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八月出生，有文化的姑姑給大姐取名“十里香”，意思是八月桂花香十里。大姐的確如姑姑所言，打小就人見人愛，花見花開。

外婆家在南京，大姐三歲時，母親帶她去外婆家。大輪一聲鳴叫，大姐忽地往母親懷里鉆，像要被人捕捉的蝴蝶那樣靈敏，像水中丟下一顆石子打著漩兒中的魚兒那樣驚恐，像出生不久的貓兒那樣躲避。上大輪時，大姐緊緊地牽著母親的衣襟，睜著一雙烏靈靈的大眼睛，好奇地望著眼前的這個龐然大物。那時家里窮，加上路途太遠，大姐還是第一次去外婆家。大姐機靈，看到跟外婆一般年紀的就喊奶奶，跟母親一般年紀的就喊阿姨，比她稍大的就喊哥哥姐姐，樂得外婆一家人都夸大姐：“劉牙真厲害！”外婆不知大姐叫啥名字，干脆叫她劉牙。外婆這么叫，別人也就跟著這么叫。

大姐雖沒有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之美，卻也出落得亭亭玉立。老相框中有張大姐跟母親的合影，那是大姐三歲時在外婆家跟母親一起照的。大姐扎著一根沖天辮，上身穿著一件白底圓點長袖衫，眉眼間笑意盈盈，不是公主勝似公主，煞是好看。

母親嫁給父親之前，生活在蜜罐里，錦衣玉食，除了念詩讀文，繡花做鞋外，像地里的活從沒干過。嫁給父親后，靠著父親微薄的工資，加上外婆家的補貼，勉強度日。隨著二姐、三姐、四姐的相繼出生，家里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這時大姐才十幾歲，竟然把家的擔子挑起來了。聽母親說，大姐十五歲就做八分工，別人挑八十斤她挑八十斤，別人挑一百斤她挑一百斤。最讓母親放心不下的是大姐挑著擔子，過后套那邊那根獨木橋。因為那時，我們生產隊有塊地在那邊。

從我記憶起，大姐就一直勤勞著，忙完生產隊里事忙家里事。大姐干農活頂呱呱，鋤草、施肥、打農藥，樣樣在行。

大姐鋤草，鋤得又快又好，別人鋤一雙，她鋤雙半。土地分包后，大姐有次帶我到地里鋤草，大姐在前我在后。望著大姐鋤草，羨慕死了，只見她鋤頭口輕輕一勾，棉苗根部的草牙就勾掉了，然后挪動腳步，很有節奏。我學著大姐，也用鋤頭口勾。糟了，草牙沒勾掉，棉苗勾斷了，我嚇得什么似的，趕忙蹲下，用土把棉苗圍著，讓它重新立起來。大姐背后好像有雙眼睛，回頭看了我一眼，但什么也沒說，繼續鋤她的草。若干年后，大姐笑著對我說：“鋤斷了的棉苗，過不一會就被太陽曬蔫了，哪能再活過來？”聽著大姐的話，我的臉紅了。

施肥是一個人鏟，一個人喂。大姐拿鏟子，一鏟就是一個鏟口，從不倒回，別人都搶著跟在大姐后面喂肥，并以此為榮。大姐性格好，即使你把肥喂到外面來了，她也不責怪你。大姐有一手絕活，用鏟子那么輕輕一帶，撒在外面的肥就被蓋住了。

在我的記憶里，大姐是扎著兩根齊衣邊長的粗辮子，齊眉長的劉海彎曲成弧形，兩鬢處留著兩綹齊耳墜長的發絲，是一個標準式的農家少女。打農藥時，大姐利落地將辮子盤在頭頂，戴上草帽，穿件厚褂（以防藥箱漏水中毒），和一幫姑娘一起，說說笑笑去地里。

大姐閑不住，做工回來不是掃屋前屋后的地，就是馱個藥劑箱，給掛著蘆葦的外墻打農藥，以防蚊蟲叮咬人。大姐做得最起勁的是澆菜。菜園隔著一條小河，隔著一塊地，在落葉的季節里，站在屋后就能看見，有許多回，我們吃晚飯了，喊她回來，但她不把菜澆好絕不會回來。我們喊一聲，她應一聲：“就回來。”

大姐干農活在行，織毛衣、做鞋也在行。那時舍不得點煤油燈，大姐常常靠在床上，黑燈瞎火地織毛衣。我那時誰都不佩服，就佩服大姐，如果誰當著我的面喊大姐的名字，我就不理誰。在我心目中，大姐的名字跟父母的名字一樣值得尊敬，不容褻瀆。

“一腳蹬是草鞋，三天穿不上是寶鞋。”這是大姐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口頭禪。母親做的鞋，又肥又大，等大姐做鞋，我們就不穿母親做的鞋。以后，母親只做自己跟父親的鞋，我們的鞋都歸大姐做了。

逢年過節，大姐常帶我們一起跳繩子、踢毽子。大姐單人跳、雙人跳、多人沖花跳，樣樣都行。大姐一個人跳，一次能跳一千多下，我們時常幾個人一組都跳不過大姐一個人。大姐踢毽子更是神了，一次能踢一百多下；做花樣，什么打跳、做偷、拗油條、剪子、拉絲……無一不精。

我的童年是在大姐的陪伴下度過的，一路撒滿了歡聲笑語。幸福時光易逝，一晃，大姐就到了出嫁的年齡。大姐出嫁那天，家里仿佛遭了小偷似的，一下子變得空蕩蕩的。大姐出嫁，家里擺了好幾桌酒席。送走大姐回來，望著桌子上還冒著熱氣的菜盤，我一個人躲在無人的角落處，偷偷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