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王朝，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二個統(tǒng)一的王朝，國家統(tǒng)治者姓“王”，在中國五代十國時期就已經建國了。但跟中原王朝相比，人力物力都不在一個量級，因此高麗一直以來的立國政策就是，向中原王朝稱臣，用這種政治上的低姿態(tài)，換取中原王朝不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也就是說，用表面上的臣服，來換取實際上的獨立自主。這種政策，叫作“事大政策”，簡單說就是侍奉大國，朝鮮半島的歷代政權基本都采用這種政策來處理跟中原王朝的關系。
對高麗王來說，元朝同時充當著兩個角色：首先是庇護者，高麗外有遼陽行省和東方三王，難免會有摩擦，內部又有敵視蒙古人的武將集團，不滿高麗王的統(tǒng)治，因此要想坐穩(wěn)王位，高麗王就必須仰仗元朝給他撐腰；但同時，元朝也是壓迫者，歷代高麗國王，都要受到元朝的嚴格監(jiān)控，高麗王子少年時都要被送到大都“留學”，其實就是當人質外加被洗腦，他們都被按照蒙古的方式培養(yǎng)教育，直到獲得元朝的認可，才有機會回國，日后接掌王位，而即便是即位之后，如果得罪了元朝，還可能被罷黜，甚至流放。之前的歷代中原政權對高麗內政，都極少有這么大力度的干涉，因此對高麗王室來說，元朝皇帝也比之前歷朝的統(tǒng)治者，都更讓他們難以忍受。
總結一下，上面我們介紹的就是元朝時期，高麗和蒙古的關系，也是本書的大背景。可以說，高麗王朝就是依附于蒙古大系統(tǒng)的一個子系統(tǒng)，一方面這個子系統(tǒng)的穩(wěn)定運轉，要依賴于蒙古帝國這個大系統(tǒng)，另一方面，它也必須為此而忍受元朝的控制，和國家主權的缺損。
1356年，恭愍王做出了一系列嘗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有三件，分別是：第一，他宣布不再用元朝的年號；第二，他處死了19名與元朝關系密切的高麗官員；第三，他派兵占領了雙城。
我們先看第一件，不再使用元朝的年號。附庸國使用宗主國的年號，在歷史上叫作“奉正朔”，表示承認自己的屬國地位。恭愍王宣布不用元朝年號，這就和宣布獨立差不多了。
第二件，處死親蒙古的官員，前面說過，反蒙古的武將集團，是高麗王的主要潛在反對者，那這么看來，親蒙古的官員應該是他的自己人了吧？其實不然，元朝為了更牢固地控制高麗，也越過高麗王直接拉攏了一些高麗重臣，跟他們聯(lián)姻，授予他們封號爵位，還保持書信往來，因此對于高麗王來說，親蒙古的官員其實也是潛在的監(jiān)視者，而由于高麗民間普遍反對蒙古的控制，把這些親蒙古的官員視為內奸，所以恭愍王處決他們既能消除威脅，又可以贏得民心。
第三件，高麗軍隊占領了雙城總管府。雙城總管府位于現(xiàn)在朝鮮西部的咸鏡南道，當時是遼陽行省管轄的，屬于元朝領土，但恰好雙城總管府的統(tǒng)治家族鬧了內訌，高麗出兵，不費吹灰之力占據(jù)了雙城。在這個過程中，一位高麗籍的元朝軍官李子春，帶著兒子李成桂一同投效了恭愍王，這是未來的重要人物，后面還會再提到。
1356年的這三個事件，不但表達了立場、打擊了親蒙古派的內部敵對勢力、爭取了民心，甚至還擴張了版圖，這說明，恭愍王在元朝日薄西山的情況下，已經做好了和元朝脫鉤的準備。
本來按照這個趨勢，恭愍王有機會穩(wěn)步地培養(yǎng)自己在國內的政治基礎，逐漸擺脫元朝，但很快，局勢的突變打亂了他的節(jié)奏，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選擇和機會。
對于紅巾軍進攻高麗的動機，傳統(tǒng)上主要有兩種說法，分別是“復仇說”和“戰(zhàn)略解圍說”，但魯大維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不太靠譜，我們分別來講講。
“復仇說”指的是，高麗曾經支援元朝，參加高郵之戰(zhàn)，所以現(xiàn)在，紅巾軍找他們來算賬了。不過高郵之戰(zhàn)紅巾軍打贏了，高麗軍作為數(shù)量很有限的一支輔助部隊，并未給他們造成多大的損失，談不上結仇。更何況，高郵之戰(zhàn)打的是張士誠，而入侵高麗的紅巾軍是劉福通的部將，雖然都叫紅巾軍，但這是兩個彼此不相統(tǒng)屬的部隊，關系還不太好，劉福通的人犯得著千里迢迢跑去高麗，替張士誠復仇嗎？所以顯然復仇說的根據(jù)是不充分的。
“戰(zhàn)略解圍說”，指的是紅巾軍和元朝主力在中原地區(qū)陷入膠著，紅巾軍戰(zhàn)事吃緊，所以想繞到元朝后院，搞出點動靜，迫使元朝從中原抽調兵力去救援，從而減輕紅巾軍正面戰(zhàn)場的壓力。
當時，劉福通的紅巾軍已經建立政權，定都汴梁，也就是河南開封。元朝方面，也正集中主力，猛攻開封，指揮戰(zhàn)役的是元朝悍將察罕帖木兒，也就是《倚天屠龍記》里趙敏的父親汝陽王。有人注意到，1359年察罕帖木兒攻擊汴梁的時候，正是紅巾軍入侵高麗的同一時間段，因此認為，這支軍隊的目的就是想迫使元朝分兵救援遼陽，幫助汴梁解圍。
不過魯大維認為，這么大縱深的戰(zhàn)略調度，超出了紅巾軍戰(zhàn)略的水平，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更是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的，況且站在元朝的角度看，遼東是邊緣地區(qū)，而中原是決定性的主戰(zhàn)場，也不太可能為了救援遼東，而削弱中原前線的兵力。紅巾軍入侵高麗很難起到調動元軍馳援的作用，所以“戰(zhàn)略解圍說”同樣不成立。
因此魯大維傾向于認為，紅巾軍入侵高麗，不是帶有明確的戰(zhàn)略目的，而是一種“無奈自保”。
劉福通派出的北伐軍，最初分為東西中三路，東西兩路進攻山東、山西，不過很快都失敗潰散了。
只有中路軍戰(zhàn)績不錯，雖然沒能按原計劃兵臨元大都城下，但他們從山西的元軍薄弱處一路北上，攻擊了位于今天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元上都。
當時元軍的主力都壓在中原一線，地處后方的元上都防守空虛，被紅巾軍攻陷，并且一把大火燒毀了。不過此時的紅巾軍，歸途已經被阻斷，又無力去進攻有重兵防范的大都，身處茫茫大草原，進退兩難，只能挑著元軍力量薄弱的地方去突破，打到哪算哪。
于是這支神奇的軍隊，從今天的山西到了內蒙古，又從內蒙古到了遼寧。此時，進攻高麗就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因為這樣，少說可以解決補給問題，更樂觀地估計，還可以從朝鮮半島通過海路，返回中原。
就這樣，1359年冬天，紅巾軍渡過鴨綠江，這才有了前面說的，高麗朝野震驚。
在開京淪陷短短一兩個月之后，高麗人就迎來了反擊的機會，1362年正月，高麗軍借著大雪，向開京城外躲在兵營里烤火的紅巾軍發(fā)動奇襲，開京城里的高麗人也群起響應，里外夾攻，毫無防備的紅巾軍被殺得大敗，死傷慘重。后來西京平壤也被高麗軍收復，紅巾軍主要將領之一“破頭潘”潘誠率殘部逃回遼東，向元朝投降，后被處死。前后歷時兩年多得紅巾軍入侵高麗，就這樣結束了。值得一提的是，驅逐紅巾軍之戰(zhàn)中，當時只有27歲的青年將領李成桂表現(xiàn)突出。
再說恭愍王，開京被收復后他沒有急著回去，而是在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一年零三個月。這期間他開始著手對高麗的文武官員進行了有目的的清洗，以“投降紅巾軍”的罪名懲處了一批官員，而一些異己的官員，和功高震主的將領，也被借故打擊。此時，一直以來節(jié)奏把控很好的恭愍王，似乎失去了耐心，打擊面劃得太大，而局勢也就此脫出他的掌控。
總結一下，元末亂局以來，高麗和恭愍王面對新局勢，做出的一系列戰(zhàn)略抉擇，究竟該如何評價。
可以說，依附于元朝的高麗王朝，就是一個典型的“穩(wěn)定脆弱系統(tǒng)”，說它穩(wěn)定，是因為它依附于強大的元朝，甚至蒙古全球系統(tǒng)，只要這個系統(tǒng)不出問題，作為子系統(tǒng)的高麗王朝，也就能保證正常運轉；而說它脆弱，是因為高麗王的統(tǒng)治根基，絕大部分依賴于元朝的支持，基礎過于單一，所以當它所依托的大系統(tǒng)失靈，它也難免會被殃及。
恭愍王對這一處境的認識，可以說是清晰到位的，他看到了元朝系統(tǒng)面臨著極高的崩潰風險，所以試圖抓緊培養(yǎng)自己的統(tǒng)治基礎，以期達到可以不依賴元朝，而獨立自存。面對紅巾軍入侵，局勢急劇激化，恭愍王的設想是利用抗擊紅巾軍的機會，進一步為自己造聲望，順手通過戰(zhàn)爭清除異己，鞏固王權。但手段上卻過于急躁，反而自己搞壞了隊伍的忠誠度。
另外恭愍王可能沒想到的是，高麗的高官貴族中，也有人存著和他類似的想法，也想抓住元朝失勢造成的東北亞權力真空，憑借戰(zhàn)功發(fā)展自己的軍事力量。紅巾軍之亂，雖然消滅了一批恭愍王忌憚的傳統(tǒng)重臣，卻給了這些少壯派將領機會，讓他們在戰(zhàn)爭中脫穎而出。可以說這個局勢發(fā)展，走向了恭愍王謀劃的反方向。
這批通過戰(zhàn)爭成長起來的少壯派將領中，最成功的就是李成桂，憑借對紅巾軍和之后對蒙古殘余勢力的戰(zhàn)爭，他積累了相當?shù)墓兒蛯嵙Α?374年，恭愍王在一次宮廷政變中被殺，1392年，已經掌握高麗實權的李成桂黃袍加身，建立了朝鮮王朝，高麗王朝滅亡。
后來朝鮮王朝編寫了一部文學作品《龍飛御天歌》，其中說，紅巾軍入侵，恭愍王倉皇逃難，只有李成桂奮勇當先，是擊敗紅巾軍的首要功臣……總之就是通過歌功頌德，來證明朝鮮取代高麗合法性。恭愍王恐怕想不到，他的種種謀劃，卻給李成桂做了嫁衣。
而朝鮮半島的改朝換代，距離元朝滅亡只隔了三十幾年，從這一點看，“帝國的暮光”這一書名中所謂的“暮光”，也可以理解為，不僅僅指元朝的日落黃昏，也指高麗王朝的最后一道光芒。
元朝時期，作為附庸國的高麗處境尷尬，雖然在蒙古庇護下有一定自治權，但從王室到國家，很多地方受制于人。高麗王朝的恭愍王，利用元朝末年統(tǒng)治力下降和紅巾軍起義，試圖趁機脫離元朝控制，但由于手段上的失誤，沒能完全達到預期目標，他死后不久，高麗王朝被朝鮮王朝取代。
而朝鮮王朝很快重拾“事大政策”，努力搞好跟中國明朝的關系，果然獲得了比高麗時代寬松得多的國際環(huán)境。因此，如果我們忽略掉從高麗到朝鮮的改朝換代，而把它們看成一個整體，也就是“朝鮮人”的話，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元末以來，朝鮮人面對系統(tǒng)性變局所做的戰(zhàn)略抉擇，是成功的。這種小國面臨系統(tǒng)性大變局時候的自存之道，也是本書能改給我們的有價值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