詞,明明是口語,常一概稱為方言。

民國時《瓶粟齋詩話》就說:杜甫詩:“著處繁華矜是日。”著處指到處,“蓋當時方言也,子美屢用之”。“唐人以方言入詩甚多,如遮莫、格是、能個、赤憎等皆是”。

清代詩人袁枚的《隨園詩話》(卷一三)中,稀里糊涂地將一昨、遮莫、隔是都叫“方言”。

唐人詩中,往往用方言。杜詩:“一昨陪錫杖。”“一昨”者,猶言昨日也。王逸少(羲之)帖:“一昨得安西六日書。”晉人已用之矣。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遮莫”者,猶言盡教也。干寶《搜神記》:“張華以獵犬試狐。狐曰: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為患乎。”晉人亦用之矣。??元稹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隔是”者,猶云已如此也。

其實,一昨、遮莫這樣的口語晉人在用,宋人也在用。

晏殊詞:“今朝有酒今朝醉。遮莫更長無睡。”范成大詞:“易散浮云難再聚。遮莫相隨百步。”趙令畤詞:“一昨拜辭,倏逾舊歲。”

翻檢晉唐宋正經文章,上述詞匯都難以看到,確實是口語,只是在流轉中,有的延用至宋后而亡,有至清而亡。

本邦研究詩的“詩話”雖沒有詩多,但也稱得上是汗牛充棟。

這些“詩話”言及唐詩,都繞不開唐詩中的“方言土語”的使用。不過,多數研究者說的僅僅是非書面語的口語。

但是,口語不是方言!方言是相對官話的一種地域文化。

詩歌從誕生起,天生就帶著通俗性地域性。

在流量這點上,本邦道德文章從來都是低首臣服于詩歌。

遺棄并背叛了詩,是近二百年今人的不堪。

詩曾上下通吃,圣人甚至將詩拔至“思無邪,詩言志”的高度,可仍不改大眾的喜愛。

方言口語入詩,是《詩經》的光榮與傳統,智能的先輩早為咱夯牢流量的家底。

看看《詩·小雅·正月》:“憂心京京,哀我小心”。京就是方言。

《揚子·方言》云:“燕之北,齊楚之郊,凡人之大謂之京。”

方言是漢代揚雄的作品,當時,他注意到中國之大,表達語音語義如此之多,就發明了“方言”一詞,詳論此事。

揚雄書全名叫《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輶(音猶)軒使者指古人乘輕車采風。

《詩經·唐風·有杕之杜》有:“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方言》云:“噬,逮也。北燕曰噬。”

《詩》中“王旅啴啴”。啴啴,啴咺,迂緩貌。《方言》云:“南楚江湘之間謂之啴咺。”

方言之音入詩,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聲律》有論:“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

劉勰說的“訛韻”,是因方言發音不同,而造成的誤會。

屈子《楚辭》,用詞使用大量本地口音,與《詩經》為本邦詩壇雙峰,也是方言入詩的典范。

唐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陽春白雪。其實,詩在唐代是絕對的大眾藝術。

詩就是大唐的流行音樂,大唐一票璀燦的大詩人,就是李家天朝的流量天王。

方言俗語入詩,朗朗上口、家喻戶曉是種必不可少奪眼球的講究和手段。

韓愈有詩:“梢梢新月偃”。后人以為梢梢為“稍稍”。

宋人王安石在編輯唐詩時,堅持用梢梢。梢梢為細,這在《揚子·方言》中汫過。白居易有詩:“梢梢筍成竹。”也是這個意思。

唐代所有偉大的詩人,都是雅中透俗地俗中帶雅搶流量的高手。詩圣杜甫:“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

是寫川峽民眾供奉烏蠻鬼,以保頓頓食黃魚。

這是方言也是民俗。以致于宋代大學者沈括誤認是畜魚鷹,把烏鬼當成了鸕鶿。

沈老師一個不留神,就讓方家貽笑千年。宋人的雅,有些超塵。

口語,帶給后人的只是在不同朝代消亡的懵逼,可與方言比卻差遠了。

元貞(805)元年,柳宗元貶謫柳州任司馬。

在這兒,他寫了《柳州峒氓》,感嘆對邊疆方言的生疏:“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

大唐時,廣西是煙瘴之地,各種少數民族聚集,他們的語言加劇了柳宗元的貶謫無助。

那會兒柳宗元說什么話?當然是關隴官話。柳家是關中世族,與龍興于太原的李家一樣,操一口南北雜揉的關隴腔。

但是,像柳宗元這樣的北方漢子,一樣得學習南方方言口語寫詩。

有一次,宋代蘇東坡讀了柳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

柳是感慨自己命運多蹇:好東西走背運也會掉價,竹席蒲扇怎能長久?

蘇公卻吐槽:靠!這個桃笙到底是什么東東?

五十年后,南宋一位后生吳曾吐槽蘇大學士:北方宋魏古語稱席為笙,桃是桃竹。南北朝時海南紅藤席,俗語就叫笙。蘇大咖竟然不知道么?!

大唐時,座椅已普遍使用,北方早就不再席地坐臥,北方中古漢語在隋唐時反而在大量用席的南方保留下來。

也許,東坡窮困瓊州時,席稱笙的口語在瓊島也早就不存在了。

這是方言與口語轉化的神奇!一般而言:口語詞匯十年就會有大的更新。

柳宗元的鐵哥們劉禹錫,也有詩:“香風蕙塵尾,月露濡桃笙。”

同是寫竹席,同樣的桃笙。這似乎又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心境。

唐代賀知章也是大詩人,曾當過文化部部長,一生在北方長安做官。

可讀賀老頭的詩,我敢說一半人沒懂。

賀知章《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這詩可能不少人從小就讀!誰敢說大伙懵懵懂懂?

賀知章是越州永興(杭州蕭山)人,鄉音未改。請問:少小離家為什么能鄉音未改?

這是杠精問的問題?對不起,杠精可沒這學問!

一個從小離家的人,口音怎么也得是南腔北調吧?

賀知章永葆鄉音的秘密,其實在于大唐關隴官話,是有些接近他鄉音的。

怎么回事?大唐可是純純的帶著胡人血統的北方政權啊!

本邦社會雖上下數千年,可卻有著一整套完備的正統觀。

說話語音也一樣,正統意味著法理。

古三代周時,盡管周帝國的創始人來自西北,可仍然圍繞(黃)河洛(水)形成自己的雅言。

圣人孔子是特有鹵的一人,他在讀詩、做典禮等時,會一改山東腔,說正宗的官音。

《論語·述而》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東漢經學大師鄭玄跪舔:“讀先王典籍,一定先正其音,才能理解全義。”

口音很重要,關乎國之大體。

秦漢魏晉,中原本已固定正統,偏偏五胡亂華,夷族逐鹿,永嘉晉人被迫南渡。

此時,中原雅言,產生了一次南北大融合。

東晉學者顏之推,在比較了各地口音后得出結論:

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搉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顏氏家訓·音辭》)

他的想法,帝王之都為國之正音,當時也就數南京和洛陽最堪國音正宗。

既然,這地兩口音為最純國音,兩地口音就一定有相似之處,決不可能像今天,兩個城市的方言,雙方都聽不懂。

總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但畢竟有了正統。

顏氏之見影響深遠,此后南北朝時語音學家沈約,在撰《四聲譜》時,也多取吳音,這是一種南北融合。

吳語是本邦七大方言之一,有國際語言代碼,繼承中古漢語八聲調和三十六字母框架體系。吳語最近唐雅言。

因此,本操吳音的賀老先生,長期任職京城,自言鄉音未改,也是語言大環境對他高度認同。

宋時期,國都河南,洛人口音地位也跟著占便宜。

北宋寇準一次談語音,說天下音以何為正,說“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

寇準為宦北宋,又是陜渭之人,開封是本朝國都,他當然首推河洛正音。

洪邁的對頭朱熹,卻另有中意之音。

《朱子語類》云: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熱。若閩浙則皆邊東南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

廣中,是宋代的廣東,朱大師認為粵語是洛陽傳的正統之聲,也是兩地口音相似。

近年,傳統復興,粵、閩、浙、晉等地,都在爭奪唐音的傳承地,出書、研討、論證,為流量吵個不亦樂乎。

可惜,今天沒哪種方言全是古漢語,嫡傳的血統早在千年之前就不存在了。

唐·李涉詩《題宇文秀才櫻桃》:“今日顛狂任君笑,趁愁得醉眼麻嗏。”

這里有個戲劇性的詞匯“麻嗏”。恐怕廣東與東北都要為口語主權再起口舌之爭。

麻嗏在今天的東北話中是一種狀態,如“醉眼麻嗏”;而粵語的意思,也是“看不清”。

這個頑強的古口語,以其南北各異的生命力,成為讓國人支付千年流量的經典。

此時,無論廣東仔的鳥語還是東北漢的狠話,因遺忘的傳統再次會師。

這與流量無關,有生命的東西從來不用關心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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