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神潭
當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一個奇特的社會現象發生了：原本人民大眾比較信服、甚至無比敬仰的一個“社會基石角色”—公知—突然間崩塌了，而且是在人民心中徹底的、史無前例地倒掉了。
這個現象很奇怪嗎？是的，這非常奇怪。很多人都這么覺得，而且很長時間不能適應。然而，了解透了現象背后的內生邏輯，這似乎也并不是很奇怪。
“公知”—字面的意思即“公共知識分子”，乃是現代社會存在的三個知識分子群體之一。三個現代知識分子群體是指：普通知識分子（普知）、公共知識分子（公知）、體制知識分子（體知）。具體的解釋容后再詳談。
1普通知識分子
2公共知識分子
3體制知識分子
那么這個角色到底意味著什么呢？就先來捋一捋“公知”的前世今生吧。
很多人每天像知了一樣、嚷著“公知”、“公知”，其實并不知道它到底是從何而來、由何而起的。而如果追根溯源的話，“公知”其實歷史久遠，是從上古時候的“巫權”而起、并且一路傳承下來的。
什么是“巫權”呢？就是在高級層面對國家、部落、社會、人民做出指示之權。行使巫權的最高人士是大巫師，他（她）保有從精神上或宗教上對部落民眾的強大影響力。只不過在很多時候，當大巫師無法向民眾解釋清楚指示（戰略方向）背后的高深邏輯時，也就只能寄托于神秘的力量（神的指示）了。
然而，指示并不等同于行動。即使是“神的指示”、也不會被自動執行?，F實是只有世俗的王者才能夠直接下達行政命令，才能夠號令百姓—這就是“王權”。
除非政教合一，否則在“巫權”之外，必有獨立的“王權”。當然偶有例外，比如王者本身就是一個大巫師—在這種情況下，他（她）通常被稱為“神王”，因而王的命令也就是神的旨意。不過只有在極個別的時代里，才有“王巫一統”的現象（例如良渚文明里就有）。
一般來說，“巫權”和“王權”是分立的。前者尚虛，后者尚實。兩者互為表里，對統治的施行來說都很重要。而在絕大多數時代里，如何協調好“王權”和“巫權”之間的關系，卻是一個相當困難、又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在中華上古文明時期，有著一些“王巫合作”比較好的范例。
例子1：黃帝軒轅氏命令一位大巫師帶領一群小巫師研究醫學（為了對抗擅長醫學的炎帝神農氏的影響力），結果誕生了《黃帝內經》這樣的群體性學術的豐碩成果。此舉既鞏固了黃帝的統治力，也早早提升了民眾的整體醫學水平，長遠造福于中華百姓。
例子2：周朝初年的大巫師周公旦（中原文明的最后一位大巫師）研究出一套完整的《周禮》、以及封建制衡之體制。他的思想甚至還被孔子奉為“儒家之祖”。對于持續八百年的周朝乃至于對其后的整個中華歷史來說，周文王、周武王這樣的杰出開辟型王者的意義也遠不如這位從未登過王位、自愿做巫者的小兒子或小弟弟來得大（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再看看事物的另一面，中華上古文明中也有一些“王巫之爭”非常激烈的時刻，也提供了一些意義深遠的反面案例。
例子1：商朝末年的王者商紂王不信神靈，一意妄為（實質是王權膨脹），竟然將大巫師比干挖了心。論身份比干還是商紂王的王叔、并掌握了主持宗廟祭祀之權。但顯然，王權和巫權在此時是背道而馳的—這或許是商朝滅亡的最大原因！
例子2：成吉思汗的勢力飛速發展之時，號稱“通天巫”的薩滿教領袖闊闊出不斷出言不遜，對民眾妄言禍福、干擾軍事行動。這位著名的“草原第一巫師”最終被秘密處理，令蒙古的王權終于擺脫掣肘，如“長生天”般地覆蓋四方大地。—蒙元時代從時間上看、似已不屬于上古，但由于在中華五元文明中、大草原文明進化比中原文明要晚，所以實質上仍屬于中華上古文明。
……
到了中古時代，中華的“王巫關系”似已成為了偽命題。因為社會治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王權”進一步發揚光大，進化成了至高無上、擁有一切的“帝權”。而在另一方面，封建“士大夫”集團似乎繼承了“巫權”，開始掌控民眾思想上的指導功能，進而規范皇帝對人民的統治模式。
看起來，隨著歷史的前進，“王權”在加強，“巫權”也沒有被弱化，只是從少數大巫師那里、傳遞給了整個士大夫群體。然而事情還沒有這么簡單，因為僅僅是文官集團，還不能代表掌握大量知識、具有社會指導意識的整個精英階層。
事實上，歷朝歷代配合帝權統治人民的精英力量，并不僅是一股力量，至少可分化成為知識、能力都很出眾的兩股勢力：“官僚臣吏”和“三老豪杰”。
自秦至清—中國歷史的絕大多數帝制王朝，都賦予了帝皇絕對的權力。但同時，被選拔出來輔助統治的力量，乃是二位一體、一體兩面的精英階層：
明面上的一股勢力是“官僚臣吏”（體制內的精英）。作為政令的執行機構成員，他們是實施統治的一線力量，也是替帝權直接掌控官方喉舌的責任主體。
暗面上的一股勢力則是“三老豪杰”（體制外的精英）。作為地方上的有力士紳，他們是主導社會輿論的背后推手，幫助帝權從意識形態上鞏固社會秩序。
這種明、暗分工的兩股勢力一合流，則共同形成了封建王朝的上流社會。而在門閥制度盛行的時代，“朝野合流”的情況顯得尤為突出。很多高貴氏族出身的人生來就可以掌控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并且將“旋轉門”玩得很溜—一會兒在民間隱居清談國事，一會兒被推舉出去當大官！
套用現代的定義類推，明里的“官僚臣吏”就是“體制知識分子”，而暗里的“三老豪杰”則扮演了“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而且，這兩種典型的知識分子、通過類似于“舉孝廉”或者“考科舉”的模式，還可以實現互相轉化。
在中古時候，底層人民很難有接近帝王、以及高層官吏的機會，包括在精神上。因此，在地方上德高望重的紳士、才是最最貼近老百姓的精神指導“公知”。所以，此時的“公知”、也就是所謂的“三老豪杰”、具有強大的現實意義—老百姓離不開他們的日常指示！
這甚至是社會精英提供的一種精神服務！由于中古的“公知”為底層人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相比于上古的“巫權”，其精神指導權實際上還分散了、具體了、加強了。并且，不同于巫師的訓練之艱難，“體知”和“公知”都可以通過讀書、考試而大量培養、選拔出來。
……
時間來到了現代，若跟上古、中古相比，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是什么呢？答曰：是精英統治的廢棄。
“精英統治”變成了“人民專政”。這是真正的民主，不是少數人的民主。
有些人急了：全體人民進行統治，作為精英的“公知”就突然沒有市場了？必須倒臺了？由社會的正面意義變成負面意義了？—這都是哪跟哪？
等等，不必著急，還是先來看兩組數據。數據不會騙人，而且比較出真知，其中暗藏了必然之理。
數據1：1909年，也就是清朝滅亡前兩年，曾經做過一個統計，清朝全國的識字人口不到300萬。而當時清朝一共有4億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說晚清社會的識字率不到1%。這個比例可以說，4萬萬中國人基本都不識字。
數據2：2022年，中國又有了一次教育統計結果。教育部宣布，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57.8%。全中國接受高級教育的人口累計達到2.4億。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3.8年。這個比例說明，剛進入工作的中國人平均達到大學2年級肄業。
兩組數據的對比驚人嗎？
尤其是，當前中國已經擁有的2.4億高教人口（敲黑板、劃重點?。?，說明在14億現代中國人中，17%以上是大學畢業的。這跟文盲率超過99%的晚清時期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怎可同日而語？當年中國的4萬萬不識字同胞，怎么敢想象百年后竟然可以有2.4萬萬同胞、具有大學以上的學歷？
作為以嚴防死守著稱、集封建保守主義之大成的清朝，同時也基本上達到了中華歷史上文盲比例之最。這也導致近代剛剛“睜開眼睛看世界”的許多文人都成為了“啟蒙大師”，擔當了“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又給底層人民提供了許多“精神食糧”。
所以在晚清民國時候，社會輿論相當欣賞這些、相對數量并不是很多的“公知”或啟蒙者—如同在中古時期，社會風氣對“三老豪杰”的尊重如出一轍。
然而時代總是要變的。隨著建國以來的穩定發展，以及對現代教育的長期重視，現今前所未有地涌現出數以億計的新知識分子—通常被稱為“普通知識分子”。他們并不如古代的精英那樣組成了上流社會，而是繼續充當勞動人民，只不過是高文化、高素質的勞動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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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知識分子
勞動人民中知識文化水平較高的普通人。普遍為大學生，類似于以前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的合并體。傳統上沒有此一類人，但是因為持續的大眾高等教育普及，現今已成為了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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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識分子
沒有治理經驗的、但是文化水平比較高、在某些領域知名的知識分子。類似于傳統意義上的知名文人、意見領袖。與傳統上的“封建士大夫”階層相比，最大特征是脫離治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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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知識分子
體制內部以及相關、或者比較接近體制的知識分子。擁有一定的治理經驗、以及專業文化水平。與傳統儒家的士大夫相比，更像是墨家的擁王派。
圖表8三種知識分子的定義（21世紀）
于是社會就產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對于“公知”來說，指導社會輿論變得越來越艱難，喜歡吸收他們指導意見的人也越來越少。
因為當“普知”的數量開始占據人民的主體了—他們或主觀或客觀地減少了對指導意見的依賴，同時自我生成了另一些指導意見，因為他們或多或少也具有一些這樣的能力。
而對于“體知”來說，生活倒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因為主要任務還是完成體制內的工作。不過變化也還是有的，那就是“體知”與“公知”也開始分道揚鑣了。
因為除了受眾大大減少以外，一些有識之士還認為，現代的“公知”們普遍存在一個突出的問題，那就是與社會治理脫節。
在中古時期，由于社會精英的人數有限，或者有類似于“九品中正制”的保證，朝、野的精英還是很有機會實現身份轉化的。出于實用主義的準備，在野的“公知”對于在朝的“體知”面對的社會棘手問題也會十分關心，并且出謀劃策。因為說不定哪一天，自己也要轉換身份、參加直接治理行動呢。
何況在籍貫、家族天然維系人民的時代，很多“體知”和“公知”出身于同一家族，平日里經常做些思想交流。所以，那時候的“公知”并不欠缺社會治理經驗和學習對象，對于高層次的指示和戰略方向的認識，并不會同“體知”相差太遠。
然而到了今天，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旋轉門”似乎被關閉了?！绑w知”并不打算從“公知”中吸收一些人進入治理集團，而“公知”也不知道自己思考的內容與“體知”相差越來越遠。于是“體知”幾乎不認為“公知”在擅長領域外的任何方面能提出有效建議。
再加上“普知”也有自身的獨特性和局限性（后進需要時間來沉淀），21世紀一同存在的三種知識分子變得越來越涇渭分明，不同點和分歧也越來越大。甚至可能都進入了“自我繁殖”階段—也不打算彼此轉化了。
不過，單就“公知”而言，本身嚴重缺乏治理經驗而不自知—通常只在自己的工作領域有一定的學識和地位，從宏觀社會的角度上看根本沒有指導能力—卻偏要掌控輿論，而不管給別人出的都是餿主意，并且很容易讓人看穿，那么誰肯接受他（她）在思想上的指示呢？
同時，由于大量“普知”的學歷上升，在工作領域的經驗能力急劇增強，帶來的必是強烈的自信（包括對社會的認識），因而更是難以接受“公知”對自己的指導。
于是21世紀的中國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公知”找不到需要自己做精神指導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個人，又往往是個“普知”或者其它“公知”—對方也不想要自己的指導，或者反而想指導自己。
這些都是高學歷的知識分子數量井噴之后的正常市場現象。只不過一些人已經明白了，另一些人還執迷不悟而已。
……
結語：
中華上下五千年文明史、歷經社會的不斷進化，對知識分子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
不同時段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實踐，都有其科學的、合理的內生邏輯。
從時間維度上看，由上古時期的一種知識分子（巫師）、進化到中古時期的兩種知識分子（官僚臣吏、三老豪杰），一直發展到21世紀的三種知識分子（普通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體制知識分子）。都是當時的社會實踐情況所決定的。
現今，對于客觀并存的三種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而言，在態度上無所謂誰對誰錯，而是根據力量和經驗的變化對比、在社會實踐中出現了自然分化現象。
其中，特別需要轉化的是“公知”的定位—如能鎖定在特長領域里做指導建議，對社會尚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若強行在完全脫離實際的社會治理上引導輿論，則極有可能被社會大眾所唾棄。原因是他們的市場要么已不存在了，要么對相關者的要求非常高，缺乏學習和進步的“公知”已經達不到人民要求的標準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