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溪古鎮牛橋(鳳升橋)北去，向西沿晏溪河經洪家關、韓家關，過觀音寺、五神廟閘橋（減水閘），便是五神廟舊址。其位于泰東大河與晏溪河相交的一小塊塥地上，地勢偏僻，背臨介止河。廟現為農家小院，原青磚五檁正殿，依稀可識。與周圍五六戶人家隱約在一片菜花與苦楝翠竹之中，春寒料峭，清空安寧，頗有禪村古意。
西溪五神廟，始于宋元豐，興于清咸同。稽考其原名五圣廟，在買鹽倉*南（鳳升橋北），久廢，明萬歷時己移至鎮西南近南關（韓橋關），與寶相寺（今觀音寺）并基，相傳為漢代曹長者遺田。廟上原先攢矗兩根旗斗桿，抗戰期間毀掉一根，所以又被鄉鄰稱為半斗廟。
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廟宇尚有門廳一楹，面西，東西廂房三楹正殿三楹，共六楹，呈三合院結構，西廂是關帝廟，供奉關公，關平周倉右右侍之。東廂為寮房。正殿三楹供奉釋迦摩尼，左右分列脅侍佛，主像高約四米，豐頤寬額，薄唇含笑，珈趺坐于蓮臺，栩栩如生。堂前青磚屟廊直對庵門，堂后另有園圃小扉。而立于寺院天井當中一根十米高的杉木旗桿，最為顯目，青色夾桿石底座有半人高，桅桿頂端為鐵質鏤空萬字旗斗，四角懸掛風鐸，檀煙縈繞中獵獵作響。廟堂精微，香火興隆。房屋幾經破壞，抗戰后曾一度重建，唯庭院東南隅的藏經小閣樓未及修復。
“解放后寺上小沙彌即返俗，16歲參軍，抗美援朝去了，這人叫金云官，廣山徐舍人。”“到高級社成立時寺廟為牛橋大隊征用，變成糧庫。僧人弘禪（1916～2000，臺南丁林人），俗姓唐紅霖，自愿還俗參加社會勞動，自食其力。上世紀八十年代泰山寺恢復后，又做了和尚，死在泰山寺上。”
“五神廟頭次遭毀，是發大河塘水那年日本人扳掉的。”眾說紛紜中，88歲王連官老人如是說。《時堰志》載，民國二十七年（1938），是我縣歷史上最后一次倒河塘水。時適日寇首次入侵臺城，到處燒殺搶掠，無惡不為。
五神廟至解放，曾住錫三任方丈，僧伽有松仁、松彩、大本、僧弘禪等人，松彩長老為第二代主持，僧弘禪為第三代主持,抗戰后繼任。披剃弟子以大本和尚最為出名，“他是漁船上的，從小就被送到廟里。”
佛光大辭典：“月基法師(1914～1987），江蘇江都人，俗姓王。別號大本。民國十一年（1922）于江蘇東臺慶隆庵依松彩和尚出家，二十年于鎮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畢業于啟慧、嶺東、閩南佛學院。歷任焦山定慧寺知客、吳興白雀佛學院教師、南京攝山棲霞寺、鐘山香林寺住持、南京市佛教分會常務理事、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1957年去臺，后于高雄創建棲霞精舍。著有密嚴經述要、佛門佳話、中央上人革命史話、南京棲霞寺難民收容所之回憶等。”星云大師在《百年佛緣.僧信篇》“大本法師”一文中對其弘法傳通的人生往事曾作專篇回顧。總之，月基法師即村民左鄰右舍所說的“大本和尚”，五神廟即為“慶隆庵”。但有關慶隆庵稱呼，訪聞中均未得到眾人證實。
“聽原來廟上和尚講，大本是民國佛教會主席，曾把師傅松彩（俗姓楊，臺南人）帶到南京享清福，出入警衛隨從，周圍人對之十分尊敬，但因老和尚耐忍不住拘束，沒多久便回來了。”檢閱民國“中國佛教會”組織機構并無主席一職，最高職務為理事長。有關佛教會遷臺前的歷史沿革，官方資迅中也未見大本擔職介紹。但《妙法輪》1943年7期有篇“中國佛教會在京成立”新聞，記載成立時間為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會議地點為南京毗盧寺，男女比丘代表300余人，會議主席仁山（中國佛教會主席、理事長～同見報道）。文章在成立經過、大會宣言、致敬汪精衛電文等事項之后詳列理監事名單：“仁山、大醒、霜亭、雪煩、欽峰、法權、震華、葦宗、務道、大本、慧開、欽量、密澄、雨曇、范懋、窺諦、白圣、東初、玉泉、火根、牖山、襟亞、潤田、能寂、望亭、惟真、、慧之、六凈、廣岫、葦乘、覺民、爽亭、鐵禪、郁華、南亭、讓之、正道、本僧、皓如、觀同、笑溪、曼陀、振宗、隆興、塊然、妙華、逸溪、如悲、如相、凈嚴、紹山、密迦、瑞祥、霖溥，以上55名理事。”另外列33名候補理事、29名監事、15名候補監事，共計132名理監事成員。相對于1935年12月召開的原中國佛教會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以圓瑛、大悲、可端、遠塵、弘傘、法權等11名常務理事為首的35人理事會（參見1936年《中國佛教會報》改編1）；和1936年11月第八屆全國佛教會代表大會以圓瑛、大悲、遠塵、可端等9名常務理事為首的27人理監事，大會代表140人（參見1936年《中國佛教會報》第11、12期）。由于戰爭，國內僧團組織遭受到嚴重分化，時有偽滿佛教總會（1937—1945）、華北同愿會（1938-1945）、重慶“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1938-1945）等佛教組織，以及日本人興辦的“布教所”等佛教機構的滲透，此次淪陷區新成立的南京全國佛教會，其參會代表及理監事人數顯著增加，除了在政治上抱團取暖虛張聲勢，其集體隱衷也不明而喻，借以擴充上層成員來茍且內心固有的人性矛盾。囿于某些歷史的避諱沉默，援筆材料缺陷，造成人物溯源困難。按名單順序，同比往屆常務理事在理事會中所占的人數比例，推測辭典中所謂中佛會常務理事任職大致于此，然而檢索相關期刊文獻，未見此屆中佛會常務理監事設置。至于村民所聲稱的“民國佛教會主席”，邏輯其為棲霞寺方丈住持兼任南京市分會常務理事長身份，這也符合生平簡介和鄉民口述中“出入警衛（助理）隨從，周圍人對之十分尊敬”的情形描述。筆者注意到一則新聞報道，即1936年11月30日棲霞寺僧眾絕食一天，所省之費以捐獻綏東，當時住持卓成和尚也被稱呼為該寺主席。（《佛海燈》第2卷第2期）*所以這樣的主席實為住持之別意。主席本是儀禮賓位用語，《大唐開元禮》多有記，宋元時期已引申為寺觀住持尊稱，《金史食貨志》：“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 但至民國，放在一個局勢驟變的年代，此詞在各類職銜雜稱上的張冠李戴猶為難免，總之一切推定有待新資料證明。大本最后一次當選此會理事職務，查為抗戰后改新的第一屆中國佛教會（1947年5月）候補理事，34歲，略歷為南京市分會常務理事，香林寺住持。本屆理事長為章嘉。（《海潮音》第28卷第7期）而其中略歷應為邏輯所指，及抗戰前后的職務嗣續。
“呂景顏做縣長時（1941-1944任職，臺城人），五神廟也曾規劃重建，只是松彩和尚膽小怕事，不成肯修”。為了消弭涂炭生靈、燒殺掠奪的戰爭惡行，配合文化侵略，在“中支宗教大同盟”、“日華佛教聯盟”等日僧組織合謀勾結下，日偽當局佛事合流，借助修補被戰火破壞的佛教建筑，力促佛學院重新招僧開課，制造祈和表象，粉飾太平，麻痹國人，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這種形勢下，出現大量如鎮江金山萬佛寺修建大殿（1942）、鎮江竹林佛學院擴充（1942）、東臺三昧寺啟慧學院重興（1942）、興化佛學院正式授課（1944）等等佛事新聞，不遑枚舉。東臺啟慧(三昧)佛學院為民國十四年(1925年)創辦于東臺三昧寺。第一任院長廣岫，第二任院長聽泉。聘請僧達明、楊公甫、楊式金等教師，設佛學、文學、英語等課，學僧有真禪、瑞祥、欣一等30余人。二十年因水災停辦，不久復辦。三十一年復辦時，《佛學月報》（1942年第二卷，第四期）曾作報道：“東臺三昧寺啟慧學院，因事變停辦，近來本融新任住持后，仍發心重興，招僧開課，并禮請達明、本道等法師教授云。”有趣的是此報同欄登刊一則“棲霞佛學院得人”消息，“棲霞佛學院在大本覺民彌光諸法師主持之下，成績斐然。近更禮聘海珊法師教學，聞海法師為仁山老法師得意高足，曾講學于焦山竹林乾明等處，且在滬辦報多年，故精通世出世事，今飛錫棲霞，決定放一異彩云。”對照精通于世的大醒、葦宗、大本、廣岫、瑞祥等等本縣藉緇素名士，像松彩老和尚這樣“膽小怕事”“耐忍不住拘束，沒多久便回來了”的小人物，外表木訥，但甘于清貧，遵守佛門經戒“佛子不得為利養惡心故”，背后所矜持的民族意識底線，無疑是淪陷期本地僧人形象的光亮點，口耳相傳的紀事方式往往忠實地保留了歷史原貌，這也是每一件平凡事物在溯本求源之中不經意獲得的能量樂趣。
大本是繼寂然法師（1898～1939，舊東臺縣栟茶場人）之后，擔任南京棲霞寺監院，律學院負責人。這一點從星云回憶、釋法觀《我的師公─煮云法師，與我的戒和尚》以及丁敏《煮云法師的佛教經驗與佛教事業─1949年大陸來臺青年僧侶個案研究》等眾多文章亦可證實。而大本擔任棲霞寺住持，應為1941年秋之后。按朱潔軒《棲霞寺志》（1962）言“本志載棲霞法系至第三世止（臨濟宗第46世），尚有紹承多人，待后續編”。整本書對大本志開峻嶺覺民等眾多青年法師其間任職棲霞人事只字未提，但從“明常法師（1939～1941年任棲霞寺方丈）事略”“是年秋（1941），師退方丈席，以時局未靖，歸隱杭州慕圣院，杜門謝客，棲息凝情”敘述中也變相表明大本是明常歸隱之后代理、繼任棲霞寺。其任至1943年2月薦由大超法師*（1909-?,鹽城人）住持。（《海潮音》1943年，第24卷，3期）
關于大本何時接任棲霞寺，“高雄棲霞精舍”GIS資料顯示為1942年冬：“棲霞精舍建立沿革，由臨濟正宗棲霞法脈第47代傳人上月下基和尚（師諱稱呼），始建於1960年4月，并請悟一、星云二師為監院，共同弘揚南京攝山棲霞孝宗風。月基和尚，俗姓王，江蘇江都人，民國3年生，10歲投東臺慶隆庵依松彩和尚出家，歷任求法、受戒、訊學、廣東嶺東佛學院畢業，及福建閩南佛學院深造，民國31年冬貸，歷任南京棲霞寺、香林寺住持，佛教分會常務理事，及宗仰中學（民國36年，住持志開改辦棲霞律學院為私立宗仰中學）、普德中學董事等，38年2月卓錫（留居）香港鹿野苑閱藏七載，1956年來臺，先后任宜蘭念佛會導師，與高雄佛教堂住持等職。”結合前揭，更能有助于讀者全面了解大本，還原歷史本身，而非刻意遏匿真相，揚善隱惡，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使人物漸漸處于不為人知的虛妄尷尬。
大本個人書面資料極少，除了佛教刊物上生平簡介，流行于世的故事主要是有其在南京大屠殺時期“棲霞寺難民救護”，其它涉及到人物生活細節駢化，則數當代臺灣星云法師與煮云法師及弟子的個人回憶，但內容情節多有重復，均為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在棲霞律學院受戒求學往事，有星云的《大本法師》、《竄寮記》、《我的師公─煮云法師》等文章，比如大本形象特征，星云如斯描寫：“記得那時候他在棲霞山擔任律學院院長，口才流利，行止莊嚴，尤其他在走路時，每逢轉彎處，必定先咳嗽一聲，很禮貌地召告大家，我要轉彎了。”現將后兩篇選抄如下：
（1）星云法師：我的人間佛教性格 44 竄寮記（內容同見“大本法師”）
十五歲（1941）受具足戒時，母親趕了幾十里的路，前來探望我。我趁著晚自習時間，到女眾寮房與母親相見。不多久，“開大靜”的時間到了，母親不忍我離去，淚流滿面，我只好留下來安忍她。當糾察師前來巡寮時，比丘尼們想了一個辦法，將我藏在母親的被窩里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正慶幸昨晚沒被發覺時，糾察師向女眾開堂和尚──月基法師報告：“昨晚今覺(我當時的法名)沒有回寮睡覺。我一聽，慘了，不知會不會將我遷單處分？這時月基法師機智地回答：“他啊！他昨晚在我那里。”糾察師聞言，知趣而回，我當下真是感激莫名。為了感念月基法師的一句話，一九五四年，當我聽說他在香港無人接濟時，我想盡方法，將他迎接來臺。當年我參與籌建高雄佛教堂，落成后，也推舉他為住持。乃至在他晚年多病時，我幾次半夜三更送他就醫，付費照顧，直至終老。他，可能不知道幾十年來我對他那么恭敬孝順的因緣。
（2）釋法觀：我的師公─煮云法師，與我的戒和尚
1941年正月底，煮云法師終於離開出家常住，往南京棲霞山受戒。受完戒，決心留在棲霞山律學院（佛學院）讀書，要讀的書和日用品一買，身上的錢就差不多用光了，其他同學都有出家常住的經濟支持，師公是自己堅持要來的，沒有任何資助。……1943年的暑假來臨，僅有的兩套半衣服已穿破了，身上一無所有，師公向方丈和尚（月基法師）請假要去趕經懺，說明了苦衷，和尚說：“你少得太多了，要是少一點我倒可以幫你忙，比如一雙鞋子或一雙襪子；可是你什么都沒有，我沒有辦法幫你的忙。好吧！你去吧！你還是學生，開學時你要回來。”師公下山趕經懺，佛事才開始他就無緣無故生病了，他患了嚴重的瘧疾，為了錢還是得撐著做，因為沒錢看病又整天奔波勞累，病情日益加深。就這樣趕了一個月經懺所得的錢，加上一位戒兄補貼了不足的部分，才作成一件長衫。
這兩則人生往事，似乎更多包含了“有為而有所不為”育人道理，因為當初的有為，后來在港生活潦倒的大本，也得到了學生星云（1927年出生，江蘇江都人）的去臺幫助，因緣報答之外，本質上是行了佛陀的慈悲擔當。而對比煮云，大本的做法看似消極，在釋道儒文化糅合的中國，深知“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道理的年輕住持，執事之道因人而異，故對暑假趕經懺改善生活的想法，給予堅持和肯定，同時對其學業也不失寄望與關懷。“好吧！你去吧！你還是學生，開學時你要回來。”《孟子告子下》言：“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正是得益于這樣忍苦堅毅的文化施教，障難無畏的求學冶煉，使得星云大師、煮云大師（1919～1986，江蘇如皋人，1941在南京棲霞寺受戒，相續求學于棲霞律學院、焦山佛學院、圓明楞嚴專宗佛學院，50年去臺，51年在高雄縣鳳山創建佛教蓮社）在勤學參方的道路上出類拔萃，造就了之后兩人在華人地區佛學界上的影響力，比如煮云，以通俗弘法和打佛七的方式，在私領域感染性擴散新凈土宗信仰，并從臺灣感染到東南亞。盡管這種“以往生西方極樂”為主要修行，與星云大師們所倡導的“人間佛教”主流信仰，即以佛教真精神面向社會，服務于人生的理念間形成的尖銳沖突*，這種自民國以來僧團內部一直存在新舊思想分歧，絲毫未浸染到倆人間的同學情誼。而大本作為師長，在面對不同事務所堅持的人性性善處理和憂患教育意識理應得到尊重，這也是門下弟子在弘法利生的修行中念念不忘的緣故。另外文中對大本“開堂和尚（同期任律學院院長）、方丈和尚”身份前后稱呼變化，也契合人物介紹。
有關南京大屠殺期間(1937.12.13～1938.2)，大本法師建言監院寂然設立棲霞寺難民收容所的歷史資料，主要來自該寺《寂然上人碑》。六月游歷攝山，在合澄（音）師父熱心引導下，有幸瞻仰了此碑。勒碑共兩塊，每塊為1.42m×0.47m，現鑲嵌在寺內退居堂（養老堂）院南廊墻上。碑銘為1940年金山江天禪寺仁山長老撰文，后由褚民誼題書，文革期間遭受破壞，其中缺字“孝□□誠”，筆者補正為“孝意真誠”。該碑記載：“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蘆溝事起，烽火彌漫，旋及滬京，載道流亡，慘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開兩法師之建議與襄助，設佛教難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婦孺獲救者二萬三千余人，日供兩餐，時逾四月。道途寧靜，始遣之歸，真盛德也。事變以后，若老在香港，卓公住泰州，上人留守棲霞，苦極艱深，困行忍邁，鐵肩負厄，處之怡然……”等云云，從中可以斷言，其時在棲霞寺設立佛教難民收容所，大本與志開（1911～1981，舊東臺縣南薌市白甸人）兩法師是為首要策劃者和積極參與者，并在大屠殺期間與寂然上人等人一道全程負責了此收容所2.3萬名難民的救護供養。作為中國人自己開辦的棲霞寺難民收容所，是大屠殺期間，在“南京安全區”25所難民所之外，非由國際委員會管理，容納難民最多的收容所。相關具體記載亦見《寂然監院像贊》、《棲霞寺志》。寺志第六章中興，明常上人事略：“九月京師陷，留守唐生智逃，都遷重慶，繼續抗戰。賊破城之日，縱兵大掠，奸淫恣虐，濫殺平民十余萬人，秦淮碧水，為之盡赤，京市居民，逃亡一空。師目睹哀鴻，怵然心傷，與寂然監院及其徒眾等，在棲霞寺設難民所，廣事收容，不期而至者三萬余人，盡出寺儲，以供糒糗（干糧），不足繼之負逋，再不足，地方士紳孔廣財、秦景韓、紀敦五、紀揚彰為之募繼”，“迄至南京秩序稍定，始陸續遣散，先后達四月有奇，耗米麥雜糧百萬斤。師見義勇為，與夫臨危不懼之大愿力，可窺一斑，非徒博善譽也。”大屠殺之時，明常法師（1898～1977，如皋人）作為寺院留守知事，與寂然監院等人開設難民收容所，無懼生死勇于救助的慈悲壯舉在碑銘與寺志中分別得以承錄，雖然施援行為在人物表達上的主次渲染與忽略分歧各自摻雜了某種潛在情緒，比如碑銘“佛教重實而輕名，所謂不著世相者是也，寂然上人其即此乎？”
有意味的是，這刻于石的碑文并非仁山原文*（原文載《佛教半月刊》第203期，1940年4月），而是經褚民誼修改。褚氏頗好碑文志撰，留世碑銘有《重修雞鳴寺記》、《奉迎東來大士紀念碑志》、《大唐三藏玄奘法師骨塔碑記》等作品，修改后的《寂然上人碑》，言簡意賅，文藻更適合勒碑，對照仁山原文“佛教重實而不重名。名者實之賓也。有名而無實，則人譏之曰尸位素餐。有實而無名，則人贊之曰不著世相。此自古圣賢，皆首務夫立功立德也，寂然大師者，其務實而不務名歟。”其中的欲言又止，現實中或暗有所指，筆者無意臆度。寺志謂“民二十八年，若舜上人正式退席，師接方丈職，時東南半壁俱陷敵手，寺中諸緣頓寂，食指浩繁，支持匪易。而維新大吏往來日眾，虛與委蛇，勢不能免。”明常法師得戒于金山青權和尚，依止于若舜上人。1939年接住棲霞，至1941年秋，時局未靖，闃然退出方丈席，年輕人紹隆登場，政要往來頻繁，景象一片祥和融融，蔚為大觀，以致褚民誼曾三次辭請，要去棲霞山隱居。故有人說“在戰時淪陷區域內，寺廟主體的發展與對外抗戰的民族主義發生沖突時，后者未必會完全占據上風地位，主體的選擇有時可能更多的是從自身的處境與利益出發，而高尚的民族大義或許反而顯得黯淡無光。”*推而廣之，茍活為人的本能。撢持這樣的人性觀點，無疑會刺激到個體對于國家的神圣認知。但死亡是私利的試金石，比如褚最后表現出的“從容不迫”，或許成了其后人始終不能釋懷于結論的原因。所以那些試圖以自身處境、利益、名士范等等來定義戰爭中復雜的人性與行為，是很難得出令人折服的歷史解讀。而回到大屠殺時期的棲霞寺，通過“上人用大本、志開兩法師之建議與襄助，”對應“師目睹哀鴻，怵然心傷，與寂然監院及其徒弟，在棲霞寺設難民所”之間語義分析，亦可邏輯出大本在營救活動中所擔負角色權重。事實上根據1937年攝于棲霞寺三圣殿的難民照片，從畫面上看，站立在C位的大本(前排右2)，同樣可以推論一二。當然這些屬于個人的觀察，與其本人所著《棲霞寺難民所之回憶》中描述也并未完全重合，該文分二次刊載在當年島內《江蘇文獻》（1967）第2卷第4、5期上，署名釋月基。這篇庋藏在數據庫文海中的三千文字，閱讀量不過百，但彌足珍貴，從中能夠獲得“難民所”一些前所未見的歷史情節。
“三十年前，日本軍閥，不知因果，以無中生有的方式，向我國尋釁，故意造成蘆溝橋事變，以及八一三上海戰爭接踵而起，雖然那個時候，朝野上下情緒激昂，一致同仇敵愾，矢志抗日到底，在滬苦戰四月有余，消耗戰初步目的已達，今總統蔣公為保存實力，特令京滬路上的各種部隊，轉移新陣地，準備集中在徐州、武漢等地會戰。這時有辦法的都攜家帶眷紛紛追隨政府西遷，還有人口眾多，無力搬動者，胥感覺惶惶不安，深知首都陷落敵手，只是時間問題，預備奔向一個臨時較為安全的地區，暫作躲避寇軍的鋒鏑……”
“棲霞山（古名攝山）的山勢，是一個坐椅式的型態，山既深，林又密，道路而且曲折崎嶇，大有“紅塵飛不進，山靜勿知年”的氣概，可以掩蔽大量人數，先法師寂然和尚，目睹同胞們流離失所凄涼的情景，本著佛教徒應盡的天職和發揚釋尊高度救世的精神，特與仰山上人、和筆者（大本）、以及志開同門等，略事商討后，乃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一個“佛教慈善棲霞寺難民收容所”的機構，（簡稱棲霞寺難民所）先后容納了老弱婦孺軍民人等，計有兩萬七千多人，以籍貫來說，全國各行省皆有，以難胞份子來說，軍人……”
（上接第四期第四頁）“……以作各難胞途中交換食物之需。記得在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十點鐘左右，召集純軍人代表的難胞們，約有六百名，于御花園內談話，（該園為清乾隆帝下江南時，駐蹕棲霞山所設置，地勢幽邃，兩旁的杉楓，蓊郁遮天，無人引導，不易尋覓。）首由先法師寂然和尚宣稱：「諸位難胞們：這次遭逢特殊因緣，惠臨本山共聚百日以上的時間，實在難得，可惜本山限于財力，未能善為招待，甚感萬分歉意，如有不周之處，務希諸多原諒！刻下寺內食糧快罄，無法繼續招待，兩天前，我已與駐在日軍談妥……”
“……結束，勝利還都時，我們首先要來寶剎禮謝諸佛菩薩慈光加被我們能夠安然脫險的深恩，以及貴方丈和諸位法師款待我們的盛情！……」。當時的氣氛充滿了莊嚴而且帶有激昂悲憤的情緒，最后彼此均在早日「再見」的祝福聲中，離開了這個具有歷史性的御花園會場了。難民所成立不久，我們就聽到傳說，難胞中有不少國軍高級將領，參雜其間，可是我們為了他們的安全，和免得難胞間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或不愉快，所以我們始終不愿意調查他們的身份，基于這種邏輯，筆者認為他們一定也會了解我們的處境，原諒我們……”
“……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議的！……」二旬后，廖將軍又約集多人來寺，吃飯時，即席宣稱，當日我們被困在山的難胞，不特腰無分文，寸步難行，且饑寒交迫，如果沒有和尚們的義舉，救濟我們，縱不遭敵寇的鋒鏑，亦將成餓殍，以填溝壑。今日我們有機會再為國家社會努力，均系出自和尚們之賜，本人敬愿代表當日在山全體難胞，對深明大義慈善為懷的和尚們，致最高之敬意。我稍緩并擬約集同時蒙難的高級將領，聯名呈請國民政府明令褒揚棲霞山和尚們的義行，等待褒揚令頒下，再擬在山上豎立一塊石碑，建筑一個四角亭……”
由于carsi登錄身份限制，此文暫不支持對外閱讀、下載，筆者只能最大化地搜索將全文近二分之一的展示摘錄下來，除了某些對話情節缺失，基本上給出棲霞山難民收容所全部信息，對比《寂然上人碑》、《棲霞寺志》、《拉貝日記》以及相關論文材料、親歷者記錄、報道等等鋪衍資料未能明確涉及到的四個主要內容，筆者按文章順序歸納如下：
①除已經揭示的鄉民對象外，回憶指出難民有相當一批是南京城內平民、過境留滯平民。
“無力搬動者，胥感覺惶惶不安，深知首都陷落敵手，只是時間問題，預備奔向一個臨時較為安全的地區，暫作躲避寇軍的鋒鏑”“以籍貫來說，全國各行省皆有”。關于棲霞山難民成分記錄，除了碑銘、寺志含糊表達外，“老弱婦孺獲救者”、“京市居民，逃亡一空……廣事收容”。目前權威敘錄主要源自《拉貝日記》(1938.1.13)：“千佛山腳下形成一座難民所，逃到里面的約有1萬多人，全都是附近的農民。”
但這樣的難民組成，不全是地理、經濟、戰局的原因。與上海租界中立政策相比，首都平民早期除了根據自身條件，四處分散、投親靠友躲避兵燹外，趨利避害的民間信仰也催動著一部分人逃向寺院，至棲霞寺、法云寺等寺廟尋求佛門庇護。非戰爭狀態，各地平民選擇寺廟求援亦為社會常態，比如1931年秋洪澤湖車邏壩決口，里下河一片汪洋，東臺城內大部分居民棲身食宿泰山寺長達一月之久*。而寺院對于難民積極地救護，一方面是宗教本身的教義要求，即慈悲博愛，一切優秀文化所具備的對生命敬重的精神內核，誠如文言：“本著佛教徒應盡的天職和發揚釋尊高度救世的精神”。這與設置在城內的金陵大學、金陵神學院、圣經師資訓練學校、貴革教會傳教團等等西方教會學校、機構下的難民所，同樣體現出這一人文特征。另一方面也驗證了戰爭中宗教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穩定作用，例如組織上，8.13淞滬戰役爆發后，中佛會即指揮成立“僧侶救護隊”進行前線救護(1937.8.)*、基督教羅馬教皇分兩次捐獻巨款共計180050里拉救濟中國難民(1937.10.)*，等等上層表率態度，無疑會明確其團體成員的行為取向。事實上對照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國際紅十字南京委員會名單，教會成員一直為組織中堅，在難民救護的過程對城市暴亂降維作出了重要貢獻，普世性文化應如此。大量不同身份的難民持續聚集，從根本上暴露出南京淪陷后環境險惡——侵華日軍的大規模殺戮，繼以焚燒奸掠，踐踏公法人權的罪惡行徑。這種毫無節制的犯罪直到1938年2月才逐漸減少。在長達6-7個星期的時間里，數以萬計的婦女被強奸，30萬以上的平民、軍人被屠殺，難以計數的財產被搶劫和三分之一的南京城被焚毀。棲霞寺難民數據顯示，時至2月中旬，人道災難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甚至一度激化：1938.1.25為2.04萬人，1938.2.14增長為2.4萬人。(數據參見《拉貝日記》)。面對尸山血海南京城，撕碎人類認知極限的侵略者，幸存者楊權早在1938年公開的日記中就發出了“日本人是否還是人類”的靈魂拷問！(《南京難民區94日記》)通過眾多原始紀實資料閱讀，直擊時間之下那些悲慘絕望的個體命運，久久難以平靜。而當憤怒漸漸消腿，或許只有善良的人性才是這世上永不圮泐的豐碑。
②棲霞寺難民收容所設立的時間為1937年11月22日，全稱為“佛教慈善棲霞寺難民收容所”，為抗戰期間南京地區民間最早開辦的難民救濟場所。
同日由國際友人組成的國際委員會在討論“南京平民中立區”(安全區)的設立，選舉拉貝為主席。而國際委員會作為私人組織，至29日，為南京市長馬俊超對外宣布成立。至12月4日，“難民們開始陸陸續續搬進安全區”。并于18時通過新聞發布，安全區(中文“難民區”)《安置居民及分發食物的暫行措施》及安全區管理委員會相關人事名單。(《拉貝日記》)而至12月8日晚，安全區內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方接收到第一批來自無錫的難民。(《魏特琳日記》)
難民收容所，是指收留因遭受災難，生活無著或處境困難者的救濟機構，通常由政府救濟機構、民間會所、社會團體等等組成。自8.13淞滬戰起，戰區大量的城市平民流離失所，數量急劇增加，由中央救護事業管理處主導的慈善組織中國紅十字會，除了對火線傷兵救運外，同時也擔負著戰爭下對難民傷民救援。至1938年1月，中國紅十字會下轄的難民收容所已達170余處，收容難民15萬余人。但從時間上看，像上海紅十字分會青浦難民所、南京紅十會下關難民所*等等，這些早期作為招待散發、返回原籍的過境難民所，均在1937年8月份設立。隨著戰事擴大，紅十字會所需資金缺乏嚴重，災區難民救助狀況不容樂觀，促使行政院9月9日頒布了《非常時期救濟難民辦法大綱》，要求各省市縣依照大綱設立非常時期難民救濟委員會分支會，總會設在南京。大綱第九條要求，“各院轄市及各省政府指定之縣市，應斟酌實際情形，就所屬適當鄉鎮地方分別籌設難民收容所，派遣得力人員管理之。其鄰近戰區地帶，猶應尅日成立，并報請或報由分會轉報總會察核。”至10月江蘇救濟難民分支會成立，計有武進、吳縣、江都、鎮江、句容、泰興六縣。并在吳縣設遣散運輸總站一所，青浦、昆山、常熟設分站三所，難民中除老幼婦孺留養外，學齡兒童則設法教育，其有工作能力者，則分配生產工作。*由于戰爭尚糾集在淞滬一帶，戰區外政府難民工作行動緩慢。至11月8日中國軍隊撤出上海戰斗，戰情劇變，日機加大對南京轟炸，首善地區形勢惡化，倉猝之間平民大量外逃有可能促成棲霞山難民收容所率先于1937年11月22日成立。而上海饒家駒神父11月9日南市難民區的成立應該也會給寂然、大本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戰火中政府節節敗退，日寇漸逼，難民救護轉由民間慈善單位取代，勢為必然。
③棲霞寺難民所應為大屠殺期間單體收容量最多的難民所。
根據仁山《寂然大師碑銘》、《拉貝日記》、朱成山《考證南京難民收容所》、孫宅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難民收容所研究》等等歷史資料與難民調查統計，對照大本回憶，棲霞寺無論從單日記錄的2.4萬人(1938.2.14)，還是期間總量敘述的2.7萬人(碑銘最低為2.3萬，寺志最高為3萬人)，均可得出這一結論。與其毗鄰的江南水泥廠難民所難民總數則為1.5萬人，數據源于南京市檔案館“江南水泥公司”檔案（1041-1-17）（《駐棲霞廠顏柳風報告》）：“來廠避難者，數以千計。職因同屬國人，為良心所驅使，不得不設法收容，自（1937年12月）十一日起至（1938年）三月下旬止，共收容難民有一萬五千之多。”
顏柳風，名景和字柳風，遼寧人，日文翻譯。1937年12月與京特博士、辛德貝格、李玉麟等人一起來寧，在參與保護江南水泥廠同時，設立南北廠區收容所，為難民救助管理者，這份1938年4月給天津董事會的述職報告中難民總數，聯系此卷號收集的其他信件：京特1938年1月12日給住滬辦事處信中的4千人；2月9日工廠給董事部函中的5千人；3月27日趙慶杰給董事會的報告不足1萬人；3月30日工廠給董事部函數據4千余人等，在此難民所供給資料匱乏制約下，若考慮到難民留所久暫、移動等因素，1.5萬人的難民收容總數應該是準確的。而對該廠《廠史》中“拯救難胞3萬余人”之辭，猶如1945年戰后德僑京特遣返，江南廠呈文南京市政府給出“四五萬”數據夸大，援引歷史研究員張朔人學位論文*亦可明晰。目前像各類網頁資料庫、論文、年鑒、以及維基、BBC等等國內外網報道中2萬多的數據采用仍偏于模糊。另根據單日難民數據，同比棲霞寺，也能推算出上述結論。但這樣的主張無損于江南水泥廠對難胞的保護歷史，以及危難中挺身而出的正義善良的外籍友人。
當然，2.7萬的難民聚集棲霞首先源于和尚們的廣施博濟、無畏擔當，給難民以安全與保障。同時也應歸納于棲霞山相對復雜的地理概貌、淞滬會戰以來戰區難民沿京滬鐵路逃亡與當地避險居民的就近久暫，甚至包括日寇進攻路線、與棲霞寺信件《以人類的名義致所有與此有關的人》中所提駐地日酋“斯文”的個例實情：“大約在1月20日，開來了一支新的隊伍，換下棲霞山火車站的崗哨。新來部隊的指揮官是個少尉，他心地較好，自他來后，形勢明顯好轉。他在寺廟內設了一個崗，哨兵努力把專來搗亂、偷竊和搶女人的士兵拒之于寺廟大門之外。”這樣的聯結，或許有助于全面分析這一數據現象的形成，展示戰爭中流離失所、苦難悲慘、頻臨死亡的平民命運，以及去思考那些在施援中脫穎而出的佛學院青年們之后的政治生活---失去辨認與反抗，因為際遇假象而甘心墮落成為侵華戰爭中可悲性“單向度”的宗教奴隸。（未完）
? ? ? ? ? ? ? ? ? ? ? ? ? ? ? ? 劉曉東 2021.ju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