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31聽書筆記:《帝國的暮光》

高麗王朝,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二個統(tǒng)一的王朝,國家統(tǒng)治者姓“王”,在中國五代十國時期就已經建國了。但跟中原王朝相比,人力物力都不在一個量級,因此高麗一直以來的立國政策就是,向中原王朝稱臣,用這種政治上的低姿態(tài),換取中原王朝不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也就是說,用表面上的臣服,來換取實際上的獨立自主。這種政策,叫作“事大政策”,簡單說就是侍奉大國,朝鮮半島的歷代政權基本都采用這種政策來處理跟中原王朝的關系。

對高麗王來說,元朝同時充當著兩個角色:首先是庇護者,高麗外有遼陽行省和東方三王,難免會有摩擦,內部又有敵視蒙古人的武將集團,不滿高麗王的統(tǒng)治,因此要想坐穩(wěn)王位,高麗王就必須仰仗元朝給他撐腰;但同時,元朝也是壓迫者,歷代高麗國王,都要受到元朝的嚴格監(jiān)控,高麗王子少年時都要被送到大都“留學”,其實就是當人質外加被洗腦,他們都被按照蒙古的方式培養(yǎng)教育,直到獲得元朝的認可,才有機會回國,日后接掌王位,而即便是即位之后,如果得罪了元朝,還可能被罷黜,甚至流放。之前的歷代中原政權對高麗內政,都極少有這么大力度的干涉,因此對高麗王室來說,元朝皇帝也比之前歷朝的統(tǒng)治者,都更讓他們難以忍受。

總結一下,上面我們介紹的就是元朝時期,高麗和蒙古的關系,也是本書的大背景。可以說,高麗王朝就是依附于蒙古大系統(tǒng)的一個子系統(tǒng),一方面這個子系統(tǒng)的穩(wěn)定運轉,要依賴于蒙古帝國這個大系統(tǒng),另一方面,它也必須為此而忍受元朝的控制,和國家主權的缺損。

1356年,恭愍王做出了一系列嘗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有三件,分別是:第一,他宣布不再用元朝的年號;第二,他處死了19名與元朝關系密切的高麗官員;第三,他派兵占領了雙城。

我們先看第一件,不再使用元朝的年號。附庸國使用宗主國的年號,在歷史上叫作“奉正朔”,表示承認自己的屬國地位。恭愍王宣布不用元朝年號,這就和宣布獨立差不多了。

第二件,處死親蒙古的官員,前面說過,反蒙古的武將集團,是高麗王的主要潛在反對者,那這么看來,親蒙古的官員應該是他的自己人了吧?其實不然,元朝為了更牢固地控制高麗,也越過高麗王直接拉攏了一些高麗重臣,跟他們聯(lián)姻,授予他們封號爵位,還保持書信往來,因此對于高麗王來說,親蒙古的官員其實也是潛在的監(jiān)視者,而由于高麗民間普遍反對蒙古的控制,把這些親蒙古的官員視為內奸,所以恭愍王處決他們既能消除威脅,又可以贏得民心。

第三件,高麗軍隊占領了雙城總管府。雙城總管府位于現(xiàn)在朝鮮西部的咸鏡南道,當時是遼陽行省管轄的,屬于元朝領土,但恰好雙城總管府的統(tǒng)治家族鬧了內訌,高麗出兵,不費吹灰之力占據(jù)了雙城。在這個過程中,一位高麗籍的元朝軍官李子春,帶著兒子李成桂一同投效了恭愍王,這是未來的重要人物,后面還會再提到。

1356年的這三個事件,不但表達了立場、打擊了親蒙古派的內部敵對勢力、爭取了民心,甚至還擴張了版圖,這說明,恭愍王在元朝日薄西山的情況下,已經做好了和元朝脫鉤的準備。

本來按照這個趨勢,恭愍王有機會穩(wěn)步地培養(yǎng)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基礎,逐漸擺脫元朝,但很快,局勢的突變打亂了他的節(jié)奏,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選擇和機會。

對于紅巾軍進攻高麗的動機,傳統(tǒng)上主要有兩種說法,分別是“復仇說”和“戰(zhàn)略解圍說”,但魯大維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不太靠譜,我們分別來講講。

“復仇說”指的是,高麗曾經支援元朝,參加高郵之戰(zhàn),所以現(xiàn)在,紅巾軍找他們來算賬了。不過高郵之戰(zhàn)紅巾軍打贏了,高麗軍作為數(shù)量很有限的一支輔助部隊,并未給他們造成多大的損失,談不上結仇。更何況,高郵之戰(zhàn)打的是張士誠,而入侵高麗的紅巾軍是劉福通的部將,雖然都叫紅巾軍,但這是兩個彼此不相統(tǒng)屬的部隊,關系還不太好,劉福通的人犯得著千里迢迢跑去高麗,替張士誠復仇嗎?所以顯然復仇說的根據(jù)是不充分的。

“戰(zhàn)略解圍說”,指的是紅巾軍和元朝主力在中原地區(qū)陷入膠著,紅巾軍戰(zhàn)事吃緊,所以想繞到元朝后院,搞出點動靜,迫使元朝從中原抽調兵力去救援,從而減輕紅巾軍正面戰(zhàn)場的壓力。

當時,劉福通的紅巾軍已經建立政權,定都汴梁,也就是河南開封。元朝方面,也正集中主力,猛攻開封,指揮戰(zhàn)役的是元朝悍將察罕帖木兒,也就是《倚天屠龍記》里趙敏的父親汝陽王。有人注意到,1359年察罕帖木兒攻擊汴梁的時候,正是紅巾軍入侵高麗的同一時間段,因此認為,這支軍隊的目的就是想迫使元朝分兵救援遼陽,幫助汴梁解圍。

不過魯大維認為,這么大縱深的戰(zhàn)略調度,超出了紅巾軍戰(zhàn)略的水平,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更是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的,況且站在元朝的角度看,遼東是邊緣地區(qū),而中原是決定性的主戰(zhàn)場,也不太可能為了救援遼東,而削弱中原前線的兵力。紅巾軍入侵高麗很難起到調動元軍馳援的作用,所以“戰(zhàn)略解圍說”同樣不成立。

因此魯大維傾向于認為,紅巾軍入侵高麗,不是帶有明確的戰(zhàn)略目的,而是一種“無奈自保”。

劉福通派出的北伐軍,最初分為東西中三路,東西兩路進攻山東、山西,不過很快都失敗潰散了。

只有中路軍戰(zhàn)績不錯,雖然沒能按原計劃兵臨元大都城下,但他們從山西的元軍薄弱處一路北上,攻擊了位于今天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元上都。

當時元軍的主力都壓在中原一線,地處后方的元上都防守空虛,被紅巾軍攻陷,并且一把大火燒毀了。不過此時的紅巾軍,歸途已經被阻斷,又無力去進攻有重兵防范的大都,身處茫茫大草原,進退兩難,只能挑著元軍力量薄弱的地方去突破,打到哪算哪。

于是這支神奇的軍隊,從今天的山西到了內蒙古,又從內蒙古到了遼寧。此時,進攻高麗就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因為這樣,少說可以解決補給問題,更樂觀地估計,還可以從朝鮮半島通過海路,返回中原。

就這樣,1359年冬天,紅巾軍渡過鴨綠江,這才有了前面說的,高麗朝野震驚。

在開京淪陷短短一兩個月之后,高麗人就迎來了反擊的機會,1362年正月,高麗軍借著大雪,向開京城外躲在兵營里烤火的紅巾軍發(fā)動奇襲,開京城里的高麗人也群起響應,里外夾攻,毫無防備的紅巾軍被殺得大敗,死傷慘重。后來西京平壤也被高麗軍收復,紅巾軍主要將領之一“破頭潘”潘誠率殘部逃回遼東,向元朝投降,后被處死。前后歷時兩年多得紅巾軍入侵高麗,就這樣結束了。值得一提的是,驅逐紅巾軍之戰(zhàn)中,當時只有27歲的青年將領李成桂表現(xiàn)突出。

再說恭愍王,開京被收復后他沒有急著回去,而是在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一年零三個月。這期間他開始著手對高麗的文武官員進行了有目的的清洗,以“投降紅巾軍”的罪名懲處了一批官員,而一些異己的官員,和功高震主的將領,也被借故打擊。此時,一直以來節(jié)奏把控很好的恭愍王,似乎失去了耐心,打擊面劃得太大,而局勢也就此脫出他的掌控。

總結一下,元末亂局以來,高麗和恭愍王面對新局勢,做出的一系列戰(zhàn)略抉擇,究竟該如何評價。

可以說,依附于元朝的高麗王朝,就是一個典型的“穩(wěn)定脆弱系統(tǒng)”,說它穩(wěn)定,是因為它依附于強大的元朝,甚至蒙古全球系統(tǒng),只要這個系統(tǒng)不出問題,作為子系統(tǒng)的高麗王朝,也就能保證正常運轉;而說它脆弱,是因為高麗王的統(tǒng)治根基,絕大部分依賴于元朝的支持,基礎過于單一,所以當它所依托的大系統(tǒng)失靈,它也難免會被殃及。

恭愍王對這一處境的認識,可以說是清晰到位的,他看到了元朝系統(tǒng)面臨著極高的崩潰風險,所以試圖抓緊培養(yǎng)自己的統(tǒng)治基礎,以期達到可以不依賴元朝,而獨立自存。面對紅巾軍入侵,局勢急劇激化,恭愍王的設想是利用抗擊紅巾軍的機會,進一步為自己造聲望,順手通過戰(zhàn)爭清除異己,鞏固王權。但手段上卻過于急躁,反而自己搞壞了隊伍的忠誠度。

另外恭愍王可能沒想到的是,高麗的高官貴族中,也有人存著和他類似的想法,也想抓住元朝失勢造成的東北亞權力真空,憑借戰(zhàn)功發(fā)展自己的軍事力量。紅巾軍之亂,雖然消滅了一批恭愍王忌憚的傳統(tǒng)重臣,卻給了這些少壯派將領機會,讓他們在戰(zhàn)爭中脫穎而出。可以說這個局勢發(fā)展,走向了恭愍王謀劃的反方向。

這批通過戰(zhàn)爭成長起來的少壯派將領中,最成功的就是李成桂,憑借對紅巾軍和之后對蒙古殘余勢力的戰(zhàn)爭,他積累了相當?shù)墓兒蛯嵙Α?374年,恭愍王在一次宮廷政變中被殺,1392年,已經掌握高麗實權的李成桂黃袍加身,建立了朝鮮王朝,高麗王朝滅亡。

后來朝鮮王朝編寫了一部文學作品《龍飛御天歌》,其中說,紅巾軍入侵,恭愍王倉皇逃難,只有李成桂奮勇當先,是擊敗紅巾軍的首要功臣……總之就是通過歌功頌德,來證明朝鮮取代高麗合法性。恭愍王恐怕想不到,他的種種謀劃,卻給李成桂做了嫁衣。

而朝鮮半島的改朝換代,距離元朝滅亡只隔了三十幾年,從這一點看,“帝國的暮光”這一書名中所謂的“暮光”,也可以理解為,不僅僅指元朝的日落黃昏,也指高麗王朝的最后一道光芒。

元朝時期,作為附庸國的高麗處境尷尬,雖然在蒙古庇護下有一定自治權,但從王室到國家,很多地方受制于人。高麗王朝的恭愍王,利用元朝末年統(tǒng)治力下降和紅巾軍起義,試圖趁機脫離元朝控制,但由于手段上的失誤,沒能完全達到預期目標,他死后不久,高麗王朝被朝鮮王朝取代。

而朝鮮王朝很快重拾“事大政策”,努力搞好跟中國明朝的關系,果然獲得了比高麗時代寬松得多的國際環(huán)境。因此,如果我們忽略掉從高麗到朝鮮的改朝換代,而把它們看成一個整體,也就是“朝鮮人”的話,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元末以來,朝鮮人面對系統(tǒng)性變局所做的戰(zhàn)略抉擇,是成功的。這種小國面臨系統(tǒng)性大變局時候的自存之道,也是本書能改給我們的有價值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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