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閑言語，道他作甚。”是北宋理學家程頤對詩文的評價。可見他不喜詩文，作為一個哲學家追求純粹、抽象性的思考，并借此來安頓自己的價值，詩文意味著跳躍、非體系化的思考，確實有一定沖突。但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立場，我有一點我的立場，聊且寫幾句為文學的價值辯護。

我對哲學家一直有個想象，他們一方面很復雜，厘清概念，建立體系，重估價值，這都是需要勇氣與邏輯的事情，一方面他們又很簡單，簡單到生活的目的只是要得到生命的本質答案，物欲這種問題感覺他們是不太想的，偉大的哲學家大抵可以得到精神的絕對平靜，這樣想來哲學家似乎就真的不需要文學了。寫到這里，我似乎要給文學下一個定義，文學，我在這里想強調它是對人性復雜的安慰。要度過生命這條莽莽大河，我們前行，或許注入平原，或許走上岔路，途經有水面平靜，也有激流險灘，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求甚多，所犯錯誤亦甚多，我們拿起，我們放下，到最后，我們所求的剩下一個理解，細節化的一個人對細節化的另一個人的理解。而文學大多數時候描繪的就是途徑生命河流的那一個個瞬間，借由作者的記錄，讀者的解讀，升華成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悲憫與理解。如此的閑言語，可能承擔不了宇宙、時間，但是卻可以承擔人的渺小、無奈、以及浩大。

我覺得好的文學家，是有他自己的哲學思考的。比如蘇東坡，下面這首臨江仙，情理交融，有了對生命的靜觀，“營營”卻不是那么容易擺脫的，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此中人。江海也一直都在，不能乘舟而去的人亦是古而有之。

臨江仙·夜歸臨皋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