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國學”如何定義，學術界至今爭論不休，我所理解與認知，現代國學起源可追溯到1840年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經濟戰爭，而不是政治戰爭，工業革命使西方新興工業化國家對生產資料的需求暴增，而受國土資源的局限又制約了其生產力發展。于是，新興工業化國家迫切需要一種基于全球化的經濟模式，而清政府奉行的閉關鎖國的保守主義治國方略，對外向型經濟抵觸的，排斥的。開放是一種進步的必然，如果不被內需拉動，就必然被外力脅迫。
于是，西方工業革命造就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清政府在異族刺刀的逼迫下敞開國門。創新、開放，與以儒家思想主導的保守主義治國方略產生激烈碰撞，西風東漸，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沖擊著淤積沉淀了千年的中華文明，于是有志之士提出“師夷人之長以制夷”，希望通過學習借鑒西方工業文明的成果來對抗文明入侵。在此過程中，有人將西方學術思想統稱為“西學”，與其相對應，就出現了“中學”一詞，這也是中國近代史對“國學”的第一次定位。
想我泱泱大國，祖宗文明浩如煙海，堂堂“國學”卻以西方學術來命名，確乎是有失顏面的，于是有人提出以“國故”來定位國學。所謂國故，就是祖宗遺留下的，曾經存在過的文明沉淀。問題是國故一詞過于籠統，自上古以來中華文明歷經千年，不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齊，有精華就必有糟粕，如何來區分何為精華何為糟粕呢？
于是學術界提出第三個階段的認知，將中華文明劃分為國故與國粹，優秀的精華的稱之為國粹，陳腐的糟粕的稱之為國故，如今稱為國粹的京劇不過百年歷史而已，遠遠不能涵蓋中華文明之萬一。國粹一詞，好則好矣，卻依舊失之籠統，圍繞何為“國粹”，何為“正統”，如何甄別界定國故與國粹的內容，從政治界、學術界與民間爭論不休，百家言論之爭甚囂塵上，無法達成理論共識。
解放之后，學術界依舊對“國學”含糊模糊，限于當時國力衰微，政治運動頻繁，餓著肚子爭論學術問題毫無意義，于是傳統文化被擱置冷落。這一階段，有人提出“國術”一詞，將中華文明，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中華文明圈內各少數民族文化學術納入視野，擴大了國學的外延，也使正統國學之爭陷入泥潭。
近現代，西方漢學興起。所謂漢學，就是西方研究中華文字、語言、文化、習俗的一門顯學。史學界有“宋以后再無大漢論”，意思是宋朝被元所滅，而元乃外族入侵，發源自西周時期的正統漢文化脈絡就此斷裂。明朝雖為漢人統治，卻沿襲了元朝禮制，幾百年時間，漢文化破碎飄零，及至清軍入關，又遭一輪外族踐踏蹂躪，至此奄奄一息。直到新中國建國之后，有心重建而無力回天，當時國內文化研究陷入低潮，學術界一時間哀鴻遍野，西方漢學甚至鼓吹“中國大陸無國學論”，認為中華文明正統在當下中國之外的韓國、日本及臺灣。
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國民文化文明逐漸自醒而恢復自信，對中華文明重新審視與梳理，依據《大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提出國學定義乃“治國平天下之學”，撥云見日，正本清源，讓中華國學從此進入全新高度。
中華國學，是以儒家思想為根脈，以百家學說為枝干，以中華各民族文明為花葉的一株大樹。自此，中華國學有了字正腔圓，揚眉吐氣的精準定義，摧枯拉朽，滌蕩塵埃，重現我中華文明之正大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