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書寫痛苦——讀《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

“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或許無法確切地知道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但其畫面絕對稱得上詭異:無處不在的眼睛,凝視著你,打量著你,審視著你,生出被包圍的窒息感。

和所有的好散文應當具備的基本特質一樣,這本書的語言很美,如詩行。又很冷峻,鋒利。講述的內容很痛苦,甚至可以說是心驚膽戰(zhàn)。

我沒想到,現(xiàn)在還能看到探討這個主題的文章:關于集權,關于壓迫,關于自由。據(jù)說這個主題貫穿她所有的作品。她從沒放棄這段沉重的背景,當然她也逃不開:“我從羅馬尼亞走出來已經(jīng)很久了,但沒有走出獨裁操控下的人性荒蕪”。殺不死我的,那就正面硬剛吧。

小村莊,沉默的家庭

米勒出生在羅馬尼亞的小村莊,這里遠離城市,卻沒有遠離政治。她的家族屬于“德裔少數(shù)民族”,即使已經(jīng)在此生活了300多年,卻仍被視作異鄉(xiāng)人。二戰(zhàn)之后,這個村莊更是籠罩在恐懼的陰云之下。

小家庭里也沒有愛與溫暖。每個家人都有過悲慘的經(jīng)歷:曾是首富的外公被清算沒收所有家產后,守著自己的發(fā)票和表格;外婆抱著空空的手風琴盒思念戰(zhàn)場中被撕碎的兒子;父親沉迷于酒精,“沒完沒了地把日子一個接一個地喝倒”;母親無法走出集中營里被剃光頭和挨餓的記憶,如今又沉湎于丈夫酗酒的痛苦……

沉默,是這個家唯一的語言。

母親曾遞給小米勒一把大刀,讓她去閣樓里切一片熏火腿。媽媽不會擔心孩子拿著這把刀去干點別的什么嗎?小米勒故意拖延時間,回來時發(fā)現(xiàn)母親毫不在意甚至漠然。

在山谷里放牛的米勒,無數(shù)次看著遼闊的天空和草地,問自己,生命的意義。

如果說童年的壓抑與窒息是朦朧而困惑的,長大后米勒所受到的壓迫與威脅卻真實而觸目驚心。

柏油路,秘密警察

當米勒終于離開偏遠的村莊,來到了有柏油馬路的城市,接受教育,開始創(chuàng)作。她揭露并反對羅馬尼亞的集權政治,被當局盯上。齊奧塞斯庫時期的羅馬尼亞是荒誕而真實的。《1984》里來自“老大哥”的監(jiān)聽、恐嚇、利用等,都曾在她的生活里上演:回到家發(fā)現(xiàn)有人來過,家里被翻得亂七八糟,門鎖形同虛設;幼兒園的孩子模仿“領袖”,癡迷頌歌;被秘密警察謀殺的尸體被拒絕尸檢,官方的結論是自殺;昔日摯友是秘密警察派來做說客的……

哪怕到最后,離開羅馬尼亞通往匈牙利的火車上,秘密警察還不忘“盡職”地提醒她——無論你走到哪里,我們都找得到你。
她曾“實習”過死亡:在河岸撿起兩塊石頭放在大衣口袋里,試圖安靜地脫離人生苦海。

尷尬的身份,艱難的表達

她的小說和詩歌,永遠圍繞壓迫、流亡和獨裁。她說自己是個”死咬不放”的人。她讓我再一次確認,文字與回憶,對于一個人有多么重要。

把痛苦說出來,并不會讓人解脫,忘記反而是更安全和明智的選擇。正如她故鄉(xiāng)的人、家人,都保持著沉默。只有米勒在書寫,在記憶的血肉里斧鑿刀刻,鮮血淋漓。

她為被壓迫者書寫,為流亡者書寫,但不被理解。村里人在街上遇見赫塔·米勒,會朝她臉上吐唾沫。母親進城來找女兒,流著淚說:“別再給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寫點別的?你以后不用回去,但我還得在那里生活呀。”他們共享著同一種語言,但他們已背道而馳。

羅馬尼亞人說她玷污祖國,德國人說她沉溺于過去。就連她獲得諾貝爾獎,都被批評家說成“販賣傷痕”“博同情”。什么時候,文學失去了回應現(xiàn)實的能力?就像當年莫言獲獎,也有類似的聲音,說他有意揭露民族苦難,迎合西方評委的獵奇心態(tài)。

雙重異鄉(xiāng)人的身份本已是尷尬,連表達,都變得如此艱難。

米勒離開了羅馬尼亞,但“把過去打包帶走了”,她說:“我不能讓別人左右我該寫什么,該說什么。讓我收回我對他們說的哪怕一個字,我都做不到。”

齊奧塞斯庫早已死了,羅馬尼亞脫離了貧窮,當年的“隨風飄”們搖身一變成為現(xiàn)在的企業(yè)家、銀行家、政治家。但這并不能阻止米勒繼續(xù)寫作。米勒說:“因為我怕,所以我寫作”。詩人,是不是這樣一類人:越恐懼,便越深刻?她還說,“人與災難是無法和解的”。

能不能不再糾纏于過去,去寫點別的呢?

“我沒有選擇”,她說。

她像加繆筆下的人:在荒誕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孤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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