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那個偶然的日子里，萬歷的一聲嘆息，張居正的改革終于付諸流水。但為何萬歷沒有像秦惠文王那樣，車裂了商鞅卻繼承了他的政治遺產呢？

江陵才子

張居正少有才名，12歲就考取了秀才，人稱“江陵神童”。江陵也就是現在的湖北荊州市，如果說進士等同于現在考上博士，那么秀才約等于現而今考上了重點大學本科。這樣來看，張居正之才名，名副其實。

但是，自古才子多愁緒，難在青史留佳名。單看一篇《過秦論》，漢朝的賈誼亦可稱才子；七步而成“本是同根深，相煎何太急”的曹植，后人稱之為才高八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又何嘗不是才華橫溢？然而，從才子到政治家，再到名留青史的社稷名臣，縱使神童，也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張居正原名張白圭，因為他的祖父在他出生前夢見家里出現了一只大白烏龜，認為會給家人帶來福氣，因而得名。張居正考取秀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他13歲的時候參加舉人的考試，江陵才子不負眾望，果然一舉考上舉人。然而揭榜之后，卻無張居正的名字，神童張居正異常失落，滿腹心酸，直到湖廣巡撫顧璘為他解惑：是我顧璘故意讓你落榜的，為的就是磨練你的心性，不希望你年紀輕輕考中舉人而成為一個吟詠風月的才子，而要立志成為像伊尹那樣匡扶社稷的名臣！縱然張居正是個天才，但年僅十三歲而又非是富貴人家子弟的張居正，聽到這樣的勸慰亦不免熱淚盈眶，感謝顧大人的厚愛。顧璘解開自己的犀牛帶送給張居正，對他說，我這條犀牛帶配不上你，將來你會擁有比這更好的腰帶，希望你能勉強接受。而當時的顧璘已約等于現在的省委書記，算得上是封疆大吏了，卻對張居正有如此評價，可見張居正確實有著過人的才華。

有句古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顧璘這樣做了一輩子官的人，對一個年僅十三歲的秀才如此抬愛，十三歲的張居正就有如此耀眼的才華。

許多年前，在課堂上學習一篇文章，是王安石的《傷仲永》，老師當時提了一個問題，方仲永最后泯然眾人矣，大家說一下哪些人應該負有責任？許多同學都說他的父母有責任，因為他的父母把他當作搖錢樹去展示而沒有讓他更進一步的去學習。然而我卻說，王安石有責任，我的同學哄堂大笑，老師制止了他們，示意我繼續說下去。王安石身為朝廷大臣，本身就有為朝廷舉薦人才的責任，仲永既是人才，王安石有義務且有能力保護這樣的天才；其次，方仲永那時還頗為年幼，而王安石身懷大志，為何不注意培養方仲永為自己將來的改革人才？所以我說王安石有責任。雖然我忘了老師如何評價我的答案，但是這樣的一番話直到如今我依然記得，且依然以為正確。

也許王安石像顧璘這樣為方仲永提供一些幫助，方仲永也許就不會只是傷仲永而已了，可惜，歷史不容假設。而顧璘若沒有讓張居正承受這樣當頭棒喝的挫折，也許日后真的只是多了一個吟詠風月的才子，而非千古名相，萬歷名臣張居正了。

宦海沉浮

抱怨懷才不遇的人比比皆是，但是他們似乎忘了，只要你的才能真的卓越，任何時代都擋不住你成就一番事業。

張居正十三歲的時候參加鄉試，本能夠憑借卷面成績考中舉人，因為當時湖廣巡撫顧璘的阻撓而作罷。當年顧璘為了讓張居正承受這種挫折還頗費了一番心思，考試官認為張居正已經能夠獲得舉人功名，現在就應該給他，誰知道三年后會是什么情況呢？在顧璘的反復工作下，考試官這才作罷。從后來張居正的成長來看，不得不佩服顧璘的這種識人之明。三年后，也就是張居正十六歲，正式成為一名年輕的舉人。再過七年，也就是張居正二十三歲的時候，考中進士二甲第九名。古人說：“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五十歲考上進士都算年輕的，張居正二十三便考中，不得不說是春風得意。

明朝慣例，進士分三等，一甲三名也就是常說的狀元、榜眼、探花。二甲為京官，三甲外地為縣令等職務。明朝不成文的規定，首輔出于翰林，翰林必進士出生。

張居正的前半生都生活在明朝著名的懶政皇帝嘉靖時期，然而縱使歷史上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吏治混亂時期，依然會有這樣有才華的人冒出來，可見，若是真的有才，有何需埋怨世事，感嘆懷才不遇呢？比張居正更早一個時期的一位名人，同是少年神童，且才華更勝，然而一次科場不順，最后窮困潦倒，抱憾終生，他就是唐伯虎。

在翰林學士期間，有一位格外欣賞他的閣臣徐階，受其影響，張居正亦懷抱經邦濟世的理想，刻苦鉆研治國之道。公元1549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八年，二十五歲的張居正，以一篇《論時政疏》，奏報皇帝，系統闡述了他的改革主張。盡管一些細節在日后看來有些夸大其詞，但是對于改革朝政的宏觀構想，已經顯出雛形，這也成為了萬歷新政的源頭。

不難想象，當滿懷理想的張居正在遇見著名的懶政皇帝，會是何等失望。皇帝既沒有表揚張居正的文章寫得好，亦沒有因為他以小小翰林學士身份妄言朝政，嘉靖一如既往的一言不發，奏折有去無回。那時的首輔是嚴嵩，張居正的奏折也沒有引起他的重視，當然嚴嵩本人亦非治國良臣。對這混亂朝政失望的張居正，面對自己無力抗爭的黨同伐異，無奈之下以病去職，回到家鄉游學三年。

而正是這毫不起眼的周游經歷，讓張居正深刻了解到了這個社會的病癥，遠比他坐在廟堂之上，讀幾頁奏章來得實際。他在《荊州府題名記》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于兼并。”正是抱著這種濟世安民的人生理想，張居正在老師徐階的催促中，重返翰林院，立志興國安邦。

與其把這理想放在心里，不如就由自己來實現，張居正正是開始了他作為政治家的旅程。

萬歷首輔

重新回到翰林院的張居正，盡管才華卓越，但依然還只是一個別人看不太上的小官，起碼此刻嚴嵩的眼里還沒有這號人物。

在內閣互相傾扎的政治波瀾中，張居正學會了低調務實，外圓內方的處世態度，韜光養晦，相機而動。在徐階的安排下，張居正成為裕王的侍講，不久后又成為了翰林院的掌事。公元1567年，裕王登基為帝，年號隆慶，張居正亦因與裕王親近的關系而進入內閣，以大學士身份參與朝政。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時的內閣首輔是隆慶最信任的老師高拱而非徐階，隆慶只是一個平庸的皇帝而高拱也沒有改革的理想與魄力，張居正頗感有志難伸。僅僅六年后，隆慶因病逝世，未滿十歲的太子即位，是為萬歷，從《論時政疏》開始蟄伏二十年的張居正，終于要迎來一展宏圖的時代了。

太監是士大夫瞧不上的閹宦，而他們忘了恰恰是這樣一批被主動忽視的人群，是最靠近最高權力的人，有時候他們的一句話，勝得過朝堂群臣連篇累牘的千言萬語。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張居正果斷聯合萬歷最信任的太監馮保，驅逐了高拱，成為了事實上的這個帝國的主宰——萬歷首輔張居正。至此，他終于實現少年時的壯志：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

安土重遷的中國人，一提改革，總會有那么一群克禮守制的道學先生激烈反對，說什么“祖宗成法不可變”，這些活在四書五經里的儒士們全然不顧現實社會的變化，高坐在廟堂之上的他們何嘗了解人民的疾苦。屁股決定腦袋，也許大多數時候對改革的抗爭，都只是觸動了他們的既得利益罷了。

然而張居正早已看透這些假面具背后的真相，他出其不意的從本朝的典故里找到他變法的理由，而他從來不宣稱變法，只是提出嚴格執行太祖皇帝的法令而已，這就是《考成法》。考成法類似現在的考核問責制，明確責任，嚴格考核，賞罰分明。考成法實施后，張居正頗為自得的說到：“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大大提升了政府的辦事效率。考成法嚴格的問責機制，讓官員不得擅權專用，欺上瞞下。張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張居正立即交還，并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要以身作則。

如果說考成法僅僅只是讓官員們心生不滿，那接下來的清查田畝的政令，就讓士大夫們坐臥不安，憤慨異常了。按照明朝的法令，考中舉人的學子，便可享受一定的免稅額度，而舉人按例是可以做官的，地方上的官員往往也不愿得罪這些日后說不定就要飛黃騰達的鄉紳，而在互相心知肚明的情況下，他們往往超過了朝廷規定的土地免稅額度。張居正二十年前游學之時感慨“民苦于兼并”，巧取豪奪的土豪鄉紳，達官顯貴，哪一個不是阡陌縱橫，綿延百里！清查田畝便是要求各級官員嚴格執行朝廷的法度，足額繳稅。盡管這一條無論對于當時或者日后來看，于貧民并無多大益處，但是對于國家的稅收來說，實在是居功至偉。僅以日后的改革成果來論，張居正當政的十年，是明朝為數不多的富裕的十年。

公元1581年，萬歷九年，張居正改革實施的考成法以及清丈田畝工作都收到了極大的成效，緊接著他實行了醞釀已久的“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核心是簡化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使賦役合一，這是一個世紀后雍正推行“攤丁入畝”的雛形。從日后雍正財政改革的結果來看，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如果能夠徹底實施，極有可能出現萬歷中興的局面，而日后因為不斷加收稅賦導致官逼民反的局面或許會推遲許多年，而遼東那場戰爭的勝利天平或許會傾向于大明王朝。

然而，正當志得意滿的張居正準備進一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時候，卻驟然去世了。

付諸流水

張居正去世前，躺在病榻上接受了皇帝賜予“太師”的稱號，有明一朝，活著能得到如此榮譽的，唯有張居正一人而已。張居正謚“文忠”，這對文臣來說，也是極高的評價，在此之上唯有“文正”而已。

張居正的改革剛見成效，便飲恨而終，但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萬歷并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一代明主，只不過他永遠都看不到了。然而禍患常積于忽微，張居正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失敗的伏筆，這里固然有周邊環境的原因，但他本人亦不是無可挑剔。

為了給政治理想掃清道路，張居正不惜于士大夫瞧不起的宦官結成同盟，這使他在道德上受到文官集團的鄙視；而后的政治改革陸續觸動士大夫集團的既得利益，再度受到他們瘋狂的攻訐；最為激烈的反對，來自父親去世的“奪情”之辯，使部分支持他改革的儒家衛士亦頗有微詞；最大的問題不僅僅來自外部的壓力，張居正操持權柄，大權在握對小皇帝造成巨大的不安為日后身死政息埋下伏筆；日后的清算行動中，盡管不乏反對者的污蔑之詞，但張居正在私德上不免有虧。但張居正為了政治理想，早已拋棄個人虛名，他要的就只有這大明王朝天下富強，國泰民安。

史學家后來分析明亡的原因，曾指出明朝實亡于萬歷三大征傷了國本，但終萬歷一朝的三次大戰都以明朝的勝利而結束，試想若是沒有強大的財政支持，這樣的大戰勝負會是如何？張居正在去世前曾說國家的財政收入可支十年之用，可想而知萬歷新政的改革成果，而萬歷三大征的勝利也從側面說明張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效。

王安石改革期間，宋神宗頗為自得，說改革雖然讓一些官員不痛快，但是百姓得到了實惠啊，宰相文彥博說出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句話說盡了封建王朝統治的實質，宋神宗默然以對。然而它們似乎忘了，老百姓為水，皇帝與其它統治者為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張居正觸動了現有利益集團，不免受到他們的攻訐，但是最重要的，或許還是張居正忘了將萬歷培養成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張居正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將垂死的大明王朝診治得重現勃勃生機，萬歷新政并未進行制度上的創新，僅僅以個人威望進行強權政治獲得成功，這成為后世史學家批駁他的重要依據。但從長遠的歷史來看，改革能夠獲得成功都是漸進式的，而從考成法，到清丈田畝，再到一條鞭法這樣的思路來看，張居正稱得上是卓越的政治家，他沒有急功近利，而是一步一個腳印，不斷深化改革。天不假年，張居正的驟然去世留給后人一個疑問，他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嗎？還有沒有后續的改革方案？我們不得而知。而日后的清算張居正導致他的改革成果毀于一旦，也讓人扼腕嘆息。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年后，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帶著順治定都北京，戰火燒毀了明朝收稅的賬簿，能找到的是一本萬歷年間張居正時代的田畝依據，遂將之作為稅收依據，而這本冊子，正是被廢棄的張居正改革成果。

如果說諸葛亮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那對于張居正我只能感嘆——改革身死煙飛滅，落花流水淚滿襟。

后記

從江陵才子到翰林學士，從入主內閣到萬歷新政，可以看到歷經宦海沉浮之后的張居正初心不改，勇于任事，可謂俠之大者矣。然而大權獨攬之后的獨斷專行，表里不一，生活奢靡，私德有虧，而后身死政息，一生心血盡付流水，不免讓人扼腕嘆息。
改革必然觸動既得利益，位高權重更要如履薄冰，三省吾身不要落人以柄。因而人生真應如其名——居正。
唉，居正不居正，改革付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