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愿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

在《一九八四年》中，人們受制于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于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 這本書想告訴大家的是，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

今天，我們應該把視線投向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城。作為我們民族性格和抱負的象征，這個城市的標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老虎機圖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員。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我形象地使用"會話"這個詞，并不僅僅指語言，同時也指一切使某個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術。在這樣的意義上，整個文化就是一次會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開的多次會話的組合

用平白的話語來說，這本書是對20世紀后半葉美國文化中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而電視時代蒸蒸日上。

威爾和赫胥黎的傳統，對未來進行了預言。我對他的理論堅信不疑。他認為，深入一種文化的最有效途徑是了解這種文化中用于會話的工具。我對他的理論堅信不疑。他認為，深入一種文化的最有效途徑是了解這種文化中用于會話的工具。我也許應該補充一點，最早激發我對這個觀點產生興趣的是一位比麥克盧漢更偉大、比柏拉圖更古老的預言家。我年輕時研究過《圣經》，在其中我獲得了一種啟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能最終控制文化。這種啟示來自"十誡"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體形象的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芒福德總結說："鐘表是一種動力機械，其產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時候，鐘表把時間從人類的活動中分離開來，并且使人們相信時間是可以以精確而可計量的單位獨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圖，也不是大自然的產物，而是人類運用自己創造出來的機械和自己對話的結果。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藝與
柏拉圖在其理論形成的初期就已經認識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寫道："沒有一個有智力的人會冒險用語言去表達他的哲學觀點，特別是那種會恒久不變的語言，例如用書面的文字記錄下來。"他對此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他清楚地認識到，用書面文字記錄哲學觀點。不是這些觀點的終結，而是這些觀點的起點。沒有批評，哲學就無法存在，書面文字使思想能夠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續而嚴格的審察。

思洛普·弗萊所說的："書面文字遠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提醒物：它在現實中重新創造了過去，并且給了我們震撼人心的濃縮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尋常的記憶。"

我們這樣的人也許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們的人類學家知道，對于一個只有Vl頭語言的民族，文字會顯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這樣的對話似乎沒有對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對象。有什么比把問題訴諸文本時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個無形的讀者傾訴，并且因為知道有一個無名的讀者會反對或誤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 而這正是每一本書的作者必須做的。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我們創造的每一種工具都蘊涵著超越其自身的意義，那么理解這些隱喻就會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l2世紀眼鏡的發明不僅使矯正視力成為可能，而且還暗示了人類可以不必把天賦或缺陷視為最終的命運。眼鏡的出現告訴我們，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體和大腦都是可以完善的。

我們認識到的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思想，并不是它們的本來面目，而是它們在語言中的表現形式。我們的語言即媒介，我們的媒介即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的文化的內容。

在這里，我特別想證明，真理的定義至少有一部分來自傳遞信息的媒體的性質。

在談到"共鳴"的來源時，弗萊總結說隱喻是它的動力，也就是說，詞組、書、角色或歷史都具有組織不同態度或經歷的力量，并且可以賦予它們以意義。

于是，雅典成為優秀文化的象征，哈姆雷特代表了猶豫不決的憂思，愛麗斯的漫游象征著在無意義的語義世界中尋求秩序

我們暫且離開弗萊(相信他不會有意見)，但他所用的"共鳴"這個詞還會伴隨我們。我認為，任何一種媒介都有共鳴，因為共鳴就是擴大的隱喻。不管一種媒介原來的語境是怎樣的，它都有能力越過這個語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語境中。

你認為表達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實性無關，這是錯誤的。在學術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賦予的權威性和真實性遠遠超過口頭語言。人們說的話比他們寫下來的話要隨意。書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慮、反復修改的結果，甚至還經過了專家和編輯的檢查。這樣的文字更加便于核對或辯駁，并且具有客觀的特征

對于真理的認識是同表達方式密切相聯的。真理不能、也從來沒有，毫無修飾地存在。它必須穿著某種合適的外衣出現，否則就可能得不到承認，這也正說明了"真理"是一種文化偏見。

對于深受媒介即隱喻這種觀念影響的現代人來說，數字是發現和表述經濟學真理的最好方式。也許這是對的，但似乎還不足為證。我只是希望人們注意到，決定用什么方式來揭示真理其實是有些武斷的。

一個后果就是我們將變得越來越可笑。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極力強調，任何講述事實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
。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極力強調，任何講述事實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產生的影響會發揮巨大的作用。
第一點是，我從來沒有說過，媒介的變化帶來了人們思想結構或認知能力的變化。

我的觀點僅僅是說：一種重要的新媒介會改變話語的結構。實現這種變化的途徑包括：鼓勵某些運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關智力和智慧的定義以及創造一種講述事實的形式，從而使某個詞語具有某種新的內容。我想再次說明，在這件事上我不是相對論者，我相信電視創造出來的認識論不僅劣于以鉛字為基礎的認識論，而且是危險和荒誕的。

第二點是，我提出的認識論變化還沒有包括(也許永遠不能)任何人和任何事。
對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樣考慮會有所幫助：符號環境中的變化和自然環境中的變化一樣，開始都是緩慢地累積，然后突然達到了物理學家所說的臨界點。一條被逐漸污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游泳成為一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劃船。

對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樣考慮會有所幫助：符號環境中的變化和自然環境中的變化一樣，開始都是緩慢地累積，然后突然達到了物理學家所說的臨界點。一條被逐漸污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游泳成為一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劃船。

第三點是，我上面打的比方中，河流主要是指公眾話語--對話所采用的政治、宗教、信息和商業的形式。我說的只是以電視為中心的認識論污染了大眾交流和相關活動，而不是說它污染了一切。

在人類社會存在之初，上帝以啟蒙人智為樂，他讓我們意識到，有些我們尊為真理的其實是謬誤，有些我們斥為謬誤的卻是真正的真理。他不時地為我們撥去迷霧，使我們不斷完善自己的原則，改正自己的錯誤，在這個過程中，他得到了無限的滿足。現在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達到了發展的終極，是否達到了精神知識或神學知識的完滿，我們擔心，如果我們裹足不前，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見，那么我們的后人會效仿我們，認為我們--他們的前輩和創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不可絲毫背離的。

我們也知道，在殖民地時代的早期，每個牧師都會得到l0英鎊來啟動一個宗教圖書館。雖然當時的文化普及率很難估計，但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多來自簽名)，在1640年到l700年之間，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兩個地方的文化普及率達到了89％一95％。

除了加爾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們能識文斷字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另外三個因素也能解釋這些來到新英格蘭的殖民者們對于鉛字的癡迷。第一，既然l7世紀英國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40％，我們可以猜測，移民到新英格 蘭的人大多應來自英國文化教育程度較高的地區或階層。換句話說，他們熱愛讀書，相信到新的世界里讀書仍然非常重要，就像在過去一樣。第二，l650年之后，幾乎所有的新英格蘭城鎮都通過了法令，要求建立"讀寫學校"，一些大的社區還要求建立語法學校。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認為他的邪惡力量將被教育摧毀。當然，推行教育還有其他原因，我們從下面這首流行于l7世紀的小詩可以略見一斑： 公立學校是知識的源泉， 學習是人們神圣的權利。 真正統治這些人思想的并不是撒旦。早在16世紀，人們的認識論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任何一種知識都要通過鉛字來表達和傳播。關于這個變化，路易斯·芒福德寫道："印刷書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們從現時現地的統治中解放出來......

第二，l650年之后，幾乎所有的新英格蘭城鎮都通過了法令，要求建立"讀寫學校
存在就是存在于鉛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將漸漸地成為虛無。所謂學習就是書本的學習。"
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推斷，在殖民者們看來，年輕人的學習不僅僅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同時也是智力開發的一條必要途徑。

槍炮的發明使奴隸和貴族得以在戰場上平等對峙；印刷術為各階層的人們打開了同樣的信息之門，郵差把知識一視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宮殿前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提醒我們，美國是一個由知識分子建立的國家，這在現代歷史上是罕見的。他寫道："這些開國元勛都是智者、科學家、學養高深之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學問，善于借助熟知的歷史、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當時緊迫的問題。"這樣的人建立起來的社會是不會朝別的方向發展的。我們也許甚至可以說：美國是由知識分子建立起來的國家，我們用了兩個世紀和一次傳播革命來改變這種狀況。霍夫斯塔特對于美國公眾生活中的這種反知識分子的努力有過令人信服的分析。

更重要的是，這些人不僅僅依賴集市或特別場合來滿足自己對于演講的需要。"樹墩"演講者在當時非常盛行，特別是在西部各州。在伐木之后的樹墩邊或任何一塊空地上，只要有演講者，他的周圍就會聚集起一群人聽他說上兩三個小時。雖然這些聽眾非常專注并對演講者表示足夠的尊重。但他們絕不會沉默不語或無動于衷。

讀者對此必須有備而來，用知識武裝好自己。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讀者往往是孤獨地面對文本的。在閱讀的時候，讀者的反應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對印在紙上的句子，讀者看見的是一些冷靜的抽象符號，沒有美感或歸屬感。所以，閱讀從本質上來說是一件嚴肅的事情，當然也是一項理性的活動。

讓我們用宗教話語為例來加以論證。l8世紀的宗教信徒們深受理性主義傳統的影響。新的世界讓人們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這意味著，除了理性，沒有人能使用任何其他力量為不信教者指點迷津。"在這里自然神論大有用武之地，"埃茲拉·斯蒂爾斯1783年在一次著名的布道中這樣說，"無神論者無須抱怨受到任何武器的威脅，他們面對的只有溫和而有力的論點和事實

各教派之間的紛爭在18世紀是通過論述嚴謹的說理進行的，到了19世紀則是利用建立大學作為解決矛盾的應急手段。有時候我們會忘記，美國的教堂為我們的高等教育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哈佛大學是為了給基督教公理會培養教士而于1636年創辦的。65年后，當公理會內部為教義爭論不休時，耶魯大學成立了，目的是為了糾正哈佛大學的松散風氣(但到了今天，它自己也難免這樣的弊端)

喬治·沙斯伍德也許是預見到了20世紀法律教育的衰落，早在1854年就指出，單純閱讀法律書籍有害大腦，"如果只拘泥于耳熟能詳的專門術語，就會喪失對事物進行宏觀全面認識的能力，即使在熟悉的領域里也一樣"。

19世紀90年代，語境遭到了徹底摧毀，首先是因為插圖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來是因為無主題語言的使用。例如，l9世紀90年代的廣告商開始在廣告中運用口號。

那個時期的著名律師、牧師和科學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們的著作，他們的社會地位、觀點和知識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體現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成為公眾人物的總統、牧師、律師和科學家，你也許會意識到現在的情況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愛因斯坦，首先進入你腦海的是一個圖像，一張圖片上的臉，或一張電視屏幕上的臉(對于愛因斯坦來說，則是一張照片上的臉)。而至于他們說過些什么，你可能一無所知。這就是思維方法在以文字為中心的文化和以圖像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體現。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大多數州的選舉年齡定為21歲，為什么杰弗遜認為普及教育是美國最大希望的原因。這也是為什么，如阿蘭·內文斯和亨利·斯蒂爾·康馬杰指出的，沒有財產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參加選舉，而沒有文化的人卻不行的原因。

我只想指出一點，他們筆下的美國曾通行一種公眾話語，這種話語的形式是印刷機的產物。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人用自紙黑字來表明態度、表達思想、制定法律、銷售商品、創造文學和宣揚宗教。這一切都是通過印刷術實現的，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美國才得以躋身于世界優秀文明之林。對于印刷機統治美國人思想的那個時期，我給了它一個名稱，叫"闡釋年代"。闡釋是一種思想的模式，一種學． 習的方法，一種表
我只想指出一點，他們筆下的美國曾通行一種公眾話語，這種話語的形式是印刷機的產物。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人用自紙黑字來表明態度、表達思想、制定法律、銷售商品、創造文學和宣揚宗教。這一切都是通過印刷術實現的，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美國才得以躋身于世界優秀文明之林。對于印刷機統治美國人思想的那個時期，我給了它一個名稱，叫"闡釋年代"。闡釋是一種思想的模式，一種學． 習的方法，一種表達的途徑。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電，這一點連小學生都知道。眾望所歸的事情發生了，一個美國人找到了把電用于通訊服務的有效方法，并由此一次性解決了空間的問題。當然，我指的是塞繆爾·F．B．莫爾斯，美國第一個真正的"太空人"。他的電報消除了州際界線，消滅了地區概念，把整個美國納入了同一個信息網絡，從而使統一美國話語成為可能。

亨利·大衛·梭羅是少數認識到這種影響的一個人，他在《瓦爾登湖》中寫道："我們匆匆地建起了從緬因州通往得克薩斯州的磁性電報，但是緬州和得克薩斯州可能并沒有什么重要的東西需要我們滿腔熱情地在大西洋下開通隧道，把新舊兩個世界拉近幾個星期，但是到達美國人耳朵里的第一條新可能卻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和詹姆斯·貝內特∽3的《紐約先驅報》，背離了發表理性政治觀點和緊急商業信息的傳統，盡管他們的報紙充滿了聳人聽聞的新聞，但大多是有關犯罪和性的內容。這些"具有人情味的新聞"雖然不能影響讀者的決定和行動，但至少是事關當地的，是關于他們熟悉的人和地方的，這些故事往往不需要一定是最新的報道
勒律治決于"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詩句，也許很能代表這個失去語境的信息環境：
幫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當然，你可能會為某個自稱有計劃、也有能力采取行動的人投上一票。但每兩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個小時來投票，這根本不足以表達你滿腦子的想法。我們也許可以說，投票選舉是逃避政治無能的表現。比投票選舉更糟糕的是參加民意測驗。民意測驗的組織者通過一些呆板的問題得出你的意見，然后把你的意見淹沒在相似的意見中，最后把這些意見變成--還能是什么呢?--另一則新聞。

當然，你可能會為某個自稱有計劃、也有能力采取行動的人投上一票。但每兩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個小時來投票，這根本不足以表達你滿腦子的想法。我們也許可以說，投票選舉是逃避政治無能的表現。比投票選舉更糟糕的是參加民意測驗。民意測驗的組織者通過一些呆板的問題得出你的意見，然后把你的意見淹沒在相似的意見中，最后把這些意見變成--還能是什么呢?--另一則新聞。所以，我們就陷入了一個無能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你除了把這些想法提供給記者制造更多的新聞之外，你無能為力；然后，面對你制造的新聞，你還是無能為力。

電報對公眾話語的貢獻就是使它變得無聊而且無能。還不止這些，電報還使公眾話語變得散亂無序。用路易斯·芒福德的話來說就是，它帶給我們的是支離破碎的時間和被割裂的注意力。電報的主要力量來自它傳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釋信息或分析信息

事實上，光靠達蓋爾銀版法還不能達到達蓋爾講的這種對等關系。威廉·亨利·福克斯·陶爾伯特，一個英國數學家和語言學家，發明了從底片翻出正片，直到這時，照片的大批量沖洗和發行才成為可能。攝影術"這個名稱是著名天文學家約翰·F．W．赫歇爾起的。這是一個奇怪的名稱，因為在英語里，它的字面意思是"用光書寫"。也許赫歇爾起這個名字本身就是有諷刺意義的，因為很明顯，從一開始大家都明白，攝影和書寫(任何形式的語言)是不能存在于同一個話語空間的

照片把世界再現為一系列支離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沒有開始，沒有中間，也沒有結束，就像電報一樣。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現在，而不是任何一個故事的一部分。
照片為你聽到的一句話提供了語境，而這句話又為照片提供了某種語境，然后你甚至會相信你確實學到了什么東西。但如果這件事是完全獨立的，和你過去的知識或未來的打算都沒有任何關系，如果你和那個陌生人的相遇開始于此，也結束于此，那么這個由句子和圖片共同創造的語境就沒有任何意義。你其實什么也沒有學到(也許除了以后要避開手拿照片的陌生人以外)，伊利克斯將從你的腦海中消失，就像它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樣。

過去人們是為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而搜尋信息，現在是為了讓無用的信息派上用場而制造問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加入電子對話的每一種媒介，都步步緊隨電報和攝影術，并且在表現形式上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一些媒介，例如電影，從本質上就具有這樣的潛能。其他的媒介，如廣播，比較傾向理性的話語，但在新的認識論的沖擊之下也轉而成為新認識論的俘虜。所有這些電子技術的合力迎來了一個嶄新的世界--躲躲貓的世界

本書后面的一個目標是要讓電視認識論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我要用具體的實例來證明，電視的思維方式和印刷術的思維方式是格格不人的；電視對話會助長語無倫次和無聊瑣碎；"嚴肅的電視"這種表達方式是自相矛盾的；電視只有一種不變的聲音--娛樂的聲音。

我這里先要區分一下技術和媒介的概念。我們也許會說，技術和媒介的關系就像大腦和思想一樣。大腦和技術都是物質裝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質裝置派上用場的東西。一旦技術使用了某種特殊的象征符號，在某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人到了經濟和政治領域中，它就會變成媒介。換句話說，一種*

技術只是一臺機器，媒介是這臺機器創造的社會和文化環境。

每種技術都有自己的議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種隱喻。例如，印刷術就有明確的傾向，

技術，而是指一種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雖然制造電視的技術和美國是一樣的，但在那些地方，電視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媒介。在我所指的那些地方，大多數人還沒有電視機，擁有電視機的人也只有一臺，他們只有一個電視臺，他們沒有全天24小時播放的電視節目，大多數節目都以推進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們不知電視廣告為何物，電視上的主要畫面就是一些"說話的人頭"，電視的用途和收音機相差無幾。由于上述這種種原因，那些地方的電視不可能擁有像在美國一樣的意義或威力，也就是說，由于*

使用方法不同，某種技術可能無法充分發揮其潛能或者只能產生最低限度的社會效應。

電視展示給觀眾的主題雖多，卻不需要我們動一點腦筋，看電視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滿足。就連很多人都討厭的電視廣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悅目的圖像常常伴隨著令人興奮的音樂。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現在電視廣告里。換句話說，美國電視全心全意致力于為觀眾提供娛樂

我們經常說，生活不是鋪滿鮮花的陽光大道，能在途中偶爾看見一些花朵，會使旅途變得不那么難以忍受。拉普人無疑就是這樣想的，每天晚上觀看電視的9000萬美國人可能也是這樣想的。但我這里想要說的不是電視的娛樂性，而是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了表現一切經歷的形式。我們的電視使我們和這個世界保持著交流，但在這個過程中，電視一直保持著一成不變的笑臉。我們的問題不在于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于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美國廣播公司l983年11月20日在頗具爭議的電影《從今以后》播放之后進行的一次80分鐘的討論節目。雖然關于這個電視節目的記憶已經快要消失殆盡了，但我還是要舉這個例子，因為在這里，電視充當了一個非常"嚴肅"而"負責任"的角色。這個節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證明，這是對于電視脫離娛樂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層次的一次重要考驗。首先，這個節目的話題是關于核災難的可能性。其次，這部電影曾遭到幾個頗具影響力的組織的猛烈攻擊，其中包括杰瑞·法威爾神父的"道德多數派"。所以，如何表現出電視作為傳播信息的媒介所具有的價值和嚴肅意圖，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節目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使用任何背景音樂--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幾乎所有的電視節目都會依賴音樂告訴觀眾什么時候需要表現什么樣的感情，這是一種常規的演出手法，電視上沒有了音樂簡直就是個不祥的預兆。第四，在討論過程中沒有電視廣告，這樣的嚴肅程度只有被刺殺總統的葬禮可以相比了。最后一點，參加討論的嘉賓包括亨利·基辛格、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埃利·威塞爾，每個人都是某種嚴肅話語的象征。

電影、唱片和廣播(現在已經成為音樂行業的附屬品)都以娛樂為目的，它們在改變美國話語風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電視和它們不同，因為電視包容了話語的所有形式。

"好......現在"常被用于廣播和電視的新聞節目，目的在于指出我們剛剛看到或聽到的東西同我們將要看到或聽到的東西毫無關系。這個表達方式讓我們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這個由電子媒介勾畫出來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義，我們不必把它當回事。再殘忍的謀殺，再具破壞力的地震，再嚴重的政治錯誤，只要新聞播音員說一聲"好......現在"，一切就可以馬上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

觀眾還知道，不管有的新聞看上去有多嚴重(例如，在我寫作本文的這天，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將軍宣稱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核戰爭無法避免)，它后面緊跟著播放的一系．列廣告就會在瞬間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讓它顯得稀松平常。這是新聞節目結構的一個關鍵，它有力地反駁了電視新聞是一種嚴肅的公眾話語形式的言論。

電視新聞節目提供給觀眾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不僅僅在于我們被剝奪了真實的信息，而且在于我們正在逐漸失去判斷什么是信息的能力。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是知識，我們該怎么做呢?

簡單地說，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備一些條件，只有在一個前后連貫的語境中，觀點和事件彼此相關，自相矛昏才能成立。如果語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會隨之消失。
這整個事情極富諷刺意義，那些把世界分解開來的人們現在正想方設法想把它拼合回去，但他們驚訝地發現，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面對這樣的局面，像喬治·奧威爾這樣思想敏銳的人可能也會不知所措了。這根本不是"奧威爾式"的情況。新聞界沒有成為總統的掌中之物，《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沒有變成《真理報》，美聯社沒有變成塔斯社，而且這里也沒有"新話"。 謊言沒有被定義成真理，真理也沒·有被定義成謊言。真正發生的是公眾已經適應了沒有連貫性的世界，并且已經被娛樂得麻木不仁了。奧爾德斯·赫胥黎對這樣的情況不會感到吃驚，他早就預見了它的到來。他相信，西方民主社會將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地消亡，

在赫胥黎筆下充滿現代技術麻醉劑的世界中，廣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類。廣播本身的特點使它非常適合傳播理性而復雜的語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廣播已經完全被音樂俘虜外，我們還發現了一個讓人心寒的事實：廣播給予我們的語言日漸顯得原始凌亂，很多時候只是為了引起本能的反應，也就是說，無所不在的搖滾音樂代替了語言而成為廣播的主要收入來源。在現在流行的、觀眾來電點播節目中，觀眾的語言不過是一種類人的咕噥聲

大多數美國人，包括傳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會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話語形式都能夠從一種媒介轉換成另一種媒介的。如果你以為用某種形式表達出來的東西可以絲毫不損害意義地用另一種形式表達出來，那你就過于天真了

電視本身的幾個特點以及它的周圍環境，使得真正的宗教體驗無法實現。首先，我們無法神化電視節目播出的空間。任何傳統的宗教儀式都要求，舉行儀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種程度的神圣性。
當然，肯定會有人反對"電視使宗教墮落"這種說法，其中一個理由是，宗教和圖像從來都是緊密相聯的。除了貴格會和其他幾個禁欲的教派，很多宗教都努力通過藝術、音樂、神像和令人敬畏的儀式來表現自己的吸引力。宗教的美感是它吸引人們的重要原因。

當然，肯定會有人反對"電視使宗教墮落"這種說法，其中一個理由是，宗教和圖像從來都是緊密相聯的。除了貴格會和其他幾個禁欲的教派，很多宗教都努力通過藝術、音樂、神像和令人敬畏的儀式來表現自己的吸引力。宗教的美感是它吸引人們的重要原因。

電視上的大多數宗教節目都是"原教旨主義"的倡導者，它們明確鄙視儀式和神學，它們推崇的是同《圣經》、也就是上帝的直接交流。我不想讓自己陷入我不擅長的神學爭論中，但我還是可以公正地說，在電視上，上帝是一個身份不明的次要角色。雖然他的圣名被一再提起，但傳教士有血有肉的形象帶給我們一個明白無誤的信息：值得我們崇拜的是眼前的他，而不是那個看不見的他。
在我們的委員會里大家達成一種共識：真正的危險不在于宗教已經成為電視節目的內容，而在于電視節目可能會成為宗教的內容。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電視廣告的對象不是產品的品質，而是那些產品消費者的品質。電影明星、著名運動員、寧靜的湖水、悠閑的垂釣、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樂的家庭準備行裝去鄉間野餐--所有這些都絲毫沒有提及要出售的產品，但是未來消費者的恐懼和夢想都盡在其中了。廣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產品有什么好處，而是購買者有什么問題。于是，企業開支的重心從產品開發轉向了市場調查。電視廣告把企業從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引向了設法使消費者感覺產品有價值，這意味著企業的業務已經成為一種偽療法，消費者成了信賴心理表演療法的病人

因為電視廣告是我們這個社會中最多產的一種公眾交流手段，美國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電視廣告的哲學。所謂"接受"，是指我們已經把電視廣告當作一種普通而合理的話語方式；所謂"哲學"，是指電視廣告關于交流的性質已經形成了與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獨特觀點。電視廣告堅持采用最簡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說是轉瞬即逝的方式。60秒的廣告已屬冗長，30秒的廣告略顯繁瑣，l5秒到20秒的廣告才算正好。如果就像我前面所說的，電視廣告是為了滿足觀眾的心理需要，那么這樣的廣告結構真是驚人的草率了。它不僅可以被稱為"療法"，而且是"瞬間療法"。這種廣告提出了一個獨特的心理學原理：所有的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所有的問題都是可以快速解決的，它們的快速解決要借助工藝、技巧和化學。這個理論在任何人看來都肯定是荒謬的，但電視廣告蔑視詳盡的解釋，因為這樣既花時間又會招來不同意見。如果觀眾看廣告時還要費心猜測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這樣的廣告就不能算是好廣告。所以，大多數廣告都運用了"偽寓言"的文學形式來傳遞信息，"丟失的旅行支票"和"遠方兒子的電話"這類偽寓言不僅能夠產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還和《圣經》里

我對是否選舉一個民主黨人的市長候選人感到猶豫不決，因為我覺得他既愚蠢又腐敗。"這有什么關系?"我的父親對我說，"所有的民主黨候選人都是既愚蠢又腐敗的，但是你想讓共和黨贏嗎?"他的意思是，一個明智的選民應該選擇能夠代表他的經濟利益和社會視角的黨派，選舉"最佳人選"在他看來純屬幼稚之談。他從不懷疑共和黨里有相當出色的人物，但他知道他們不會為他這個階級講話。

這就是所有成功電視廣告的經驗：它們給我們一個口號、一個象征或一個為觀眾創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點。不管是黨派政治還是電視政治，它們的目標都是共同的。我們無法知道誰最勝任總統或州長或參議員，但我們知道誰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撫慰我們心中的不滿。

就像電視廣告為了起到心理療法的作用而必須舍棄真實可信的產品信息一樣，形象政治為了同樣的目的也必須舍棄真實可信的政治內容。

電視是一種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現時為中心的

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儀式上發言時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是"拒絕記憶"，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經出版的書否認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進行過大屠殺，這樣的事實真是讓人觸目驚心。我覺得歷史學家卡爾·肖斯科的觀點非常切中要害，他說，現代人對于歷史已經變得漠不關心，因為歷史對他們來說沒有實用價值。換句話說，導致歷史消失的是人們事不關己的態度，而不是他們的固執和無知。

那么奧威爾的預測又錯了，至少對于西方民主國家來說是這樣。他預見到歷史將消失，但他認為這是政府所為，是類似于"真理部"這樣的機構系統地毀滅對政府不利的史實和記錄。當然，這正是蘇聯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預測更接近事實：歷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殘酷的手段，表面溫和的現代技術通過為民眾提供一種政治形象、瞬間快樂和安慰療法，能夠同樣有效地讓歷史銷聲匿跡，也許還更恒久，并且不會遭到任何反對。

皇保羅四世，他在位期間，制訂了第一個教廷禁書目錄。大衛·里斯曼說過，在印刷術的世界里，信息是思想的火藥，所以審查者們才需要穿著肅穆的長袍來熄滅點燃的炸藥。

在美國憲法制定之初，大多數自由人都是通過傳單、報紙或口頭語言接觸社會。他們以自己能夠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語境中交流著彼此的政治觀點，所以，他們最大的擔憂是可能存在的政府專制。《權力法案》規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眾意見的流動。但是建國者們沒有預見到政府的專制可能被另外一種問題所取代，也就是說，公司國家'1]通過電視控制了美國公眾話語的流動。我對此毫無異議(至少是在這里)，我也不想對公司國家有什么怨言。我只是想表達自己的憂慮，就像安嫩伯格交流學院的院長喬治·格布納寫下列這段話一樣：

美國可以被當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機的一個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機出現在公元前5世紀，那日 [1]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和教育家。--譯注 [2]杜成，《經驗和教育》，倫敦：考里爾出版社，1963年。 雅典人經歷了從口頭文化到字母書寫文化的變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義，我們應該讀一讀柏拉圖。第二次危機出現在16世紀，印刷機的出現使歐洲發生了巨變，要了解這個階段，我們應該讀一讀約翰·洛克。第三個階段正發生在美國，這是電子革命，特別是電視機發明后產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奧妙，我們應該讀一讀馬歇爾·麥克盧漢。

雅典人經歷了從口頭文化到字母書寫文化的變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義，我們應該讀一讀柏拉圖。第二次危機出現在16世紀，印刷機的出現使歐洲發生了巨變，要了解這個階段，我們應該讀一讀約翰·洛克。第三個階段正發生在美國，這是電子革命，特別是電視機發明后產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奧妙，我們應該讀一讀馬歇爾·麥克盧漢。

我并不是說這樣的局面是某些人蓄意而為，也不是說那些控制電視的人應承擔這個責任。我只是想說，像字母和印刷機一樣，電視通過控制人們的時間、注意力和認知習慣獲得了控制人們教育的權力。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覺得把電視稱作"課程"是很確切

如果要給這樣一種沒有前提條件、沒有難題、沒有闡述的教育取一個合適的名字，那么這個名字只能是"娛樂"。在美國青年的生活中，除了睡覺，沒有其他活動比看電視占據更多的時間，所以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大眾對于學習的態度正在重新定位。這就引出了我想強調的第二點：這種重新定位的后果不僅體現在教室的傳統功能的日益衰退，而且還體現在教室被改造成一個教和學都以娛樂為目的的地方。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費城學校進行的一個實驗，在那里，教室被改造成搖滾音樂會。但這只是試圖把教育定義為一種娛樂方式的眾多例子中最愚蠢的一個。老師們，從小學到大學，都在增強他們教學內容的視覺刺激，減少學生們必須應對的闡述比重。他們布置的讀寫任務越來越少，他們得出一個結論(雖然是萬般無奈的)：吸引學生興趣的主要途徑是娛樂。

基礎上，薩洛蒙得出一個結論："從電視上獲得的意義往往是一些具體的片斷，不具備推論性，而從閱讀中獲得的意義往往和我們原來儲存的知識相關，所以具有較強的推論性。" 換句話說，通過這一系列的研究，我們沒有發現觀看電視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習效果，電視在培養深層次的、具有推論性的思維方面明顯不如鉛字。

而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里，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并沒有成心監視著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視著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門或"真理部"。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我們的生活經歷已經能夠讓我們認識監獄，并且知道在監獄大門即將關上的時候要奮力反抗。在彌爾頓、培根、伏爾泰、歌德和杰弗遜這些前輩的精神的激勵下，我們一定會拿起武器保衛和平。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聽到痛苦的哭聲呢?誰會拿起武器去反對娛樂?當嚴肅的話語變成了玩笑，我們該向誰抱怨，該用什么樣的語氣抱怨?對于一個因為大笑過度而體力衰竭的文化，我們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總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