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參加第二期主編訓練營時的一篇新聞評論文章，同本周作業一塊發布）

生于河南沈丘縣新安集鎮新西村的王娜娜，2003年高考后，因未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以為落榜便外出打工。直到2015年，她才發現自己當年并非落榜，而是考上了周口職業技術學院，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人頂替。

此事一經曝光，隨即引發軒然大波。在此之前，高考向來被認為是最公平的社會選拔制度，通過考試成績真正衡量考生的能力，不分城鄉、不分階層，給予考生充分的機會公平，從而高考也被很多農村和貧困地區的孩子視為一種能夠變為“金鳳凰”的社會上升通道。然而這件事情卻直接動搖了人們對于高考的信任程度，難道我們最后一種“不看臉不拼爹”的公平選拔方式也要淪陷了么？

很快，聯合調查組就公布對王娜娜被冒名頂替上大學一事的調查結果，并且公布了對假娜娜采取了注銷其學籍、學歷，開除其公職的懲罰。同時公布了對九名相關責任人所受到的處分，甚至包括當年校收發室的工作人員也給了警告處分。

懲罰力度之大，讓那些感到情感受傷的網民大呼痛快。然而在我看來，此時拍手稱快還為時尚早。這種嚴懲對于社會公平的影響實在甚少，其目的不過是為了安撫民眾的情緒，粉飾高考的嚴肅和公平。

首先，“假娜娜”事件真正的策劃者和實施者并未受到懲罰。假娜娜當年不過就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她的父母也均為下崗職工，他們肯定沒有膽識、更沒有能力來操縱這一驚人騙局事件。俗話說，“城里有人好做官”。在整個事件中，“假娜娜”神秘的舅舅不時被提到。按常理我們應該問問她舅舅便可知道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可惜的是這位舅舅已經“去世”，死無對證，也就使事情背后不為人知的冒名入學產業鏈也就在這關鍵時候隱匿了起來。那些收錢、辦理入學、偽造檔案的“元兇”都已查不到了，自然，對于那些誰受賄、誰瀆職、誰濫用職權這樣的違法犯罪問題也就更無從查起了。

在聯合調查組公布了九名相關責任人所受到的處分中，連當年校收發室的工作人員也給了警告處分。然而作為一個收發室的工作人員，無權無勢，哪里來的膽子做這樣“掉包”的事情呢？若沒有比他級別高的人指示，他也不敢，她不過是這個產業鏈的最底層，沒準當年連王娜娜的錄取通知書都沒拿到呢。查不出幕后黑手，就從這些底層聽從號令的人“開刀”。所謂的“嚴懲”，也未免有些平息民怨的意思了。

其次，從恢復高考近三十年以來，“假娜娜”絕不止這一個。我早年也在教育戰線工作七八年，也見過形形色色的“冒名頂替上學”的事情。在我教的學生中既有本姓“孫”，改姓“胡”的男生，也有本姓“王”改姓“劉”的女生。對此我也有點見怪不怪了！

我記得在85年左右上級有一條規定，是不允許初中的復課生報考小中專，但是對于農村的孩子來說，能考上小中專就是鯉魚跳龍門。于是就有一些復讀生冒名頂替應屆生考小中專的事情，并且這些在學校層面看是合理的。

當時我的一個親戚就遇到過這種情況。村里的一復讀生用了親戚的所有信息報考了小中專，好像是只三五分之差而落選。正好那一年這個學校又有一項規定，差幾分的落榜生可以交上兩萬多元還可以上。當時這個復讀生家里不知道有這個信息，而且他們家里也拿不出這兩萬多元。我們曾有這樣的打算：我們交上這兩萬多元讓親戚來上。

若是這事成了的話，我不知道這該是誰頂替誰的問題。

其實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從現在的“王娜娜被冒名頂替上大學”，還有?2009年發生的羅彩霞被人冒名頂替上大學事件；2010年，海南大學女生林琳發現自己被人冒名頂替上了武漢工業學院的事情……除了被曝光的事件外，一定還有千千萬萬個“王娜娜”，他們也許是收了別人的錢替人保持沉默，但是更有可能依然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那么他們的公平和正義何時才能得到伸張呢？

嚴懲“假娜娜”，作用有限。目的不過是為了粉飾社會公平，給情感受到傷害的民眾一個交代。但是，如果對于這件事情的討論依然僅限于懲罰，目光也未免短淺。在高考選拔制度更加多元化的今天，各校自主招生、特長生、藝術生的招生模式層出，是否更利于那些既得利益群體進行暗箱操作呢？唯有呼喚更加公開、透明的選拔制度的出臺與執行，才是解決“假娜娜”事件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