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960年1月1日

地點：檳榔嶼

思考人：伍連德

國籍：中國

職業：防疫學教父

思考內容。

伍先生剛要開口敘述，我就把他攔了下來。這一篇本來應該由伍連德前輩自己口述的內容就由我代勞吧！因為越是偉大人物的口述往往越是平鋪直敘，沒有任何波瀾。我們讀者很難對其所作所為和歷史作用有一個正確的評估，很容易把將軍元帥忽略在了文字之外。

1910年12月18日，清廷外務府右丞施肇基急召在天津陸軍軍醫學堂的幫辦伍連德進京，說有要事相商。

好了短短的一句話，問題來了？從時間上看再過一年辛亥革命就要爆發，清朝將結束其兩百多年的統治。從人物來看，這個施肇基和伍連德又是誰呢？所謂的外務府是清廷的六部之首，負責聯絡列強，擁有至高無上的部門權力。而所謂的右丞，就是要比左丞大那么一點，我們現在可以理解為部長級別。這個天津的軍醫學堂就是所普通的學校。幫辦呢？說的好聽就是當個副手，做個副職；說的不好聽就是個幫忙干活的。那么問題來了，一個權力無限大的外交部部長，找一個在小學校幫忙的軍醫到京城干什么呢？還說有要事相商，能有什么事呢？

原來就在一個月前京城得到報告，哈爾濱一帶發生大規模鼠疫流行，具體情況不明。只知道有大批的中國人，俄國人死亡。

原來是流行了大瘟疫，想找個人去處理一下。

你也許會想都一個月過去了，要不說清朝怎么會在不久之后滅亡呢？這么重要的一場天災人禍，清朝政府竟然置之不理一個月后才慢騰騰的找人前來處理，而且還找了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連工作經驗都沒有幾年的幫忙軍醫。這樣置萬民于水火的低效率政府能不破產嗎？

如果你這么想，可就冤枉了清政府。清政府在這一個月內并不是什么事都沒有做，而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清政府整合了全國的專業衛生人才，想從里面挑出幾個能挑大梁經驗豐富的人才去平息這場讓人聞風喪膽大瘟疫。

你別說清政府還真挑出來個合適的人才。他是美國丹佛大學的醫學博士，現任海軍總醫官，名字叫做謝天寶。你可能猜他是個外國人，不愿意趟中國政府這個渾水，肯定不愿意去。

如果你這么猜可就猜錯了，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只不過是清朝公派出國的優秀留學生而已。不過你也猜對了一半，他確實是不愿意去。原因我們用腳都能想出來。那么危險的地方，得了鼠疫的話用那時的醫療條件來說是必死無疑的。而且一旦接受任命攬下這個爛攤子，萬一一不小心成功控制了瘟疫還好；一旦控制不住，即使在瘟疫的戰場上能僥幸的安然無恙，那回來也還是逃不過清廷抄家滅門的追責大刀。所以，他死也不愿意去。但是又不能明說，就跟清廷提條件。要一大筆預支的撫恤金，說我這次九死一生的為國效力，去了生死未卜，你得提前給我一大筆“安家定心費”，給我老婆孩子下半輩子用。而且一張嘴就是獅子大開口。那時清朝又是割地又是賠款的，國庫里根本沒有多少錢。可就是這也不是說給不起，關鍵是一旦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他的心思也就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所以，他也未必能擔得起這個重任。朝廷苦勸無果，這才臨陣換將。

挑來挑去，就找到了這個伍連德。他雖然年紀輕輕，初到而立之年。然而卻有著當時國內屈指可數的教育背景。他在英屬殖民地的小島檳榔嶼出生，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完成醫學博士的學業，而且是以當屆畢業生中第一的成績提前畢業的。到過巴斯德研究所，對微生物研究有著系統而嚴密的訓練，而且這方面知識豐富。其實那時鼠疫桿菌已經發現，但是在當時的國內能夠在顯微鏡下見過鼠疫桿菌長啥樣子的恐怕也超不過十個人，而伍連德就是其中之一，理所當然的成了當時國內屈指可數的響當當的醫學人才。

其實謝天寶不想擔這個擔子還有一個重大原因，當時鼠疫的流行讓俄國和日本有了充分的借口和機會，一旦清廷控制不了鼠疫的傳播，他們就將取而代之，借此合情合理的接手東北三省的管轄權，再進一步就是領土主權了。所以，鼠疫處理不好，自己的命倒是小事，萬一丟失了中國版圖上的大片領土那可就成了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寧可當一個慫蛋，也絕不出頭，即使有能力也不出頭。

施肇基把前因后果原原本本的跟伍連德和盤托出，并提醒他一定要權衡好，做決定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此生惟愿常報國，星聯等這一天等了好久了。”這個連中文都說不好的中國軍醫，用義不容辭的口吻接受了清廷的臨危受命。

正所謂大醫醫國，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他將作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協調整個東三省的全部力量來開創一個人類防疫史上未曾有過的奇跡，而他也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醫生，用自己淵博的醫學知識，捍衛祖國領土的尊嚴。

伍連德星夜回津從自己學生中挑選了一個英文好的志愿者作為自己的翻譯，然后立刻動身出山海關，4天后就到了哈爾濱。

控制瘟疫的難度就在于它是宏觀整體的，并不像普通治病，針對個體，只要把個體得病前后捋順清楚，處理好其中的要害就可以。而對于瘟疫這個全局，個體和個體是會相互傳染的，而且可能不只是人與人之間傳染這一種渠道，你無法控制群體中每個人的行為，就控制不住疾病流行的方向，這種瘟疫就有可能多點開花，傳出東三省，傳遍全中國。所以對這種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群體，想多方面全面控制難度是非常大的，絲毫不亞于一個元帥從戰略眼光統領全局戰場。更何況連這個瘟疫是啥？有什么傳染特性？是不是能夠治療？這一切都不知道，對于一個陌生甚至無形的敵人，怎么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呢？

所以，當務之急伍連德要知道這里流行的到底是不是大家傳說的“鼠疫”？怎么才能知道呢？這個問題相對簡單，只要從死去的人那里找到證據就好，再結合自己所掌握的微生物知識，相信應該會有一個很好的判斷。伍連德一刻都沒有耽誤，直接通知當地縣衙，有情況立刻通知自己，他要親自趕到現場，看看死者的形容，然后解剖取樣，回去用顯微鏡觀察，以確定病原。

雖然整個過程都很危險，但他必須冒險，他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搞清楚一切，疾病已經流行快一個月了，如果不抓緊時間，瘟疫再來一次大爆發，到時候恐怕自己就是菩薩轉世也回天無力，東北千萬人的生命需要自己給出一個交代。

當然在瘟疫盛行的哈爾濱每天都要死幾十個人，他等不了幾個時辰就會出現他迫切想知道的現場和病例。死者出現在傅家甸的貧民窟里，昨晚咳血而死。從死者體征上來看，與鼠疫有些相似，但很大的疑點就是死者的淋巴結并沒有腫大。

封鎖現場，戴上口罩，簡單消毒，伍連德在零下30度的東北嚴寒里進行了中國醫生的第一次人體解剖。他留存了死者的血液、肺臟和其他臟器后，又縫上了皮膚以便下葬。

很快他就從肺臟的標本里分離到了很典型的鼠疫桿菌，為了等待血培養的結果以便確認鼠疫無疑，他又等了一天，才向北京報告。這一天是他到哈爾濱的第六天。

確認了瘟疫的具體性質后，他心中卻更加疑惑。因為依據目前世界醫學對鼠疫的了解，它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把病菌傳給了人，從而導致疾病的，而且人得了這種鼠疫后如果不經過跳蚤是不能人傳人的。可是問題就在這了，這大東北天寒地凍的根本就不適合跳蚤繁殖，跳蚤不凍死就不錯了，還哪里有那個閑心傳播瘟疫呢？這是疑點之一；再有，根據他的觀察和當地官員的敘述，這種瘟疫好像是通過人直接傳給人的，中間沒有什么中介，而且大部分人都有咳血，和傳統上我們了解的那種淋巴結腫大的腺鼠疫并不相同。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流行病學史在這個時候就顯得尤為重要。

略加調查，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第一例病例并不是出現在目前鼠疫最流行的傅家甸，而是出現在“滿洲里”捉土撥鼠的窩棚里。人們抓這種叫做旱獺的動物實際上是為了發財。因為這種動物的皮經過處理和西方貴婦人喜愛穿的貂皮幾乎沒有差別。于是一條發財致富的新路就擺在人們面前。那時候闖關東的熱潮正盛，大批移民也加入到捉土撥鼠的行列中，于是這種和老鼠同屬嚙齒類動物的可憐物種幾乎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滅頂之災。人們開始只要它的皮，而把身子妥善掩埋；后來外地人多了，也不講什么規矩了，直接棄尸荒野，更有甚者順便食肉。

伍連德敏銳的推測，這種和普通老鼠稍有區別的土撥鼠有可能攜帶著變異的鼠疫桿菌，然后傳給了捕殺它甚至食其肉的人類，這種變異的鼠疫桿菌恰恰具備一個特質，省略了跳蚤這個中間媒介，通過呼吸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傳播。

分析到這伍連德一身冷汗，原因有兩個。一是從鼠疫流行到現在已經快兩個月了，這兩個月里這些病人就像種子一樣灑向東北或者更廣大的區域，他們將作為新的傳染源將瘟疫傳出東北，傳遍中國；二是與這種新型鼠疫相比，得了腺鼠疫是幸運的。因為得了腺鼠疫還有十分之一二的生存可能，而得了這種則必死無疑，絕無生還希望。不能再遲疑了，必須聯合日本人和俄國人，共同采取措施防控。

伍連德以清廷欽差大臣的身份，做了三件事。

一、全民戴口罩，戴自己做的加厚口罩。

二、與鼠疫患者接觸過的所有人迅速隔離，發病者送至新建的鼠疫醫院。

三、封鎖東北全境交通，并在交通要道設卡，疑似者統統就近隔離。

這個堪稱完美的快速反應出來的方案也是他到哈爾濱第六天發布的。可理想很完美現實卻很殘酷，沒有可用之人是整個方案最大的漏洞。伍連德當然也很快的意識到了這點。于是一方面電報京城加派人手增援，尤其是有醫學背景的專業人才；一方面自己也開始臨時培訓所需要的人手，大多是由官兵，警察和志愿者組成，開展工作依舊艱難。這段時間每天病死的人數有增無減。

不久，焦急而忙碌的伍連德等來了幫手，只不過是個幫倒忙的。

這個清廷派來的第二位有過唐山防鼠疫經驗的法國專家，一來就不同意伍連德的鼠疫流行和防疫理論。他仍舊認為全城滅鼠才是消滅鼠疫的關鍵。并且他曾經多次請示朝廷想把東北防疫大權轉移到自己手中。

設身處地的想，在全城禁嚴，百姓閉門不出而防疫人手又極度缺乏的當時，滅鼠措施的實施該有多困難。而且一旦滅鼠行動本質上無用，那么無端耗費的人力則可能造成隔離和戒嚴的人手不夠而削弱防疫效果。伍連德根據自己的判斷，從這次鼠疫的傳播方式上推論旱獺把病菌傳給人后自身在這次鼠疫流行中起的作用就幾乎消失，因為人們大量削減了旱獺的種群數量，它們已經再無能力在鼠疫的舞臺上再次折騰。而其他普通的老鼠并不是這次鼠疫的罪魁禍首，所以全城滅鼠的意義不大。

朝廷反復權衡后決定繼續支持伍連德。這個法國專家一氣之下自己帶人滅鼠去了，不久就感染鼠疫死了。

其他幫手陸續趕到，慢慢幫他建立起東三省的防疫大網。伍連德除了在哈爾濱總覽全局外，仍舊每天帶人挑重災區親自主持工作，也就相當于樂此不疲、每日奔走的局部救火員。情況仍然沒有好轉，而且有每況愈下的趨勢，就在伍連德絕望崩潰之時，他想到了自己百密一疏的致命環節，那就是尸體的處理。

看了一下墓地，伍連德幾乎落下淚來。在皚皚大雪的墓地上，尸體遍布荒野，沒有棺材也無人掩埋。這也難怪，每日大量的死亡讓棺材鋪早已供不應求，再加上苦寒的東北，非一日之寒的三尺冰凍，豈是能任誰隨隨便便就可以掘地三尺的呢？

這座鼠疫桿菌的天然倉庫，就這樣每天通過各種動物向已經封鎖嚴密的外部世界源源不斷的傳送著病菌，而且是樂此不疲。

怎么辦是擺在伍連德面前必須解決的最大問題。隔離起來，你無法隔離飛禽走獸；消毒又無法浸入血肉將細菌趕盡殺絕。只剩下唯一的辦法了，焚尸。即使是違反中國傳統的倫理綱常，即使可能搞得人神共憤，為了將鼠疫緊緊的鎖死在東北，為了中國的版圖，自己寧愿冒天下之大不韙，自己要明知不可為而為。

所有責任后果，我伍連德一人承擔。

這是大疫之下，中國醫者的擔當；這是國難當頭時，中國軍醫的楷模。

尸體焚燒后不久，鼠疫的日死亡人數終于開始下降。可以肆虐幾百年的鼠疫，在這個無聞醫者的面前低下了高貴的頭顱。

他到哈爾濱的三個月后，鼠疫風波終于平息。

4月3日，在沈陽小河沿的惠工會議室里，召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性的學術會議，會議的名稱叫做“萬國鼠疫大會”，說是“萬國”，其實只有11個國家，只不過這11個國家是世界上國力強盛的幾個國家而已。

大會的主席自然是功勛卓著的伍連德博士，不過我還想提提副主席。他是日本微生物界的大師，曾經最有希望的鼠疫發現者北里柴山郎。這次東北大鼠疫他也并未缺席，但是因為搞錯了研究方向，等到伍連德控制完了鼠疫，北里博士也沒在顯微鏡下看到鼠疫桿菌的模樣。按道理不至于呀，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他解剖了哈爾濱的數萬只耗子，而這普通的耗子根本就不是這次鼠疫的罪魁禍首，所以只能無功而返。這也正證實了伍連德關于鼠疫的部分推論。

在這次大會上伍連德將發現的這種新型鼠疫定義為了“肺鼠疫”，并將其發現、傳播流行史做了系統的闡述，最后又將他的防疫措施毫無保留的向與會的專家展示。正是從這里，中國人學會了現代的防疫，從這里世界見證了東亞病夫的傳奇。

各國的各種頭銜勛章，自然而然的落到了伍連德的身上，年僅31歲的南洋小子一戰成名，讓幾個月后即將滅亡的清政府臉上重新煥發出無限的榮光，只不過這榮光對于清政府來說是回光返照之光。

此后十年風云激蕩的中國政壇，伍連德不曾踏足；他就留在了東北，繼續建設中國東北的防疫長城，并潛心進行關于鼠疫的學術研究。因為他斷言，鼠疫在不久之后還會卷土重來。一方面因為對微生物的直覺，一方面因為東北的鼠疫仍有散發。十年之后鼠疫再次流行的時候，無官無權的他憑借著自己建立起的防疫長城，成功捍衛了東北人民生命的尊嚴。

鼠疫的故事還沒有結束！九一八事變之后，伍連德曾經被日本人秘密逮捕，幸好上層人士的積極周旋才將其成功解救。日本人為什么抓他，沒有人知道原因！直到7年之后，調查常德爆發的鼠疫才輾轉查到731部隊通過空投攜帶鼠疫的跳蚤來制造鼠疫流行的真相。稍一聯想，伍連德知道了當年日本人抓他的真正意圖。

伍連德先生此后一直為中國的防疫和醫學事業做了許多貢獻。包括創立了中華醫學會，包括《中華醫學雜志》的創刊，包括中國第一所現代化綜合醫院——北大人民醫院的建立，包括禁毒，包括收回海港檢疫權，包括后來成功遏制住了霍亂的流行……我很想補充的是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02醫院，當年就是由張作霖出資，由伍連德一手創建的。

伍連德先生于1960年1月21日在家鄉病逝，終年81歲。他比北里和耶爾森都要幸運，因為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了抗生素的發現和應用。從那時起，鼠疫就已經不是不治之癥，病死率也從九成降到了一成。這個“鼠疫斗士”，終于可以安心的長眠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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