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傻瓜與政府才會試圖駕馭音樂。”
——寒武紀哲學家逆推

黑暗年代(Medieval Age)，那是一個被愚昧的希臘人詬病為“智性黑暗”(intellectual darkness)的世紀，希臘人沉浸在他們修筑的宏偉下水道工程中，通宵達旦地狂歡了四個世紀，最終只能在哥特人的鐵蹄下緬懷光明的羅馬輝煌的過去。迪奧多西大帝掀起了狂熱的基督化運動(Christianization)，將希伯來人一腳踢出了上帝的選民一列。自我意識過剩達到奴隸制社會巔峰的他們是缺乏樂感的靈魂，在宏偉的音樂面前顫抖不安，妄圖利用拿撒勒人的原始信仰駕馭這種未知的波形。

中世紀對音樂的最大貢獻，莫過于將音樂與星期天禮拜分離。多聲部的波形高峰“圣母院時代”意味著音樂的思想上的變革，音樂家試圖以人類的思維去理解變革的產物，結果他們從圭多·達雷佐的音階線譜殘稿中得到了色彩斑斕的和聲學。

我們有理由相信，畢達哥拉斯的“宇宙和諧論”闡述了天體在運行當中產生音樂的過程。盡管三位一體的先代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再三以智慧的語言勸告世人，然而仍有人妄圖偷聽天籟的美妙。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亨德爾集歌劇藝術之榮譽于一身，他借助音樂征服了羅馬區，從此自以為是地向卡洛琳公主傳頌音樂的奧秘。然而他未曾認識到，音樂是不可駕馭之物。人類對音樂的追逐最終只會步夸父之后塵。

在擁有現代化企業制度的皇家音樂學院拔地而起后，1719年的亨德爾沉醉于舒緩的女高音和浪漫的大鍵琴聲中。阿斯塔托德博農奇尼卻以悼念馬爾堡公爵的哀歌給了他當頭一棒。被憤怒蒙蔽樂感的亨德爾失去了理智。繆斯于凡間的化身庫佐尼的歌聲令世人如癡如醉，輝格黨人與托利黨人因試圖竊取音樂的力量而引發對峙。《亞歷山羅德》中弗斯蒂娜與庫佐尼的獨唱與二重唱儼然成為了政治沖突的場外和聲，隨后趕制的《阿斯蒂安特》卻被人們視為偽劣品，一語成讖爆的音樂的反噬讓她們的黨徒大打出手。音樂掙脫了政治兒戲的韁繩，如比蒙巨獸般在歐洲大陸橫沖直撞。

所有的一切都被埋葬，亨德爾的墮落驚醒了凡人，他們匆匆終止了把自身的劣根性附加在音樂上的愚蠢鬧劇，虔誠惶恐地將自身當作歌劇的傀儡，這也為約翰·蓋伊將街頭市民的生活引上歌劇的競技臺提供了良機。被貝多芬所仰慕的亨德爾隨著歌劇的沒落，在猶太人的故事集中迷失了自我，晚年的他爬上了不可名狀的耶和華的肩膀上，無數英勇反抗埃及和巴比倫奴役的拿撒勒人的尸體降臨于他身旁。于是他臨終悔改，在都柏林黑池旁，掀開了清唱劇的最后一頁，銘刻下自己所聽見的最后一段音程，后來莫扎特發現了它們，其中的代表作便是《Messiah》。

于是世界又度過了三百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