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你再怎么把受難的對象拍的和平常人一樣，使得觀眾與對象處在一個較平等的位置上，你也無法抹去觀眾與對象真實的階級差距。這種政治化的美學本身就是精英主義的，是精英趣味的（政治化我理解成對常規的反叛）。我們厭煩那種普通的博取同情的敘述是真的因為它們僅僅賺取了屏幕前的淚水而對于實質的現實無法做出任何改變嗎？不妨說正是因為我們攝取了太多的同類型的敘事因此我們渴望一種美學上的變革。于是，這不僅僅是一個倫理道德上的問題本質上也是一個創作方法論的問題。當代藝術越來越強調觀念的地位，制造了越來越多的欣賞門檻，以至于與普羅大眾的距離越來越遙遠。當代美學強調知識精英在不斷累積的知識以及從前人那里所傳承下來的審美經驗，從而與廣大人民群眾或者說未受到充分美學教育的人那種基于先驗的審美能力差距越來越大。簡單說如果遇到一部我們所謂的博取廉價同情的電影那么我們之所以感覺到厭惡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看了太多于是感到厭煩，而他們僅僅是因為看得不夠多所以不會感覺到任何不適之感。那么既然傳統所謂據有宣傳效應媒介——電影，在當代真的只能讓知識分子滿足審美上的需求，那么他它還需不需要一如既往地承擔社會責任？
或者說當代的藝術家們把心系民生掛在嘴邊那才是真正的博取廉價的同情。這么說或許有些反智主義的味道，但實際上我只是想強調藝術家們不要用占據道德制高點的舉動遮掩自己不過是想尋求智識上的突破這一原始的沖動。后者并無不妥。
我一直以為知識分子從來都是依托于時代的而這與知識分子脫離群眾的特質也并不矛盾?？梢粤⒌铝⒀缘闹R分子不過是代表了時代的呼聲。每一種學說或言論的流行都必須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而時代背景卻又是雨與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密不可分。
之所以想到這個話題是源于《22》和佩德羅科斯塔。首先，這兩部電影（姑且把科斯塔稱為一部電影）的目標對象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滿足我們對于對苦難最直觀的認識，也即最普世的苦難倫理。同情，反思（至于廉價愛國主義那是另一回事，而且同情本身也與反思處在不同的價值維度，后者顯然比前者高級，但也不能說兩者完全沒有交集），也正是被學院派所批判的權力結構。而后者則是通過美學上的突破，消解了這一結構。可是，這些關于苦難的影像僅僅只是為了所謂政治化的美學嗎？把對象平等對待除了實現另一種道德優越還有別的用途嗎？他們難道不正是需要同情，需要施舍的對象嗎？
繼續說下去又回牽扯進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就此打住。我最想說還是，兩方大不可互相攻詰，前者犧牲藝術性換取純粹的功能價值，后者幾乎不具備社會效應但理應在藝術史上留名。而前者最好不要賺取眼淚的同時悶聲發大財，后者也不必好為人師地裝大尾巴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