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艱難的年情，大家一樣，面對很多困難和挑戰，我也不例外，在這一場疫情當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我們都是小心翼翼的進出家門和公司，和同事和親人幾乎都保持陌生人一樣的禮貌距離，即便這樣，我所在的小區封閉管理了。整整一個星期，我、我太太、孩子三個人蝸居在家，按有關要求做核酸、買菜，甚至進出門。堅持了一周，這不是第一次，我已經忘了這是第幾次了，但只要一周，就可以解封出門，繼續過兩點一線的生活。對疫情，我們沒有任何一點特別的想法，熱情和希望已被三年的封和解磨滅殆盡，平安就好，還活著就好，健康就好……

我們這三年已經夠倒霉的了，我想。

這是大家倒霉的三年，而屬于我個人的“倒霉”，在一切如常中悄然而至。

11月28日，我所在的小區解封，吃過早飯，我跟太太報告說我要回公司，一周時間，公司的地板、桌椅凳板都該有一層積灰了，我上午去打掃，兒子吃完中飯后，再到公司上網課，公司網絡信號好，一個人一個辦公室上課，安靜，無人打擾，形式上有利于他學習。安排好后我便到了公司，公司旁邊幾間房裝修，開了我公司的門，地上一層白灰，踩一腳地上一個鞋印，看了其他地方，情況差不多，自己能動手，絕不假手他人。搞好衛生，孩子背著書包也過來了，還沒到兩點，網課還沒開始，我感覺有點頭暈，像往常一樣，喝口水，在沙發上一躺，迷糊一會，醒來就沒事，這是我以往的經驗，沒有任何征兆預示我將經歷一場生死混戰。

睡之前，我還像往常一樣抽了一支煙。

在沙發上躺了一會，又起身去了一趟廁所。

回來再躺下，感覺左肩有點麻，便坐起來，撫摸左肩，這一摸便不得了，麻木抽搐感從肩到手背，到手指，復從肩膀到胸前肋骨、到腰、到大腿根、到膝蓋、到腳背，一條線，麻木，抽搐，又像一根木頭一樣僵——我想到了我的小學老師蔣老師，五十來歲，年紀應該跟我現在相仿，在講臺上還在講課，突然扔了教鞭，捂著左肩，一邊哎喲哎喲，一邊蹲了下去，倒在地上，然后被幾個老師用被子包住，抬出教室——我想，我這狀況跟蔣老師當年很相似，拿過手機打120，居然口齒不清——這嚇了我一跳，從肩膀發麻到打電話，應該不到三分鐘，就已經口齒不清，半邊身體僵硬了，這還得了？我趕緊大聲叫孩子，把孩子從上網課的辦公室叫出來，告訴他我半身僵硬了，趕緊打120.開始他還鎮定，聯系了120，準確的報告了位置，還留了他媽媽的電話。120的工作人員要孩子到門口接引，孩子通知了我太太，我太太從家里往公司趕來。我在沙發上動彈不得，身邊一個人都沒有，肩膀開始劇烈抽搐，感覺人扭麻花一樣要扭在一起了，便喊東初，這一喊不打緊，不僅把東初喊了上來，也把樓下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喊了來，他們以為我遭遇了什么意外，東初見我在沙發上扭成了一團，沒見過這陣仗，一邊幫我按摩肩膀，一邊嘆息著哭起來。管理處的李生看了我的情況，說是“腦梗”，又對我孩子說“你守在這里，我去門口迎120”。東初使勁地摁著我的肩膀，仍是擋不住我的身子要蜷縮，我說話的聲音變小，嘶啞，口齒不清，還哆嗦，天色一下子陰了下來，灰暗了許多。

120醫生來的時候，我太太也到了。

120的醫生幫我聯系急診醫院：新市醫院、白云醫院、民航醫院……我一聽，不行，這些都是小醫院，治個感冒或許還行，治療中風腦梗，可能就差大發了，我便建議：去中醫學院附屬醫院，不管怎么說，那里專家教授一堆，比地方小醫院有保障多了。聯系了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醫院急診愿意接受，護士給了我一顆小藥丸讓含著，七手八腳把我弄了救護車，我看了看，一邊是護士，等不了一會便問我一次感覺怎么樣。一邊是我的太太和孩子，我太太倒還一臉平靜，抓著我的手，一路安慰我說“沒事的”，我那上高一的孩子，正襟危坐，淚流滿面，一副很難過的樣子。我的身體里似乎有千軍萬馬在倒下，然后開始收縮、僵直，我用右手抓我的大腿，卻是那么柔軟，沒有一點僵硬的感覺。我看我的腳——腳在繃直，我光著腳，抬上擔架的時候，我的孩子幫我找了一雙拖鞋穿了上去。

到了醫院，我不能動彈，孩子在我太太的指揮下，掛號、繳費、拍片，跑前跑后。要打溶栓針——醫生跟我談：打這針有3~5%的可能會血管破裂，不打溶栓針血管也有可能破裂……

我并沒有想到死。

我想到的是生不如死。

年輕的時候，我見過朋友的親戚，貨車司機，腦梗，全身不能動彈，每天早上，他的家里人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把他從床上倒騰在一塊門板上，收拾了床，幫他擦洗一遍，便擱在后門，對著無邊田野。他在門板上一躺一天，一躺幾年，然后悄無聲息地死了。我見過他，他躺在門板上，要我給他煙抽，笑著，像個孩子——而他是四個孩子的爹，當時我還為他的樂觀動容，現在，我覺得與其全身癱瘓在床上，只活一張嘴——沒有什么比這更殘忍的了。

我想起了一個遠房伯伯，六十多，平日健康得很，走路噔噔噔虎虎生風，沒想到中風，半癱，走不了路，用拐杖都不行，每天都是坐輪椅，去哪，都要人推著。不知他從哪聽到信息，說他這病能治，他要去治，家人也給他治，一年，兩年，三年，治了三年，人還是沒能站起來，信心沒了，不知道在那個雜屋里覓了半瓶百草枯，揣在衣兜里，在夜里喝了。哦，我的親舅舅，也是腦梗，起初還能走幾步，堅持不到半年，最后還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死于非命……

這是我的結局不？

如果我像他們，我想，歹活不如好死。

向死而生，死期臨頭，應該坦然接受。

醫生說打溶栓針有3~5%的可能會血管破裂，我太太跟我商議，腦血管破裂，結果很糟糕，不打溶栓針，結果一樣很糟糕，那就賭一下，打。

然而，在醫學上，或者在我身上，沒有死馬當活馬醫的奇跡，沒有萬一的幸運。兩針打完，再去拍片，血栓并沒有溶掉，要住院治療。醫院的規矩只能留一個人陪護，我太太什么用品也沒帶，而我的孩子——高一了，沒有一點生活經驗，現在，在他媽媽的調教下，回家做飯，幫媽媽找衣服，幫爸爸找衣服，找一個箱子，收拾好，拖到醫院來……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上午還屁事不懂，現在，就要當男子漢用了。

我雖然打了兩針溶栓藥水，但毫無作用，我是在劫難逃？

我想起了我的父親。

我父親始病于結腸癌，終于原發性肺癌。我理解了他眼里的死灰，也明白了他掛在唇角的堅強。我怎么辦？我腦子里飛快地閃過母親、岳母、弟弟、妹妹和我的孩子。我想，已經到了這兇險之境，但還沒有性命之虞，可以把我生病的事告訴月祥，我唯一的兄弟，其他的親人，一概不要通知。我母親三年前做了心臟搭橋手術，高血壓二十幾年了——我之所以這樣，也是拜她遺傳，我外公外婆高血壓，最后死于腦溢血之類的疾病，我舅舅我小姨也是因為高血壓，死于腦梗腦溢血，我媽高血壓，我高血壓……這要命的遺傳！我岳母更渾身是病，從頭到腳都是老年病，這兩個老太太知道我躺床上了，萬一出點什么岔子，都是大事，所以先瞞住他們。而其他的親人，相距幾百公里，知道了，和不知道一樣的效果，或許還讓他們徒增煩惱，干脆不要告訴他們了。我想，我父親也會同意我這種安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死了，就埋了。他們怎么樣，無需理會。

打針后病情沒有得到緩解，11月29日，醫生又要我去拍片，拍大血管。拍完片之后，醫生會診，我覺得我的心口里的氣（肺活量）越來越少，左邊身子可謂排山倒海一樣迫向右邊，手腳不聽使喚，什么意念、什么氣功，什么什么，在病魔面前變得不堪一擊，折騰一夜，我都感覺半邊身體不是自己的了，失控了。醫生跟我太太聊，如果是保守治療，可能全癱，也可能半癱，想完好是不可能的。如果做介入治療——我的廉價拖鞋放在床下，估計醫生也看見了，認為我是一打工仔，承受不了做介入手術的高昂費用，但還是給我們說了，做介入手術，拖走血栓，可以恢復個七七八八，不影響正常生活起居。我太太一聽說這樣，便決定做手術，醫生便要我太太去交十萬押金，我太太說馬上——我抖抖瑟瑟微微弱弱告訴我太太，我的農行卡里有十二萬家庭備用金，招行卡里有多少萬，支付寶里有多少……像交代后事一樣，把存在各種卡里賬號里的錢老老實實報告給了太太，還說了一句賴皮話：就這樣，我不行了，兩個孩子也交給你了。

說完這些，釋然了，生死不糾結了，甚至覺得死一點也不可怕。我看了看醫生，看了看光影中的門窗，看著俯身看著我的太太，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了，包括孩子，包括我母親，我岳母，我的太太，我的親人，我的財產、我的孩子，都像一道光一樣輕，一樣可有可無。我居然沒有感到痛苦，我感覺不到神經麻木的那種強烈的擠壓感了，我的生命定格在五十二歲。只要閉上眼睛，跟這個世界就毫無關系，就像煮熟的雞蛋，雞蛋殼和雞蛋分開那樣，干凈，利索，自然。我沒有享受過人生，一直平平淡淡，一直平平靜靜，我沒有什么后悔的，就這樣吧，甚好。

醫生護士一伙人手忙腳亂地把我推進介入手術室，一樓，他們把我放在地上，脫褲子，刮毛，一個小伙子教我數數“54321”，一個小伙子在我腳踝處問“打四個單位還是五個單位”麻藥，我數“54321”，數了兩遍，便沒意識了，很舒服的沒意識了，沒有噩夢，沒有美夢，沒有夢，沒有輕飄飄，沒有沉重，沒有痛，純粹的一根木頭樁子一樣。如果可以選擇這樣死，善莫大焉。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在我不知不覺中消失了一天兩夜。

我醒過來的時候，在一個房間里，一張床，周圍都是儀器，床很軟，儀器的電線鋪在枕頭上，很硬。房間里各種聲音響，嗡嗡，滴滴，當。左手臂上套著量血壓的袖帶，三十分鐘就嗡嗡收縮兩分鐘測血壓，鼻腔插著胃管，胸口貼著按鈕，下面插著尿管，想扭一下，才發現兩手兩腳都被綁著。

我想起了父親。

父親當年做完結腸癌手術后就是這樣，全身插滿管子，人躺在床上一動不動，但眼睛會滴溜溜轉。我也是，我的眼睛會滴溜溜轉。一個房間，一張床；隔壁也是一個房間，光線很暗，里面一張床，旁邊的機器時不時發出“噠”地一聲，好像在給什么打氣。我又望向右邊，有一個窗，我能看到電視塔，和一座火柴一樣的房子，沒一會，天就陰了下來。護士走進來，掀開我的被子看了看——我什么也沒穿，還插著尿管，我已經無所謂，護士看了一眼，蓋上被子，又拿針管，在胃管里抽了一管，這下說話了“消化挺好，沒有胃潴留”。

我問：外面怎么樣了？

護士故意壓低聲音回我：可以堂食了。

我不知道這是ICU,我父親七老八老做了手術也沒進過ICU，我壓根不會想到我會進ICU。

幾號了？

現在是12月3號早上，廣州開始降溫了。

我昏迷了三天？

離開ICU,我太太說我昏迷一天兩夜，摘掉呼吸機的時候，我醒了，醒了一會，又睡了。

在ICU里躺著，感覺到左邊身體已經不像以前那么卷的厲害了。手指能動，腳能動，但還是麻木，尤其是大腿根，像套了一根鋼絲，緊緊的，要把腿給吊起來；腰也不舒服，整個胸肋像一版墻一樣，肩、胳膊，沉重發麻，唯一人人驚喜的是，腿可以動，手指也能動，但全身不協調，別說站起來，就是在床上坐起來也辦不到。只有躺著，像個紙糊的人，也不用吃東西，不過內心有些驚喜，我沒死。除了一個護士，見不到任何人。醒久了，累，又睡。睡了兩天，我能在床上坐起來了，便問護士，外面情況怎么樣了？護士回我：天氣變得更冷了，不檢測核酸了。孩子可以回學校了？回：不知道。

又過一天，我在床上可以毫不費勁的坐起來了，左邊身體發麻，手可以動，腳可以動，但無力。我不用一輩子躺在床上了，想了想被瞞著的母親，竟獨自潸然淚下，在護士面前哭了起來，還說了一句很荒唐的話：人家生病，恨不得所有親戚都知道；而我生病，卻像躲著，不敢告訴任何人。我想，我的這種苦，只有我這個年紀的人才能理解，母親、岳母、伯父、伯母、叔父、嬸娘，都是七十以上的老人，老還算了，還有各種疾病纏身，告訴他們，我討不到半點好處，還有可能拉他們下水；而對于兄弟姊妹，一個是距離，一個是生活，還有疫情，都不容易；而我的兩個孩子，我已經告訴太太，東杰二十二歲了，可以獨立門戶了，當年我二十二歲的時候，已經赤手空拳闖廣東了；東初十五歲，小了點，但餓不死了，我死了，他們一樣生活；而對于朋友們，生病不是好事，而且跟他們毫無關系，還是自己消化吧，免得讓朋友看出小來。

我可以坐起來了，我跟管床醫生說我要轉病房。

管床醫生同意了，說明天，明天會通知家屬。

護士私下悄悄告訴我：你是你們這一批進ICU里第一個轉病房的。

我知道，我死不了了，也知道，我余生不用躺在床上打發時間等死了。

四個護士用一張床單，把我從床上很熟練的弄到了移動的病床上，幫我反穿了病號服，蓋上被子，收拾了我的用品，把我推出了ICU,護士跟我說：“你可以繼續住在這里的，不信，你出去就會后悔，會想回來的。”我說不會，出去了，還回來，這意頭就不好。出了ICU,過了大堂，我心里還有點喜悅，我終于脫離危險了。在更衣間，護士還在說我出去就會后悔。我有點莫名其妙，轉到普通病房，是病情好轉的標志。我莫名的笑了笑，開始擔心起我的手機——我想，這時候，我沒有秘密了，在太太面前是個透明人了。出了更衣室，太太就迎了過來，摸了一把我的臉，就哭了起來：這六天，她都守在重癥室門口，早來晚走，一步未離，向每個醫生護士打聽著“歐陽杏蓬”的情況，得到的答復都是“你爹沒事，恢復的挺好”。他們把我當成了我太太的爹，我太太解釋，是先生，一位醫生還認真的問我太太：你們領過證嗎？現在，不少男人在外面養了情人，為了經濟目的，很多小女孩都守在門口……我太太說：我們的孩子都上大學了……為了獲得更多的消息，我太太還向護士買了水墊，給保潔的男工二十塊錢……沒有護士跟我說過一聲，我太太在門外守了六天，保潔大哥在我床前拖地，眼神都沒有一個。我太太還告訴我：東杰也來了，東杰在高鐵站混管陽性，現在和東初封控在家里。我問太太：東杰來干嘛？我太太又開始流淚，說：你是不知道，醫院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讓我簽手術同意書，我身邊一個商量的人都沒有，只好叫東杰來廣東，他出高鐵站做核酸混管陽性，來了六天，在家里封控了六天，什么忙都沒幫上！哎！

從六樓的ICU，到腦病科的十一樓，我太太一路上都在流淚。

是我活過來了，她喜極而泣？

還是我從ICU出來，不成人形了，她因物是人非流淚？

還是，這六天，她沒有白守護？

在腦病中心折騰了十幾分鐘，把我安排在了護士站對門的病房里。護士說：所有從ICU轉過來的病人，都安排在護士站門口的幾個病房，做一級護理，觀察兩天再轉其他病房做普通護理。病房里三張床，第一張住著一個破傷風病人，自我進了病房起，便在吸痰，做霧化，聲音很大；我的病床在中間，里面一間據說是個本地老太太，拍片去了，病床空著。我躺下來，第一感覺便是吵，護士站，外面走廊、病房做霧化的病人，各種聲音，像街市。第二感覺便是冷，普通病房的空調、床、被子，都不如ICU暖和。我讓太太把她的外套蓋在皮上，又讓太太找護工阿姨要了兩件病號服搭在上面，才勉勉強強止住冷。

我的左半身還在發麻，還不穩定。我不知道會恢復到什么程度。會拄拐杖？會坐輪椅？還是多半時間躺在床上，過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雖然已經死不了，但接下來，我該怎么適應生活？接下來，是什么樣子？像個巨大石頭壓著我，也像一把刀懸在我頭頂，稍有不慎，就是滅頂之災。我從沒想到我會如此狼狽。一想到接下來的生活，我不是一籌莫展，而是想哭，一個廢人，除了哭，沒有更好的宣泄之法了。

太太在安慰我，說：這個病就得靠養，三個月，五個月，半年之后，就會慢慢好起來。

我看著憔悴的太太，心里五味雜陳，我甚至覺得她已經離我而去，她卻在重癥監護室門口守了我六天！我自認為我們夫妻間的感情一向比較平淡，某些時候還會沖突，彼此放狠話，沒想到，關鍵時候，我太太一心以家為重，以我為中心，對醫生的要求不打折扣，對孩子反而放下了，我們死了，孩子該怎樣生活，還是怎樣生活，并不會因我們的失去而改變樣子。所以，我們活著，才是自己的。經過我這一事，太太対生死也算看通透了。

入夜，第一張床上的病人開始吸痰，嗡嗡的。

里面那張床的病人還是自言自語，一口白話，從投資三十萬做項目，到賣地瓜，到認識香港歐陽小姐，到她的玩伴鄭小姐，到廣場舞，至此，她開始唱歌，什么大海航行靠脫手……反反復復，一刻不停。我還沒跟她照過面，不知道她年齡多大。而聽她聲音，字正腔圓，精力很好。護工阿姨說她家里人把她送過來，交了錢，請了護工，就回去了。在醫院，吃喝拉撒，都是護工幫助完成的。

老太太在里面嘰歪個不停，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從入夜到天明，旁如無人，不知疲倦……

我的中風癥狀在反復，左邊身子，時而像一堵墻，時而像一根棍子。我能感受到的是，前面身子和后面身子像一掛沉重的面條掛在我左肩上，還不斷地往下墜。我想起了“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但這并不能給自己壯膽，我甚至害怕閉上眼睛睡過去。在ICU，各種儀器都連在身上，時刻監控，而在普通病房，那個測血壓的儀器都罷了兩回工，萬一我睡了過去醒不過來，那豈不是前功盡棄？腦梗的死亡率可達到70%。這可不能掉以輕心，而且，我是付了巨大經濟代價的，現在活了過來，萬一……我亂七八糟的想著，加上隔壁老太太一段一段不停地述說往事——我想，她也是不敢停下來，她需要時刻聽到自己的聲音來證明自己活著。如此我更心煩意亂，無法入睡。我很疲倦，而身體里面也是各種狀況，這讓我疑神疑鬼，怕閉上眼睛不醒了。這是我怕死。雖然經歷里一次生死考驗，但現在已經活過來了，我得活下去。睜著雙眼，很累，但一直想不到方法安撫自己。我想起了父親，父親生前最后幾年，也是在醫院病房度過的，他的口頭禪就是人總有一回死，生和死一直在一起，就像人的左肩和右肩，一直同行。什么時候死，怎么死，在那死，一切看造化。生死和烏龜一樣，伸頭一刀，縮頭也一刀，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與其畏懼，不如坦然接受。這比“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有用，我想著父親面對死亡的無懼，居然迷迷瞪瞪的睡了過去，然后又在那個老太太念經般地往事述說中醒了過來，早上醫生查房，問了那老太太好幾個問題，最后問她現在在哪里，她說在東平，醫生搖搖頭，安排拍片；又問了問我的情況，叫我伸腿，伸手，伸舌頭，我一一照做，還一把抓住床欄坐了起來，醫生笑了，說我恢復得不錯，再過幾天，就可以考慮出院，或者去復健樓，做復健了。

是這樣嗎？

我有些不相信，我這樣子，再過幾天，就能出院？我還不能下地走路，我的半邊身子一點都不受控制，我的腿腳還發麻……

我看看太太，太太倒泰然起來，說：這個病至少得半年才能康復，你不要著急，醫生知道的。半年時間，你只管康復訓練，其他的都不要想。

太太沒有告訴我最后的結果，康復訓練后，是行走如常，還是依靠輔助器材行走。

但我想，我活了過來，那就得甩開死，無論用什么方式，也得生，只要有生機，堅持，最后就會站起來。我不信，我站不起來。而接下來的情況也印證了我的想法，在一級護理病房住了兩天，我便能下床，在太太的幫助下，去洗手間上廁所。醫生見了，便給我換了病房，換了一間雙人間。換了病房之后，我便下地，扶著床，開始深蹲和高抬腿，腿很麻，腳走路也沒有準星，這無所謂，比起能走路，我想，任何困難都不應該成為困難。開始還需要太太輔助、攙扶，練了一天之后，第二天，便開始自己走路，顫顫抖抖，風雨飄搖，但無論如何，我已經能走路了，今天能走一百米，明天我就能走一千米……

太太嫌我話又多了，花了十三萬都沒堵住我的嘴。

我想了想，我以前話就多，現在話又多了，說明我的身體在恢復。但我沒像以前駁她，而是默認了她的話。夫妻本是同命鳥，要生死相依，爭口舌之快，最沒意義，這便是劫后余生的領悟吧。

2022.12.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