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梗記

這是一個艱難的年情,大家一樣,面對很多困難和挑戰,我也不例外,在這一場疫情當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我們都是小心翼翼的進出家門和公司,和同事和親人幾乎都保持陌生人一樣的禮貌距離,即便這樣,我所在的小區封閉管理了。整整一個星期,我、我太太、孩子三個人蝸居在家,按有關要求做核酸、買菜,甚至進出門。堅持了一周,這不是第一次,我已經忘了這是第幾次了,但只要一周,就可以解封出門,繼續過兩點一線的生活。對疫情,我們沒有任何一點特別的想法,熱情和希望已被三年的封和解磨滅殆盡,平安就好,還活著就好,健康就好……

我們這三年已經夠倒霉的了,我想。

這是大家倒霉的三年,而屬于我個人的“倒霉”,在一切如常中悄然而至。

11月28日,我所在的小區解封,吃過早飯,我跟太太報告說我要回公司,一周時間,公司的地板、桌椅凳板都該有一層積灰了,我上午去打掃,兒子吃完中飯后,再到公司上網課,公司網絡信號好,一個人一個辦公室上課,安靜,無人打擾,形式上有利于他學習。安排好后我便到了公司,公司旁邊幾間房裝修,開了我公司的門,地上一層白灰,踩一腳地上一個鞋印,看了其他地方,情況差不多,自己能動手,絕不假手他人。搞好衛生,孩子背著書包也過來了,還沒到兩點,網課還沒開始,我感覺有點頭暈,像往常一樣,喝口水,在沙發上一躺,迷糊一會,醒來就沒事,這是我以往的經驗,沒有任何征兆預示我將經歷一場生死混戰。

睡之前,我還像往常一樣抽了一支煙。

在沙發上躺了一會,又起身去了一趟廁所。

回來再躺下,感覺左肩有點麻,便坐起來,撫摸左肩,這一摸便不得了,麻木抽搐感從肩到手背,到手指,復從肩膀到胸前肋骨、到腰、到大腿根、到膝蓋、到腳背,一條線,麻木,抽搐,又像一根木頭一樣僵——我想到了我的小學老師蔣老師,五十來歲,年紀應該跟我現在相仿,在講臺上還在講課,突然扔了教鞭,捂著左肩,一邊哎喲哎喲,一邊蹲了下去,倒在地上,然后被幾個老師用被子包住,抬出教室——我想,我這狀況跟蔣老師當年很相似,拿過手機打120,居然口齒不清——這嚇了我一跳,從肩膀發麻到打電話,應該不到三分鐘,就已經口齒不清,半邊身體僵硬了,這還得了?我趕緊大聲叫孩子,把孩子從上網課的辦公室叫出來,告訴他我半身僵硬了,趕緊打120.開始他還鎮定,聯系了120,準確的報告了位置,還留了他媽媽的電話。120的工作人員要孩子到門口接引,孩子通知了我太太,我太太從家里往公司趕來。我在沙發上動彈不得,身邊一個人都沒有,肩膀開始劇烈抽搐,感覺人扭麻花一樣要扭在一起了,便喊東初,這一喊不打緊,不僅把東初喊了上來,也把樓下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喊了來,他們以為我遭遇了什么意外,東初見我在沙發上扭成了一團,沒見過這陣仗,一邊幫我按摩肩膀,一邊嘆息著哭起來。管理處的李生看了我的情況,說是“腦梗”,又對我孩子說“你守在這里,我去門口迎120”。東初使勁地摁著我的肩膀,仍是擋不住我的身子要蜷縮,我說話的聲音變小,嘶啞,口齒不清,還哆嗦,天色一下子陰了下來,灰暗了許多。

120醫生來的時候,我太太也到了。

120的醫生幫我聯系急診醫院:新市醫院、白云醫院、民航醫院……我一聽,不行,這些都是小醫院,治個感冒或許還行,治療中風腦梗,可能就差大發了,我便建議:去中醫學院附屬醫院,不管怎么說,那里專家教授一堆,比地方小醫院有保障多了。聯系了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醫院急診愿意接受,護士給了我一顆小藥丸讓含著,七手八腳把我弄了救護車,我看了看,一邊是護士,等不了一會便問我一次感覺怎么樣。一邊是我的太太和孩子,我太太倒還一臉平靜,抓著我的手,一路安慰我說“沒事的”,我那上高一的孩子,正襟危坐,淚流滿面,一副很難過的樣子。我的身體里似乎有千軍萬馬在倒下,然后開始收縮、僵直,我用右手抓我的大腿,卻是那么柔軟,沒有一點僵硬的感覺。我看我的腳——腳在繃直,我光著腳,抬上擔架的時候,我的孩子幫我找了一雙拖鞋穿了上去。

到了醫院,我不能動彈,孩子在我太太的指揮下,掛號、繳費、拍片,跑前跑后。要打溶栓針——醫生跟我談:打這針有3~5%的可能會血管破裂,不打溶栓針血管也有可能破裂……

我并沒有想到死。

我想到的是生不如死。

年輕的時候,我見過朋友的親戚,貨車司機,腦梗,全身不能動彈,每天早上,他的家里人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把他從床上倒騰在一塊門板上,收拾了床,幫他擦洗一遍,便擱在后門,對著無邊田野。他在門板上一躺一天,一躺幾年,然后悄無聲息地死了。我見過他,他躺在門板上,要我給他煙抽,笑著,像個孩子——而他是四個孩子的爹,當時我還為他的樂觀動容,現在,我覺得與其全身癱瘓在床上,只活一張嘴——沒有什么比這更殘忍的了。

我想起了一個遠房伯伯,六十多,平日健康得很,走路噔噔噔虎虎生風,沒想到中風,半癱,走不了路,用拐杖都不行,每天都是坐輪椅,去哪,都要人推著。不知他從哪聽到信息,說他這病能治,他要去治,家人也給他治,一年,兩年,三年,治了三年,人還是沒能站起來,信心沒了,不知道在那個雜屋里覓了半瓶百草枯,揣在衣兜里,在夜里喝了。哦,我的親舅舅,也是腦梗,起初還能走幾步,堅持不到半年,最后還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死于非命……

這是我的結局不?

如果我像他們,我想,歹活不如好死。

向死而生,死期臨頭,應該坦然接受。

醫生說打溶栓針有3~5%的可能會血管破裂,我太太跟我商議,腦血管破裂,結果很糟糕,不打溶栓針,結果一樣很糟糕,那就賭一下,打。

然而,在醫學上,或者在我身上,沒有死馬當活馬醫的奇跡,沒有萬一的幸運。兩針打完,再去拍片,血栓并沒有溶掉,要住院治療。醫院的規矩只能留一個人陪護,我太太什么用品也沒帶,而我的孩子——高一了,沒有一點生活經驗,現在,在他媽媽的調教下,回家做飯,幫媽媽找衣服,幫爸爸找衣服,找一個箱子,收拾好,拖到醫院來……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上午還屁事不懂,現在,就要當男子漢用了。

我雖然打了兩針溶栓藥水,但毫無作用,我是在劫難逃?

我想起了我的父親。

我父親始病于結腸癌,終于原發性肺癌。我理解了他眼里的死灰,也明白了他掛在唇角的堅強。我怎么辦?我腦子里飛快地閃過母親、岳母、弟弟、妹妹和我的孩子。我想,已經到了這兇險之境,但還沒有性命之虞,可以把我生病的事告訴月祥,我唯一的兄弟,其他的親人,一概不要通知。我母親三年前做了心臟搭橋手術,高血壓二十幾年了——我之所以這樣,也是拜她遺傳,我外公外婆高血壓,最后死于腦溢血之類的疾病,我舅舅我小姨也是因為高血壓,死于腦梗腦溢血,我媽高血壓,我高血壓……這要命的遺傳!我岳母更渾身是病,從頭到腳都是老年病,這兩個老太太知道我躺床上了,萬一出點什么岔子,都是大事,所以先瞞住他們。而其他的親人,相距幾百公里,知道了,和不知道一樣的效果,或許還讓他們徒增煩惱,干脆不要告訴他們了。我想,我父親也會同意我這種安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死了,就埋了。他們怎么樣,無需理會。

打針后病情沒有得到緩解,11月29日,醫生又要我去拍片,拍大血管。拍完片之后,醫生會診,我覺得我的心口里的氣(肺活量)越來越少,左邊身子可謂排山倒海一樣迫向右邊,手腳不聽使喚,什么意念、什么氣功,什么什么,在病魔面前變得不堪一擊,折騰一夜,我都感覺半邊身體不是自己的了,失控了。醫生跟我太太聊,如果是保守治療,可能全癱,也可能半癱,想完好是不可能的。如果做介入治療——我的廉價拖鞋放在床下,估計醫生也看見了,認為我是一打工仔,承受不了做介入手術的高昂費用,但還是給我們說了,做介入手術,拖走血栓,可以恢復個七七八八,不影響正常生活起居。我太太一聽說這樣,便決定做手術,醫生便要我太太去交十萬押金,我太太說馬上——我抖抖瑟瑟微微弱弱告訴我太太,我的農行卡里有十二萬家庭備用金,招行卡里有多少萬,支付寶里有多少……像交代后事一樣,把存在各種卡里賬號里的錢老老實實報告給了太太,還說了一句賴皮話:就這樣,我不行了,兩個孩子也交給你了。

說完這些,釋然了,生死不糾結了,甚至覺得死一點也不可怕。我看了看醫生,看了看光影中的門窗,看著俯身看著我的太太,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了,包括孩子,包括我母親,我岳母,我的太太,我的親人,我的財產、我的孩子,都像一道光一樣輕,一樣可有可無。我居然沒有感到痛苦,我感覺不到神經麻木的那種強烈的擠壓感了,我的生命定格在五十二歲。只要閉上眼睛,跟這個世界就毫無關系,就像煮熟的雞蛋,雞蛋殼和雞蛋分開那樣,干凈,利索,自然。我沒有享受過人生,一直平平淡淡,一直平平靜靜,我沒有什么后悔的,就這樣吧,甚好。

醫生護士一伙人手忙腳亂地把我推進介入手術室,一樓,他們把我放在地上,脫褲子,刮毛,一個小伙子教我數數“54321”,一個小伙子在我腳踝處問“打四個單位還是五個單位”麻藥,我數“54321”,數了兩遍,便沒意識了,很舒服的沒意識了,沒有噩夢,沒有美夢,沒有夢,沒有輕飄飄,沒有沉重,沒有痛,純粹的一根木頭樁子一樣。如果可以選擇這樣死,善莫大焉。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在我不知不覺中消失了一天兩夜。

我醒過來的時候,在一個房間里,一張床,周圍都是儀器,床很軟,儀器的電線鋪在枕頭上,很硬。房間里各種聲音響,嗡嗡,滴滴,當。左手臂上套著量血壓的袖帶,三十分鐘就嗡嗡收縮兩分鐘測血壓,鼻腔插著胃管,胸口貼著按鈕,下面插著尿管,想扭一下,才發現兩手兩腳都被綁著。

我想起了父親。

父親當年做完結腸癌手術后就是這樣,全身插滿管子,人躺在床上一動不動,但眼睛會滴溜溜轉。我也是,我的眼睛會滴溜溜轉。一個房間,一張床;隔壁也是一個房間,光線很暗,里面一張床,旁邊的機器時不時發出“噠”地一聲,好像在給什么打氣。我又望向右邊,有一個窗,我能看到電視塔,和一座火柴一樣的房子,沒一會,天就陰了下來。護士走進來,掀開我的被子看了看——我什么也沒穿,還插著尿管,我已經無所謂,護士看了一眼,蓋上被子,又拿針管,在胃管里抽了一管,這下說話了“消化挺好,沒有胃潴留”。

我問:外面怎么樣了?

護士故意壓低聲音回我:可以堂食了。

我不知道這是ICU,我父親七老八老做了手術也沒進過ICU,我壓根不會想到我會進ICU。

幾號了?

現在是12月3號早上,廣州開始降溫了。

我昏迷了三天?

離開ICU,我太太說我昏迷一天兩夜,摘掉呼吸機的時候,我醒了,醒了一會,又睡了。

在ICU里躺著,感覺到左邊身體已經不像以前那么卷的厲害了。手指能動,腳能動,但還是麻木,尤其是大腿根,像套了一根鋼絲,緊緊的,要把腿給吊起來;腰也不舒服,整個胸肋像一版墻一樣,肩、胳膊,沉重發麻,唯一人人驚喜的是,腿可以動,手指也能動,但全身不協調,別說站起來,就是在床上坐起來也辦不到。只有躺著,像個紙糊的人,也不用吃東西,不過內心有些驚喜,我沒死。除了一個護士,見不到任何人。醒久了,累,又睡。睡了兩天,我能在床上坐起來了,便問護士,外面情況怎么樣了?護士回我:天氣變得更冷了,不檢測核酸了。孩子可以回學校了?回:不知道。

又過一天,我在床上可以毫不費勁的坐起來了,左邊身體發麻,手可以動,腳可以動,但無力。我不用一輩子躺在床上了,想了想被瞞著的母親,竟獨自潸然淚下,在護士面前哭了起來,還說了一句很荒唐的話:人家生病,恨不得所有親戚都知道;而我生病,卻像躲著,不敢告訴任何人。我想,我的這種苦,只有我這個年紀的人才能理解,母親、岳母、伯父、伯母、叔父、嬸娘,都是七十以上的老人,老還算了,還有各種疾病纏身,告訴他們,我討不到半點好處,還有可能拉他們下水;而對于兄弟姊妹,一個是距離,一個是生活,還有疫情,都不容易;而我的兩個孩子,我已經告訴太太,東杰二十二歲了,可以獨立門戶了,當年我二十二歲的時候,已經赤手空拳闖廣東了;東初十五歲,小了點,但餓不死了,我死了,他們一樣生活;而對于朋友們,生病不是好事,而且跟他們毫無關系,還是自己消化吧,免得讓朋友看出小來。

我可以坐起來了,我跟管床醫生說我要轉病房。

管床醫生同意了,說明天,明天會通知家屬。

護士私下悄悄告訴我:你是你們這一批進ICU里第一個轉病房的。

我知道,我死不了了,也知道,我余生不用躺在床上打發時間等死了。

四個護士用一張床單,把我從床上很熟練的弄到了移動的病床上,幫我反穿了病號服,蓋上被子,收拾了我的用品,把我推出了ICU,護士跟我說:“你可以繼續住在這里的,不信,你出去就會后悔,會想回來的。”我說不會,出去了,還回來,這意頭就不好。出了ICU,過了大堂,我心里還有點喜悅,我終于脫離危險了。在更衣間,護士還在說我出去就會后悔。我有點莫名其妙,轉到普通病房,是病情好轉的標志。我莫名的笑了笑,開始擔心起我的手機——我想,這時候,我沒有秘密了,在太太面前是個透明人了。出了更衣室,太太就迎了過來,摸了一把我的臉,就哭了起來:這六天,她都守在重癥室門口,早來晚走,一步未離,向每個醫生護士打聽著“歐陽杏蓬”的情況,得到的答復都是“你爹沒事,恢復的挺好”。他們把我當成了我太太的爹,我太太解釋,是先生,一位醫生還認真的問我太太:你們領過證嗎?現在,不少男人在外面養了情人,為了經濟目的,很多小女孩都守在門口……我太太說:我們的孩子都上大學了……為了獲得更多的消息,我太太還向護士買了水墊,給保潔的男工二十塊錢……沒有護士跟我說過一聲,我太太在門外守了六天,保潔大哥在我床前拖地,眼神都沒有一個。我太太還告訴我:東杰也來了,東杰在高鐵站混管陽性,現在和東初封控在家里。我問太太:東杰來干嘛?我太太又開始流淚,說:你是不知道,醫院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讓我簽手術同意書,我身邊一個商量的人都沒有,只好叫東杰來廣東,他出高鐵站做核酸混管陽性,來了六天,在家里封控了六天,什么忙都沒幫上!哎!

從六樓的ICU,到腦病科的十一樓,我太太一路上都在流淚。

是我活過來了,她喜極而泣?

還是我從ICU出來,不成人形了,她因物是人非流淚?

還是,這六天,她沒有白守護?

在腦病中心折騰了十幾分鐘,把我安排在了護士站對門的病房里。護士說:所有從ICU轉過來的病人,都安排在護士站門口的幾個病房,做一級護理,觀察兩天再轉其他病房做普通護理。病房里三張床,第一張住著一個破傷風病人,自我進了病房起,便在吸痰,做霧化,聲音很大;我的病床在中間,里面一間據說是個本地老太太,拍片去了,病床空著。我躺下來,第一感覺便是吵,護士站,外面走廊、病房做霧化的病人,各種聲音,像街市。第二感覺便是冷,普通病房的空調、床、被子,都不如ICU暖和。我讓太太把她的外套蓋在皮上,又讓太太找護工阿姨要了兩件病號服搭在上面,才勉勉強強止住冷。

我的左半身還在發麻,還不穩定。我不知道會恢復到什么程度。會拄拐杖?會坐輪椅?還是多半時間躺在床上,過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雖然已經死不了,但接下來,我該怎么適應生活?接下來,是什么樣子?像個巨大石頭壓著我,也像一把刀懸在我頭頂,稍有不慎,就是滅頂之災。我從沒想到我會如此狼狽。一想到接下來的生活,我不是一籌莫展,而是想哭,一個廢人,除了哭,沒有更好的宣泄之法了。

太太在安慰我,說:這個病就得靠養,三個月,五個月,半年之后,就會慢慢好起來。

我看著憔悴的太太,心里五味雜陳,我甚至覺得她已經離我而去,她卻在重癥監護室門口守了我六天!我自認為我們夫妻間的感情一向比較平淡,某些時候還會沖突,彼此放狠話,沒想到,關鍵時候,我太太一心以家為重,以我為中心,對醫生的要求不打折扣,對孩子反而放下了,我們死了,孩子該怎樣生活,還是怎樣生活,并不會因我們的失去而改變樣子。所以,我們活著,才是自己的。經過我這一事,太太対生死也算看通透了。

入夜,第一張床上的病人開始吸痰,嗡嗡的。

里面那張床的病人還是自言自語,一口白話,從投資三十萬做項目,到賣地瓜,到認識香港歐陽小姐,到她的玩伴鄭小姐,到廣場舞,至此,她開始唱歌,什么大海航行靠脫手……反反復復,一刻不停。我還沒跟她照過面,不知道她年齡多大。而聽她聲音,字正腔圓,精力很好。護工阿姨說她家里人把她送過來,交了錢,請了護工,就回去了。在醫院,吃喝拉撒,都是護工幫助完成的。

老太太在里面嘰歪個不停,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從入夜到天明,旁如無人,不知疲倦……

我的中風癥狀在反復,左邊身子,時而像一堵墻,時而像一根棍子。我能感受到的是,前面身子和后面身子像一掛沉重的面條掛在我左肩上,還不斷地往下墜。我想起了“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但這并不能給自己壯膽,我甚至害怕閉上眼睛睡過去。在ICU,各種儀器都連在身上,時刻監控,而在普通病房,那個測血壓的儀器都罷了兩回工,萬一我睡了過去醒不過來,那豈不是前功盡棄?腦梗的死亡率可達到70%。這可不能掉以輕心,而且,我是付了巨大經濟代價的,現在活了過來,萬一……我亂七八糟的想著,加上隔壁老太太一段一段不停地述說往事——我想,她也是不敢停下來,她需要時刻聽到自己的聲音來證明自己活著。如此我更心煩意亂,無法入睡。我很疲倦,而身體里面也是各種狀況,這讓我疑神疑鬼,怕閉上眼睛不醒了。這是我怕死。雖然經歷里一次生死考驗,但現在已經活過來了,我得活下去。睜著雙眼,很累,但一直想不到方法安撫自己。我想起了父親,父親生前最后幾年,也是在醫院病房度過的,他的口頭禪就是人總有一回死,生和死一直在一起,就像人的左肩和右肩,一直同行。什么時候死,怎么死,在那死,一切看造化。生死和烏龜一樣,伸頭一刀,縮頭也一刀,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與其畏懼,不如坦然接受。這比“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有用,我想著父親面對死亡的無懼,居然迷迷瞪瞪的睡了過去,然后又在那個老太太念經般地往事述說中醒了過來,早上醫生查房,問了那老太太好幾個問題,最后問她現在在哪里,她說在東平,醫生搖搖頭,安排拍片;又問了問我的情況,叫我伸腿,伸手,伸舌頭,我一一照做,還一把抓住床欄坐了起來,醫生笑了,說我恢復得不錯,再過幾天,就可以考慮出院,或者去復健樓,做復健了。

是這樣嗎?

我有些不相信,我這樣子,再過幾天,就能出院?我還不能下地走路,我的半邊身子一點都不受控制,我的腿腳還發麻……

我看看太太,太太倒泰然起來,說:這個病至少得半年才能康復,你不要著急,醫生知道的。半年時間,你只管康復訓練,其他的都不要想。

太太沒有告訴我最后的結果,康復訓練后,是行走如常,還是依靠輔助器材行走。

但我想,我活了過來,那就得甩開死,無論用什么方式,也得生,只要有生機,堅持,最后就會站起來。我不信,我站不起來。而接下來的情況也印證了我的想法,在一級護理病房住了兩天,我便能下床,在太太的幫助下,去洗手間上廁所。醫生見了,便給我換了病房,換了一間雙人間。換了病房之后,我便下地,扶著床,開始深蹲和高抬腿,腿很麻,腳走路也沒有準星,這無所謂,比起能走路,我想,任何困難都不應該成為困難。開始還需要太太輔助、攙扶,練了一天之后,第二天,便開始自己走路,顫顫抖抖,風雨飄搖,但無論如何,我已經能走路了,今天能走一百米,明天我就能走一千米……

太太嫌我話又多了,花了十三萬都沒堵住我的嘴。

我想了想,我以前話就多,現在話又多了,說明我的身體在恢復。但我沒像以前駁她,而是默認了她的話。夫妻本是同命鳥,要生死相依,爭口舌之快,最沒意義,這便是劫后余生的領悟吧。


2022.12.21~22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轉載或內容合作請聯系作者
平臺聲明:文章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由作者上傳并發布,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簡書系信息發布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推薦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