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或許無法確切地知道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但其畫面絕對稱得上詭異：無處不在的眼睛，凝視著你，打量著你，審視著你，生出被包圍的窒息感。

和所有的好散文應當具備的基本特質一樣，這本書的語言很美，如詩行。又很冷峻，鋒利。講述的內容很痛苦，甚至可以說是心驚膽戰(zhàn)。

我沒想到，現(xiàn)在還能看到探討這個主題的文章：關于集權，關于壓迫，關于自由。據(jù)說這個主題貫穿她所有的作品。她從沒放棄這段沉重的背景，當然她也逃不開：“我從羅馬尼亞走出來已經(jīng)很久了，但沒有走出獨裁操控下的人性荒蕪”。殺不死我的，那就正面硬剛吧。

小村莊，沉默的家庭

米勒出生在羅馬尼亞的小村莊，這里遠離城市，卻沒有遠離政治。她的家族屬于“德裔少數(shù)民族”，即使已經(jīng)在此生活了300多年，卻仍被視作異鄉(xiāng)人。二戰(zhàn)之后，這個村莊更是籠罩在恐懼的陰云之下。

小家庭里也沒有愛與溫暖。每個家人都有過悲慘的經(jīng)歷：曾是首富的外公被清算沒收所有家產后，守著自己的發(fā)票和表格；外婆抱著空空的手風琴盒思念戰(zhàn)場中被撕碎的兒子；父親沉迷于酒精，“沒完沒了地把日子一個接一個地喝倒”；母親無法走出集中營里被剃光頭和挨餓的記憶，如今又沉湎于丈夫酗酒的痛苦……

沉默，是這個家唯一的語言。

母親曾遞給小米勒一把大刀，讓她去閣樓里切一片熏火腿。媽媽不會擔心孩子拿著這把刀去干點別的什么嗎？小米勒故意拖延時間，回來時發(fā)現(xiàn)母親毫不在意甚至漠然。

在山谷里放牛的米勒，無數(shù)次看著遼闊的天空和草地，問自己，生命的意義。

如果說童年的壓抑與窒息是朦朧而困惑的，長大后米勒所受到的壓迫與威脅卻真實而觸目驚心。

柏油路，秘密警察

當米勒終于離開偏遠的村莊，來到了有柏油馬路的城市，接受教育，開始創(chuàng)作。她揭露并反對羅馬尼亞的集權政治，被當局盯上。齊奧塞斯庫時期的羅馬尼亞是荒誕而真實的。《1984》里來自“老大哥”的監(jiān)聽、恐嚇、利用等，都曾在她的生活里上演：回到家發(fā)現(xiàn)有人來過，家里被翻得亂七八糟，門鎖形同虛設；幼兒園的孩子模仿“領袖”，癡迷頌歌；被秘密警察謀殺的尸體被拒絕尸檢，官方的結論是自殺；昔日摯友是秘密警察派來做說客的……

哪怕到最后，離開羅馬尼亞通往匈牙利的火車上，秘密警察還不忘“盡職”地提醒她——無論你走到哪里，我們都找得到你。
她曾“實習”過死亡：在河岸撿起兩塊石頭放在大衣口袋里，試圖安靜地脫離人生苦海。

尷尬的身份，艱難的表達

她的小說和詩歌，永遠圍繞壓迫、流亡和獨裁。她說自己是個”死咬不放”的人。她讓我再一次確認，文字與回憶，對于一個人有多么重要。

把痛苦說出來，并不會讓人解脫，忘記反而是更安全和明智的選擇。正如她故鄉(xiāng)的人、家人，都保持著沉默。只有米勒在書寫，在記憶的血肉里斧鑿刀刻，鮮血淋漓。

她為被壓迫者書寫，為流亡者書寫，但不被理解。村里人在街上遇見赫塔·米勒，會朝她臉上吐唾沫。母親進城來找女兒，流著淚說：“別再給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寫點別的？你以后不用回去，但我還得在那里生活呀。”他們共享著同一種語言，但他們已背道而馳。

羅馬尼亞人說她玷污祖國，德國人說她沉溺于過去。就連她獲得諾貝爾獎，都被批評家說成“販賣傷痕”“博同情”。什么時候，文學失去了回應現(xiàn)實的能力？就像當年莫言獲獎，也有類似的聲音，說他有意揭露民族苦難，迎合西方評委的獵奇心態(tài)。

雙重異鄉(xiāng)人的身份本已是尷尬，連表達，都變得如此艱難。

米勒離開了羅馬尼亞，但“把過去打包帶走了”，她說：“我不能讓別人左右我該寫什么，該說什么。讓我收回我對他們說的哪怕一個字，我都做不到。”

齊奧塞斯庫早已死了，羅馬尼亞脫離了貧窮，當年的“隨風飄”們搖身一變成為現(xiàn)在的企業(yè)家、銀行家、政治家。但這并不能阻止米勒繼續(xù)寫作。米勒說：“因為我怕，所以我寫作”。詩人，是不是這樣一類人：越恐懼，便越深刻？她還說，“人與災難是無法和解的”。

能不能不再糾纏于過去，去寫點別的呢？

“我沒有選擇”，她說。

她像加繆筆下的人：在荒誕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孤膽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