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釗灝

摘要：自20世紀初，現象學為精神病學提供了理解精神病患者主觀內在經驗途徑，閔可夫斯基正是現象學精神病學中的重要一員，他提出的“與現實生命聯系的缺失”、“粗糙自閉—貧乏自閉”、“代償機制”等概念，超越了醫學模式下對精神分裂癥理解，不僅僅是著眼于癥狀的分析，而是對患者整個人生經歷的全人關注。筆者嘗試用閔氏的理念來詮釋一個精神分裂患者的社工介入案例，并探討閔氏理念對精神康復社工服務的影響。

關鍵字：閔可夫斯基，現象學精神病學，精神康復，社會工作

一、導論：

哲學與精神病學相互理解及聯系，是因為要用精神病理學去檢驗哲學對于生命本質的解釋，也要用哲學去深入探索“精神”、“疾病”乃至生命的本質。現象學，作為揭示意識經驗和意識本質結構的描述，在精神病理學上勇于探索精神病人的內在或主觀疾病經驗，也就是——用現象學直觀的方法，去感受和認識精神病人心中的主觀世界。(1)

20世紀初，在現象學精神病理學產生之前，精神病理學領域中的主導思想是：“精神疾病就是大腦疾病”。這種還原主義哲學極大地促進了對大腦的研究，但也損害了精神病理學研究。因為這讓許多精神治療學家相信：如果掌握了對于大腦的準確知識，那么人類的精神生活及其紊亂就得到了完全的認識。(2)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精神科藥物的研發和應用突飛猛進，更加深了精神病學關注病人軀體病變以及生化指標。

而在20世紀初，有許多歐洲的精神科醫生已經開始發現，要揭示精神疾病的本質，僅僅靠第三人稱的自然科學方法是完全不夠的，還必須依靠第一人稱的現象學方法。在現象學的視域中，精神疾病是人類在世界中存在模式的變異，而精神科醫生應當運用現象學直觀方法去探索病人異常的意識經驗結構，應將常見的精神疾病癥狀視為一種“現象”，注重病人的主觀事實，重視對典型案例的質性研究，探尋病人對生活內在意義的解釋而不一定要尋求普遍法則，強調個變化和理解之同情。(1)而閔可夫斯基正是現象學精神病學運動中的重要一員。

二、閔氏的現象學精神病理學

尤金·閔可夫斯基在1885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后，他在1912年來到了瑞士，在精神病學家布勞勒（Bleuler）的診所工作。閔氏受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的影響，為了探索精神病癥狀背后的本質，閔氏借鑒柏格森的哲學理念進行臨床治療，并形成突破性的觀點。

（一）與現實的生命聯系的缺失（Loss of Vital Contacts with Reality）

柏格森反對用一種高度理性的視角去看待人的意識，他認為，人作為世界的主體，其實更多是用靈動多變的直覺與環境在互動，用過去所積累的記憶和經驗不斷地和當下互動，這種流續不斷的意識，柏格森將其稱之為“延綿”（Duree）,而人就在這種“延綿”意識中，用一種“生命沖動”（Elan Vital）不斷創造未來，開拓自己的生命力。（8）

藉著柏格森的理念，閔氏提出了“與現實的生命聯系的缺失”這一重要概念。這里的“現實”，是指不需要刻意思考、自然而然的現實，有三個重要的范疇：語言，用于共享交流，建立共識；規范，特別是不言自明而被感知的規則，例如文化、禮儀；實踐，人對周遭世界即時的回應與投入。而一個健康的現實感，是可以恰如其份地和環境互動，能夠接納生活中的偶然性，能夠感受到人生中感性的一面。(3)

人在不斷向前創造的“生命沖動”的驅使下和周遭環境互動，就會出現兩種傾向：既想融入社會，又想自我超越。(3)而“與現實的生命聯系”這種感覺，讓普通人在這種向前的“生命沖動”中，維持著“理性—感性”、“規范—靈活”、“自我—他人”之間的平衡。如孔子所言：“隨心所欲而不逾舉?！?/p>

一旦“與現實的生命聯系的缺失”，則會三個層面出現問題：時間層面，普通人愿意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節奏，愿意和他人同步協調；而許多精神分裂癥患者則缺乏未來感，意識往往固滯在過去，缺乏向前的未來；空間層面，這個空間并非單純的物理空間，而是充滿關系、互動的心理空間，普通人的心理空間是有他人，是鮮活的，而精神分裂癥患者則被孤立在自己的空間里，沒有他人；共情層面，普通人能夠同感共情，但精神分裂癥患則難以同感他人的經歷。

（二）精神分裂性的自閉狀態

閔氏認為，“Autism”，自閉或自我為中心的狀態，才是精神分裂癥的本質，而判斷是否“自閉”，關鍵是評估患者有無出現“與現實的生命聯系的缺失”。原本鮮活靈動的時間感——也就是延綿——變得僵化固滯，人與環境的良好互動受阻。當感受到與現實的聯系在減弱，人就不自覺會用“代償”的方式去彌補。

以妄想患者為例，患者缺乏的是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去的持續性。正常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一個整體的連續結構；而在患者這里，這種整體結構是破碎的，即過去與現在、未來之間不是連續的。妄想正是這種時間經驗結構破裂的表現?！皞€體沖動”的作用是創造未來，而“沖動”就是某種向前的意識。妄想患者的病根就在于他們的個體沖動發生了衰退，從而造成了患者向前意識的缺損。當患者發現自己不能借用他們過去的生命經驗時，他們就不得不通過妄想來替換過去的生命經驗。因此，妄想是患者對其時間經驗結構紊亂的一種無效補償。(4)

閔氏還區分了兩種形式的自閉狀態：粗糙自閉（Rich Autism）和貧乏自閉（Empty Autism）。粗糙自閉的范型是做白日夢，患者從外在實在中逃離到了無限制的幻想生活中。具體的表現為過分夸張、狂想、生悶氣以及沉浸在長久的懊悔中，背后其實是患者人格中仍然健康的部分對理想生活的追求，但現實中不能滿足。

然而，閔氏認為，貧乏自閉才是更純粹或原初的自閉形式。貧乏自閉的根源是與實在

之生命聯系的喪失，以及個體沖動衰退，特征是過分懷疑的態度、病態的理性，過分空間化的思維，（例如，當閔可夫斯基要求患者畫出一幅描繪家庭的畫時，患者僅僅畫了一個大圓，而它周圍環繞著四五個小圓）在人格中占主導地位，表現為非黑即白、在健康人身上，理性與非理性、邏輯與直觀、靜態與動態處于一種交互的平衡之中。但在精神分裂患者這里，非理性、直觀、生命的動態綿延完全讓位于理性、邏輯、的靜態停滯。(5)

（三）閔氏對精神分裂的治療和介入

1.生命的直觀

閔氏認為，自然科學式的所謂“客觀觀察”，往往割裂了人的整體性，用抽象的概念與框架來操縱對象。要充分理解精神分裂癥，必須要用生命的直觀，即是要用自己整體的專注、經驗和感覺，去投入到患者的生命歷程，依據自身的共通感和分寸感，代入患者的經歷，與患者同感共情。

2.重塑生命聯系

閔氏發現，傳統的隔離式治療對精神分裂患者不是很有效：“對這些患者來說，延長住院也很難有用。關到精神病院或醫院（尤其是讓患者無事可做），只會強化那堵把患者與實在相隔離的墻，患者會在他們的自閉中陷得更深。相反，我們建議：盡可能地將患者重置于他們的正常環境中，因為我們首先確定主體間的家庭本身不是病因。醫生還必須保持與患者家庭非常緊密的聯系?！?4) 因此，閔可夫斯基反對將精神分裂患者放到醫院或其他封閉環境中進行治療，因為這會擴大患者與實在的距離，并進一步加重患者的精神分裂紊亂。

閔氏認為，如何幫助患者重建與現實的聯系，才是治療的目標。所以，閔氏倡導的是生活療法和工作療法。將健康的生活態度給予患者，通過大量與健康群體相似的行為活動，重建與現實的生命聯系。另一方面，通過工作，讓患者的個體化存在有了更具體的意義，重燃對未來的“生命沖動”。

（四）小結

與閔氏同時代的雅斯貝爾斯表示，他認為精神疾病的研究離不開自然科學的“第三人稱進路”，但他不主張只走這條路；相反，他把完全依賴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精神疾病的做法，稱為“軀體的偏見”，把還原主義的大腦中心范式稱為“大腦神話學”。閔氏的現象學精神病學理論正是對這種“軀體的偏見”的反思，并走出了對于精神疾病研究的“第一人稱進路”：精神疾病特別是精神分裂癥的產生，往往是患者與外界互動的過程中，自我經驗出現扭曲、破損所致的(6)，也就是閔氏所講的“與現實生命聯系的缺失”。

所以，閔氏的治療方法，是透切理解患者癥狀背后的動機、支持患者重回社會、重塑與現實的聯系。接下來，通過由筆者及同事共同參與跟進的真實案例，具體闡釋閔氏的現象學精神病學理論在實際精神康復社會工作中的應用。

三、案例研究：E小姐

E小姐時年41歲，無子女，36歲離異之后獨居，直到39歲時回到父母家中生活。E小姐持續待業，日常起居由家人負責，少言語，在家里主要活動為看電視，少外出，偶爾做家務。E小姐和父母、哥哥同住。E小姐少外出，但同一棟樓內有其他親戚會探訪E小姐家庭，會主動和E小姐聯系。已經得到E小姐及其家人同意，將經歷用于案例研究，所有涉及E小姐家庭的隱私信息已做化名處理。

某日，E小姐無預兆地在房間內燒香拜神，念念有詞，哭泣流淚，但不告知家人原因，被家人認為其精神病發，故E小姐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療。兩日后，E小姐被發現感染了肺結核，被轉送至肺胸科醫院治療。入住肺胸科醫院三天后，E小姐拒絕服用任何藥物，不配合治療，肺胸科醫院擔心E小姐的精神狀態不穩定導致，要求E小姐出院，家人為此擔憂焦慮，遂求助社工。

社工在接到求助后，先安撫了E小姐的父母，并立刻通過區殘疾人聯合會安排精神科醫院到肺胸科醫院會診事宜。會診時，E小姐神情淡漠，但對答清晰，醫生問E小姐為何不服藥，E小姐表示自己沒有病，自己也不愿意住院，是被人“抓進來住院”，并說“這兩個不是我的父母，他們是壞人，不過穿上了我父母的衣服，并裝扮成像我父母的樣子。”

精神科醫生問診后，認為E小姐有明顯的精神分裂癥狀，但不算嚴重，而E小姐在精神科醫院住院3天期間，僅僅是每天服用2次、每次1顆利培酮，以及睡前1顆羅拉，劑量不高。肺胸科醫生表示，在胸科醫院的前三天，E小姐是配合治療的，也有繼續服用精神科藥物，但不知何故，E小姐突然抗拒服藥，無論醫護人員如何勸解，E小姐抗拒肺結核治療，希望兩日后安排E小姐出院，精神科醫院也因E小姐肺結核未痊愈而拒收。

（一）對E小姐癥狀背后的直觀

若僅僅從醫學診斷的角度出發，E小姐出現妄想，且陷入一種執拗的狀態，院方又難以執行強制治療，個案仿佛拐進了“死胡同”，而E小姐可能面臨失救的危險。而社工仍然希望通過了解癥狀背后的動機，投入到E小姐的主觀世界，爭取游說E小姐接受治療。

在閔氏看來，任何精神狀態都不是孤立的碎片，而是一種整體人格的組成部分，他提出：精神科醫師不應只關注患者扭曲的經驗或異常的行為，更要去關注患者的一般存在方式及其與世界的關系。精神障礙的各種“瘋狂”經驗都可以與普通人經驗的某些負面方面相關聯，從而幫助我們“預感”那些精神紊亂。而通過“直觀”，可以透視患者的行為及其整體表現，就能夠以內在的方式把握到病態經驗。閔氏將直觀和同情視作精神病理學家需要以自己的生命沖力、全部人格、情感去參與的行為，若是沒有這種主觀投入，而是試圖作純粹客觀的觀察者去診斷癥狀，就越與患者的生命經驗相隔閡。(7)

筆者及同事從現象學精神病學的角度回顧整個會診過程時，發現E小姐對醫生的提問態度基本上是不冷不熱，但當醫生問E小姐“這兩位（E小姐父母）是誰？”時，E小姐卻說“這兩個不是我的父母，他們是壞人，不過穿上了我父母的衣服，并裝扮成像我父母的樣子”，情緒變得緊張，語調激動。這種妄想背后明顯折射出E小姐與父母的關系，于是社工以此為突破口與E小姐面談。

在E小姐父母離開醫院之后，筆者的一位女同事留在E小姐身邊，溫柔地問及E小姐對父母的看法，E小姐此時態度出現緩和，表示“好的父母應該關心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諸多管束，那兩個強制送自己入院的‘壞人’，不是我的父母?！盓小姐認為自己之前患有咳嗽及感冒發燒，但現在好轉了就不再服藥了，不明白為何他們要逼迫自己吃藥打針。

為了更投入地同理到E小姐的狀態，同事跟隨E小姐稱呼其父母為“那兩個人”，構建可以同理的共同語言，進一步探索E小姐的內在感受：

問及E小姐日常如何與“那兩個人”相處，E小姐表示，他們經常會啰嗦自己，要按時吃飯，管制自己何時睡覺，覺得非常不自由。

同事問E小姐什么是理想中的生活，E小姐表示自己希望好像小時候那樣，和家人一起開心生活，希望家人可以將就自己。同事再問E小姐，小時候有哪些開心的時光。E小姐表示，自己小時候一家人在老房子的天臺過中秋節，當時一家人在天臺賞月吃月餅，很溫馨。

同事再問E小姐，為何在一年多前回家和父母同住，E小姐則表示自己沒有地方去，就選擇回家，但回家后，感到父母經常管束自己，很討厭，如經常催促自己吃飯等，E小姐還是認為，每天來看望她的不是她真正的父母，而是假扮的壞人。社工隨后陪同E小姐到飯堂就餐，并問及E小姐出院后的打算，E小姐希望自己出院后，可以找一份輕松的工作，有穩定收入，然后可以逛街購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社工則表示，其實E小姐有獨立自決的能力，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但希望E小姐注意身體，因為醫生檢驗處E小姐有肺結核，如不堅持服藥，會危害身體。E小姐則表示，自己不認為有危險，只是普通感冒而已。

通過用正?；ü餐M餐）、個別化（使用E小姐自己的詞匯）的方式，社工漸漸和E小姐構筑起良好互動的平臺。從E小姐的回應中，我們發現E小姐早前的淡漠態度，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狀態，E小姐感到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狀態，認為自己是在家人的“管束”、“限制”下生存，因而怨恨和對抗父母，甚至產生“壞人假扮父母”的妄想。從閔氏“粗糙自閉”的相關理論出發，其實E小姐的妄想，是因為E小姐在現實中得不到自己所渴求的“自由”、“家庭溫馨”，逃離到了無限制的幻想中，背后蘊含著E小姐仍然健康的人格部分對理想生活的追求。

（二）對E小姐生命的直觀

為了從更廣闊的生命歷程去了解E小姐，社工向E小姐母親了解其成長的經歷，得知：

母親表示，E小姐自幼反應快、聰明，有主見，但貪玩，讀書成績一般，而E小姐父親則性格耿直，做事嚴厲，教育方法較為直接強勢。在E小姐16歲初中畢業時，和同校男生談戀愛，被父親發現，父親當時十分憤怒，嚴加喝止，認為E小姐“敗壞風氣”，并打過E小姐耳光，E小姐感到難堪，并離家出走一周。

E小姐職中畢業后，自行到旅店應聘年服務員，工作5年后，并搬離父母自己居住，后又從事過食肆地勤，做過個體戶等數份工作。E小姐28歲時和前夫結婚，直到36歲時離婚。E小姐父母對于其婚姻狀態鮮有過問，不清楚E小姐離婚的原因，也不知道E小姐是否曾有懷孕，E小姐也從沒提起自己的婚姻。多年來E小姐每年僅僅回家一到兩次，直到39歲時，E小姐僅僅帶著身份證件和余額不足兩千元的存折，就搬回家中和父母同住。

搬回家后，E小姐一直沒有外出就業，甚至極少出門，日常多在家臥床休息或看電視。有一次E小姐母親和E小姐哥哥外出旅游，家中只有E小姐和父親，父親不滿意E小姐慵懶的狀態，加以喝斥，態度嚴苛，結果E小姐連續三天沒有吃飯，直到母親回家調停。

正如亨利·柏格森所言，人是用過去所積累的記憶和經驗不斷地和當下互動，在這種“延綿”意識中，用一種“生命沖動”（Elan Vital）不斷創造未來，開拓自己的生命力，人就在這種向著未來實踐的過程中，塑造自我，增強自身的主體性。在E小姐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其生命沖力數次受挫：戀愛被制止，工作上頻繁變換，婚姻失敗，家庭關系淡漠......甚至可能有其他不為人知的傷心往事。

我們嘗試將E小姐當下的狀態，融入到其整個生命歷程中去直觀體會：

E小姐過往獨立自主，勇于嘗試，卻在39歲時主動搬回家中，可能意味著E小姐對生命遭遇的無奈和屈服，“生命沖動”嚴重受挫。致使E小姐慢慢出現“與現實的生命聯系的缺失”。

時間層面，E小姐缺乏未來感，因為種種挫折，意識固滯在過去，看不到未來的目標與希望。空間層面，與父母同住，意味著要“忍受”管束，以換取“生存”的經濟，對于E小姐而言，這個“家”是充滿“限制”的空間。在共情層面，雖然為了E小姐的人身健康，父母將E小姐送往精神科醫院治療，但強制送院的經歷，更加深了E小姐對人生的挫敗感，特別是父親，更加成為了“限制E小姐的壞人”。E小姐當下的情感里，更多的是怨恨、憤怒以及無可奈何，而未能感受到父母對自身的關愛和擔憂。

“像小時候那樣，和家人一起開心生活，希望家人可以將就自己”，是E小姐對于心中理想家庭的一種信念和價值規范，但這個信念在家庭互動中被沖擊了，使E小姐的“生命沖力”被削弱了。抗拒配合治療，也許就是E小姐對于周遭世界——充滿約束、失望和挫敗的環境——即時的回應與投入，E小姐以此保存自我，向父母對抗。

（三）重塑現實聯系的介入

和E小姐面談后的翌日，肺胸科醫院主治醫生告知E小姐父母及社工，其實E小姐的肺結核病情較輕，只要在家按醫囑服藥，之后定期復診，半年內可以痊愈，E小姐父母同意安排E小姐出院，但仍會擔憂E小姐的精神狀態以及難以處理抗拒服藥。

筆者及同事表示，E小姐目前不服藥，其實是一種與父母對抗的手段，所以為避免刺激E小姐，在出院時需要處理E小姐對治療及父母的情緒，建議E小姐父母可否先向E小姐道歉，表示對強制安排E小姐治療的歉意，并認同E小姐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向E小姐表明對健康狀態的擔心，希望E小姐能夠緩和對父母的不滿。而E小姐父母表示同意。

出院當日，E小姐父親進入病房向E小姐道歉，為過往較為強勢專制的教育方式感到愧疚，表示E小姐有自理空間和能力，之后可以自己把控生活，但擔心E小姐的身體，希望E小姐可以服藥治療。而E小姐此時背對父親，沒有回應。

當走出病房時，案母獨自提著較重的行李，而E小姐無表示，社工則建議E小姐協助案母，E小姐愿意接過案母的行李。

E小姐在行動上和母親有互動和改善，向E小姐道歉的策略是有成效的，但這還不足以促使E小姐重塑與現實的生命聯系，還需要進一步促發E小姐的“生命沖力”，用優勢視角（或稱為“能耐取向”）理論來說，需要在E小姐過往的生命歷程中，發現被掩藏著的、可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資源，并進一步放大。學者Kisthardt認為，在專業介入的過程中，E小姐的優勢和資源不是透過可以的面談技巧，而是在平常自然的互動中表達出來。（9）學者Weick和Chamberlain認為，以優勢視角作為介入手法時應該注意三個關鍵：注意情景，優勢和能力要和當下環境相適切；減少留意缺點，減少對負面行為的批評；使用日常用于，使用E小姐習慣和可理解的詞匯進行溝通。從而將介入及服務流露在日?；ハ嘟涣鞯恼Z言中。（10）

出院一周后，E小姐情緒穩定，但不定期地服用治療肺結核的藥物，家人則從精神科醫院取得利培酮溶液，每天加在E小姐飯菜中。社工先和E小姐父母約好，到家中探訪E小姐，并共進午餐。見到社工來訪，E小姐有同社工打招呼。社工問及E小姐近況，E小姐表示自己暫時少外出，多在家看電視。案母表示，已經較少催促E小姐吃飯，但仍會提醒E小姐要服藥。

后社工同E小姐一同下精神康復棋（注：由香港利民會制作的一款精神康復主題桌游），并在當中探討與家人相處的方式，E小姐對桌游感到新奇，下棋時有笑容且投入，有和社工互動。社工籍此問及E小姐過往有無與家人一同活動玩耍，E小姐表示較少，E小姐父親則補充，過往曾一家人共同打麻將，社工則表示之后可以一同打麻將，成為家庭內的美好回憶。

到中午就餐時，社工主動放出話題，如E小姐小時候喜歡吃什么，喜歡到哪里吃飯等，E小姐表示自己小時候不挑食，現在喜歡吃青菜，較少吃肉，社工繼續和E小姐家人討論飯菜營養，氣氛融洽。

飯后，社工問及E小姐對將來的打算，E小姐認為自己開始落后于時代，不懂使用電腦和智能手機，目前想做簡單的工作，例如手工勞作，以及出去逛街，并覺得自己暫時不用服肺結核的藥。社工沒有督促E小姐服藥，只是表示對E小姐健康的關心，希望E小姐可以定期做身體檢查。

本次探訪后，社工聯系了庇護工場，向E小姐提供了手工勞作原料，E小姐在家完成，定期交貨以獲取報酬。而通過E小姐父親的動員，附近的親戚日常會和E小姐打麻將，并陪同其到附近的商場逛街，E小姐的侄女會會教E小姐使用智能手機。出院7周后，E小姐可以自覺服用治療肺結核的藥物，并愿意主動復診，社工遂結束了個案跟進。

重塑對E小姐與生命現實的聯系，是用一種正常化、個別化的方式，讓E小姐重新融入到自己日常身處的環境里，而這個環境是可以將E小姐的“過往—現在—將來”重新連結在一起，通過發掘E小姐過往在生活中的美好回憶，在生活中得以重現，例如打麻將、一家人融洽進餐等場景，讓E小姐當下的生活和過往的美好銜接；通過日常的手工勞作，E小姐有規律的作息，并獲得報酬，可以買到自己想買的東西，從而獲得對生活的掌控感和主體性。

四、結論

本文描述了閔氏現象學精神病學的相關概念，并通過案例分析，展示了閔氏的理論在社工實務中的實際應用，我們從中可以發現到：

第一，閔氏現象學精神病學的概念，與精神康復社會工作的價值觀高度接洽。從事精神康復社會工作研究多年的香港學者葉錦成認為，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社會心理干預及康復治療，應該遵循正?；?、融合及康復的理念。（11）美國衛生與人力資源服務部在2004年發布的美國國家精神健康康復共識聲明中指出，精神健康康復應該遵循個別化、整體化思維、尊重、希望等基本原則。閔氏的理念和這些精神康復社工服務的原則是融匯貫通，并提供了更深入的哲學依據。

第二，閔氏的理論提供了一條用直觀和同理去理解混亂癥狀的通路。閔氏提出的“與現實生命聯系的缺失”、“粗糙自閉—貧乏自閉”、“代償機制”等概念，超越了醫學模式下對精神分裂癥理解，不僅僅是著眼于癥狀的分析，而是對患者整個人生經歷的全人關注。所以閔氏反對機械式的客觀觀察，提倡工作員要動用自身的經驗、體會、感受去同理E小姐的狀態，敏銳地捕捉患者癥狀里的內容、情感、肢體動作等信息，從而發掘到癥狀之下所潛藏的社會心理事件，為工作員的介入提供了現實方向。

第三，介入的目標是重塑患者與現實的聯系。以深度理解為基礎的介入，帶有濃厚的人文關懷色彩，關注的是患者如何在漫長的康復中重塑人生的意義，而非對癥狀的根絕。閔氏的介入理念，著重關注患者的內在時間感，通過自然、舒適的方法，讓患者的“過去—現在—將來”重新連結，獲得一致。在上述的案例中，筆者認為時間感的連接，就是讓患者在“發掘過往的優勢，投入到當下的現實，看到改變未來的希望”。

筆者認為，閔氏的理念是對精神疾病醫學模式的反思，并嘗試通過投入、直觀的方式深入理解患者的主觀世界，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但筆者不贊同將醫療技術排除出精神疾病治療方案，到目前為止，精神科藥物服用仍然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控制癥狀手段，特別是面對已經陷入高度混亂的患者。我們既要在醫學模式下看到精神病患者癥狀的種類、程度等客觀信息，也要從患者的主觀視角出發看到與癥狀相關的社會心理事件，在康復的過程中，醫療、家庭、社會、朋輩各方面多管齊下，才能創造希望，協助精神疾病患者邁向復元。

最后，引用閔氏的話作作為本文的結尾：“Je donne une oeuvre subjective ici, oeuvre cependant qui tend de toutes ses forces vers l’objectivité.”——我在這里只是提供了一篇主觀的作品，然而，這項作品將會引領我們走向著客觀。

參考文獻：

1. 徐獻軍: 精神疾病研究中的新現象學進路. 浙江學刊2016;

2. 徐獻軍: 現象學哲學視野中的精神疾病_對現象學精神病理學的解讀. 浙江社會科學2016;

3. Van Duppen Z: The Meaning and Relevance ofMinkowski’s ‘Loss of Vital Contact with Reality’. Philosophy, Psychiatry, &Psychology 2017; 24:385-397

4. 徐獻軍: 從現象學到精神病學_論閔可夫斯基的現象學精神病學. 浙江大學學報2016;

5. Urfer A: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pathologyof Schizophrenia: The Views of Eugene Minkowski. Philosophy, Psychiatry,& Psychology 2001; 8:279-289

6. Sass LA: Self and World in Schizophrenia:Three Classic Approaches. Philosophy, Psychiatry, & Psychology 2001;8:251-270

7. 黃旺: 直觀與同情——閔可夫斯基現象學精神病學的方法論反思. 浙江社會科學2016;

8. 柏格森（法）：材料與記憶. 肖聿譯. 北京聯合出版社2013年；

9. Weick, A. Rapp, C., Sullivan, W.P., &Kisthardt. W.(1989) 'A strengths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Work,34(4):350-345

10. Weick, A.,Chamberlain, R.,(2002) 'Puttingproblem in their place:Furthe Exploreation in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D.Saleebey.,(edited), The strenh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3rdedition). pp.95-104.New York: Allyn and Bacon.

11.? 葉錦成，馮慧玲，胡少良，等著；中國取向復元模式時間：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案例研究，廣州利康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組編.—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