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蔣桂戰爭爆發

（1）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湖南發生的“湘案”剛過去五天，蔣介石就在暗中調兵遣將，準備給桂系軍隊以沉重的打擊。他以長江上游形勢嚴峻為由，密令第一集團軍第一師劉峙部、第二師顧祝同部、第四師繆培南部、第八師朱紹良部、第九師蔣鼎文部、第十師方鼎英部、第十一師曹萬順部、第十三師夏斗寅部分別從徐州、蚌埠、兗州、廬州、新蒲、南京、泰州出發，在三月三日前從蕪湖、安慶到九江一線集結。

第二天，又親自發電報給駐扎在廬州的朱紹良，命他注意探訪馮玉祥的開封政治分會所轄的“魯省府行動”，并說此次出師所需要的挑夫“應在江西派人預招，不可在魯招夫，免泄秘密”。

所謂“魯省府行動”，就是被日本在去年五月強行占領的濟南，現在他們迫于各種壓力，再加上外交談判，要撤兵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該誰去管轄了。

蔣介石認為，那是他說了算，但是馮玉祥一直在覬覦這個地方，有可能不打招呼就提前行動。

廬州在哪里？就是后來命名的城市“合肥”。這里距開封最近，一切軍事行動，肯定會被馮玉祥察覺，所以蔣介石要發此電報，強調一些細節，以免打草驚蛇。

其實，在胡宗鐸、陶鈞、夏威“倒魯”的同時，在華北地區，蔣介石已開始對桂系進行了出擊，他把“利刃”悄悄地伸向了東征軍駐北平的總指揮部，想先把總指揮白崇禧抓起來，讓他沒法行動。

這是楊永泰在香港拉攏唐生智后的結果，現在唐生智已開始行動了。

當楊永泰在香港辭別唐生智后，唐生智就再也坐不住了。他悄悄北上，到了上海。這時，那個曾經在第八軍當過黨代表的劉文島也親自來找他。現在劉文島是蔣介石手下的大紅人，是蔣專門派他來聯絡唐生智這個老長官的，隨劉文島來的，還有一個人，他就是曾經的第八軍參謀長龔浩。

三人一見面，真是百感交集，好像有很多話要說，但又無從說起。因為畢竟不知對方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誰也不敢輕易袒露什么，只是理解性的擁抱了一下，以表達曾經是生死弟兄的情誼。

接著，就進入正題，商議如何從白崇禧手中奪得指揮權。這樣一來，唐生智在第八軍時代的高層將領一下就齊了。待商議好后，就從財政部長宋子文處領來一百五十萬巨款，準備秘密到天津去“慰問”曾經的那些部下。

二月下旬，他們從上海坐船，秘密去了天津，然后，唐生智派龔浩拿著巨款去“召喚”他以前的舊部。

此時，白崇禧在天津的部隊，駐扎在灤河以西的唐山、開平一帶。

自去年六月國民黨的北伐軍攻占了北京后， 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也沒有了立足之地，他們只好往天津以東的唐山甚至更東邊的秦皇島方向撤退，這樣就來到了灤河兩岸。

這時，白崇禧所帶的桂系軍隊才剛剛進入戰場。

這一下好了，剩下這個直魯聯軍，蔣介石就讓白崇禧去解決。于是，白崇禧就把所帶的這幾個軍組成了東征軍，去徹底消滅張宗昌、褚玉璞所帶的直魯聯軍殘部。

從九月三日開始，白崇禧就已經在行動了，那時蔣介石任命他為東征軍總指揮，還任命他手下的第十七師師長王澤民為參謀長，統一指揮由唐生智部下改編過來的李品仙第八軍、葉琪第十二軍和廖磊第三十六軍，此外還有魏益三的第三十軍等。

此后，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就像秋后的螞蚱，沒有蹦噠多久，就在灤河兩岸的會戰中被消滅了大半。張宗昌、褚玉璞等想逃到東北去與張學良會合，卻遭到了拒絕，同時還被東北的軍隊堵截在灤河以東至山海關的狹小地帶，這就促成了白崇禧在這里把他們徹底消滅。

消滅了直魯聯軍后，白崇禧所帶的這些部隊就一直駐扎在灤河以西的唐山一帶。在蔣介石“編遣”全國軍隊時，李品仙的第八軍被縮編為第五十一師，葉琪的第十二軍被縮編為第五十二師，廖磊的第三十六軍被縮編為第五十三師，魏益三的第三十軍被縮編為第五十四師。

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駐扎在灤河以西唐山地區的李品仙第五十一師、廖磊的第五十三師居然領不到軍餉了，情況報到白崇禧那里，白崇禧馬上向北平行營主任何成浚催要，但每次都沒有結果，這讓白崇禧頭疼，同時也對何成浚這些人懷恨在心。

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唐生智和龔浩秘密來到了天津。之后，通過龔浩的串聯，李品仙、葉琪、廖磊都秘密接受了唐生智給他們每人準備的“慰問費”五十萬元，并且約定，在接到南京方面的指令時，就同時行動，脫離白崇禧的陣營，恢復以前第四集團軍番號，在唐總司令的帶領下，打回老家湖南去。

（2）

桂系驅逐魯滌平的“湘案”發生后，在唐山的李品仙第五十一師的營地里，卻突然出現了一些標語，其內容是：“打倒克扣軍餉的新軍閥”、“我們要回湖南”。有的地方還出現了“打倒白崇禧”、“歡迎唐總司令歸來”等。

這時，在北平東征軍的司令部里，參謀長王澤民來向白崇禧報告，在唐山李品仙的營地， 出現了許多要打倒他歡迎唐生智回來的標語。這好像是一件連鎖反應的行動，因為據有人透露，他們已在天津街頭看見過唐生智。

白崇禧一聽，知道湖南一行動，他這里必然要遭到報復。但是沒想到有這么快，顯然他們早就準備好了，他該怎么辦呢？

“看來這個唐生智的舊部是沒法控制了，這是蔣公在特意操縱，他把本應該給我們的軍餉拿去交給唐生智了，所以何成浚要一直推諉拖拉！”白崇禧斷然說道。

“那我們該怎么辦呢？”王澤民問。

“怎么辦？”白崇禧嘆道，“看來只有如何擺脫他們的追殺！”

“有這么嚴重？”王澤民說。

“我看不跑快一點，可能性命都難保！”白崇禧說。“我在這里，已經是多余，如果不跑快一點，會遭到他們的抓捕！”

“他們是誰？”王澤民問道。

“唐生智，或者蔣介石！都有這個可能。”

于是，二人商議，應該如何轉移。這樣，一場秘密護送白崇禧回廣西的行動方案，在王澤民的策劃中馬上把它確定了下來。

可就在白崇禧準備逃離之時，卻接到報告，說第一集團軍第四軍團總指揮方振武來訪。

白崇禧一聽，大驚。他以為蔣介石已開始行動了，這方振武多半是來抓他的。但冷靜地想了想，又覺得不可能，于是問道：“他帶了多少人來？”

王澤民說：“沒帶人，就他一個。”

“讓他進來！”白崇禧一聽，心里懸著的石頭馬上就落了地，看來并不是來抓他的。

果然，方振武是一個人來的，赤手空拳，連武裝帶都沒扎，顯得很隨便。

二人相見后，分賓主坐下。說不上幾句閑話，就不自覺地談到了眼下的局勢。

白崇禧說：“由于何長官遲遲不發軍餉，已逼得下面開始要造反了，聽說李品仙部居然貼出了要打倒我的標語？”

“有這等事？”方振武好像有些詫異，然后說，“我來是有一件事來和你商量的，現在不是不打仗了嗎？閻長官要我來遵循一下你的意見，看是否愿意到新疆去幫著治理一下那里的流民！”

“這個，是閻長官的意思，還是南京的意思？”白崇禧眼珠子一轉，直截了當地問。

方振武說：“聽閻長官說，是中央委托他來問一下的，我此來就是代他。還說，如果新疆不愿意去，到歐美旅游一下，還是可以的。”

“哦，知道了！”白崇禧恍然大悟，原來方振武也是受人之托，只是怕他起疑心，才一個人來，于是就說：“這個事情有些突然，讓我想想，明天再答復你！”

“好吧，我就專候你的消息！”方振武說完，又湊近白崇禧的耳朵，說了一句什么，就走了。

這一下，趕緊逃亡已成了白崇禧的當務之急。但是，他的路已被中斷。或者說，他的一切行動都被幾種勢力監視了起來，一有異動，就有生命危險。

據說，在李品仙的軍營里，有一個旅長已和駐唐山的閻錫山晉軍梁鑒堂旅取得了聯系，約定如果發現白崇禧要經過他們的防區，就先把他抓起來。

（3）

其實這方振武的光臨，也是蔣介石的安排。

從方振武的角度來看，他雖然曾是第二集團軍馮玉祥的部下，但在第二次北伐前就離開了他，現在應該是第一集團軍的人，其言行肯定是代表第一集團軍的。

所以，他對白崇禧說的話也就代表了蔣介石的立場與態度，而且他還悄悄告訴白崇禧，要他最近注意自身的安全，魏益三手下的郝夢齡想要抓他。

關于方振武離開馮玉祥，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以前他并不是馮玉祥的老班底，所以那個頂頭上司孫良誠一直在排擠他，這就促使他不得不另謀出路。在一次向馮玉祥索要軍餉的過程中，馮卻置之不理，這就讓他終于下了最后的決心，這樣就脫離了馮玉祥，而被不缺錢的蔣介石所收編。

白崇禧聽見方振武的話后，更加確信蔣介石就要動手了。很明顯，要消滅桂系的軍事力量，首先得消滅足智多謀的“小諸葛”，先來文的，讓他去新疆，或出國留洋，這一招不行，就該來武的了，那就是讓他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所以，離開北平也成了白崇禧十萬火急的事了。當務之急，這得馬上動身。于是，在參謀長王澤民的一手策劃下，幫助白崇禧逃出北平潛回廣西的行動也就開始了。

三月六日晚上，王澤民以慶祝他的“生日”為由，在北平城東邊來順老店大擺宴席，把手下所屬的團級以上軍官都邀請來聚會。

這時，他也請了白崇禧和廖磊來參加，廖磊不是唐生智那邊的人嗎，他怎么也來了？

原來，廖磊已知道唐生智要起事，而且還得了龔浩給的五十萬元，并領受了要他去探視白崇禧的任務。

但由于廖磊一直敬慕白崇禧的軍事才干，再加上劉興走后白崇禧讓他來當第三十六軍軍長，也算是對他有知遇之恩，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刻，他就起了惻隱之心，把“探視”改為“協助”。

在全場一片歡呼聲中，他們把白長官灌醉后扶下了酒桌，然后送去了附近一家醫院。可就在醫院的門口，卻停著一輛馬車。他們把白崇禧送進醫院掛了一個號后，找來一個大木箱，在病房里把白崇禧裝了進去，然后抬上了馬車，直接往火車站奔去。

到了火車站，那個大木箱被抬上了一列載著軍用物資的火車，然后離開了北平，向天津方向開去。他們的目標是在天津唐山下車，然后到開平廖磊第五十三師駐地。可是剛到駐地，就發現第五十三師的軍營里也貼出了“打倒白崇禧”的標語。

廖磊一想，糟糕，在他走后的這幾個小時，他的軍隊已被唐生智謀串，這怎么辦呢？萬一白崇禧被他們抓住，這不是要背一個兩邊都不討好的罵名嗎？

情急之中，他想了一個辦法，叫人把那個大箱子抬進了他的住處，他準備和自己的妻子來替白崇禧解圍。他們把白崇禧從箱子里放了出來，然后對他說了外面的形勢，并說需要他配合才能沖得出去。

白崇禧一聽，哭笑不得。原來是廖磊要他扮著自己的太太，大搖大擺走出軍營，然后送他去塘沽港搭船。

看來目前只有這個辦法了，不然在這個軍營內就得被抓。

于是，白崇禧只得硬著頭皮被廖磊妻子“打扮”了一番。

這樣，白崇禧就穿上了她的旗袍，再籠著一綹假發，戴上墨鏡，大搖大擺地和廖磊走出軍營，去了塘沽。

就這樣，白崇禧搭上了一艘外國郵輪，然后南下上海。

（4）

暗地里在對桂系進行不同角度的制裁，明地里卻是風平浪靜，這就是蔣介石的高明之處。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馬上就要召開，他不能大動干戈，要為全黨造成一種“團結”的氣氛。

果然，三月十五日那天，這個“三全”大會終于在南京開幕了。

蔣介石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把他們剛剛“大一統”的中國帶向繁榮與富強，而是為了“奪權”。

在蔣介石的眼里，把軍權、政權抓到手，那是僅僅不夠的，因為在國民黨中還有一批凌駕于他之上的人，這些人其資歷都比他深，如果把“黨權”落在他們手里，那就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了。所以，他還得抓這個“黨權”。

但是，蔣介石要想做到這一點，也是不容易的，原因是反對他的人實在太多。這些人，別看他們不會拿槍，其嘴巴就是武器，而且各有各的說詞，各有各的道理，其宗旨都在標榜自己是孫中山的信徒，國民黨的正統，其實都是在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而不惜壓倒反對派以爭奪相應的權力。

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汪精衛為精神領袖的“改組派” 。在蔣介石的第二次北伐正處于關鍵階段的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間，這個全稱為“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的組織在上海誕生了，他們創辦雜志《革命評論》、《前進》等，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相號召，聲稱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訂綱領，改組國民黨。其成員主要有陳公博、甘乃光、顧孟余等。

胡漢民、孫科回國后，有人馬上把他們也當著了精神領袖，于是一個“再造派”終于又問世了。他們反對“改組派”，認為國民黨已處于危機之中，必須“再造一番”，其成員有鐘天心、諶小岑等。

剩下的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反共急先鋒”西山會議派，他們以林森、鄒魯為代表，既反共，也反汪，還反蔣。在他們的眼里，國民黨不是目前這個樣子，而是他們認為的那個樣子，說具體一點，就是像“南京特別委員會”那樣把他們全都吸納進去的模式。

這個西山會議派，其成員大都是從封建帝王時代走過來的有產階級，封建時代已經過去，留給他們的就是對世界各種各樣的解釋，這就產生了五花八門、千奇百態的思想萌動。年輕的時候，他們鑒于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主張對他們有利，這才加入了那時的同盟會，這樣也就把那些大大小小的想法帶了進來，并作為反對他人的武器。

在目前的國民黨內，要說“統一思想”的話，只有兩點他們是做到了的，其余就不敢說了。哪兩點呢？第一，主張“反共”；第二，必須“反蔣”。

其實這才是他們的本色，他們真正信的不是什么“三民主義”，而是信的他們自己。為了壓倒反對他們的人，只得拿著孫中山的某些言論形成教條，然后到處壓人，而真實的意圖卻是想壓倒對方，給自己開辟出一條暢通無阻的大道。

在“寧漢合流”的時候，如果不是孫科提出建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他們是不會來加入現在這個已被右化了的國民黨的。

這個西山會議派人數眾多，其思想意識也非常復雜，在對待其他派別的態度上，非常苛刻，就像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其主要成員有居正、葉楚傖、覃振、石青陽、石瑛、張繼、謝持等，連理論家戴季陶也曾參與過他們的活動。

國民黨“三大”，就是要把以上這些派別統一起來形成一種意志，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是，它完得成嗎？可不敢說。

這個“三全”大會本來原計劃是一月一日就要召開的，但由于張學良那邊宣布“易幟”，許多事就多了起來，連“編遣”會議都要往后推遲。所以，這個“三大”，也只能往后推，現在“編遣”會議已結束，編遣結果也出來了，似乎該輪到了要召開這個會議了。

可是，就在這個大會召開的前幾天，也就是三月十一日，改組派首領汪精衛卻不滿蔣介石把自己及改組派排斥在外，他聯合陳公博、顧孟余、柏文蔚、王法勤等十四人發表了《關于最近黨務政治》的宣言，反對由蔣介石一人操縱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5）

說到這個改組派，它的全稱叫“國民黨改組同志會”。自去年五、六月間萌發成立以來，在以陳公博、顧孟余為骨干的帶領下，就在私下里進行了大量活動。

那時，蔣介石正忙于接收北京，還沒有注意到這些情況。而此時，構成反對他的政治團體卻在潛滋暗長了。

汪精衛已出國，陳公博就以他為精神領袖發起了這個“改組同志會”。他們編雜志，辦學校，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在國民黨內進行大力宣傳。

五月七日，陳公博主辦的《革命評論》在上海創刊，六月一日，顧孟余也主辦《前進》相呼應。他們把這兩種雜志以“周刊”的形式展示在國人的面前，來闡述他們“改組國民黨”的理論，以贏得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共鳴與支持。

陳公博在《今后的國民黨》一文中說：

“國民黨的工作，就它的綱領來說，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斗爭，民權主義和封建勢力斗爭，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斗爭。惟是到了現在，因著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主義降低了；因封建勢力的反攻，民權主義湮滅了；因資本主義的挾持，民生主義埋沒了。中國薄弱的力量更做不得國民黨的背景，于是黨便動搖，由動搖而分裂，更由分裂而破碎。就抽象方面來說，充滿了個人主義和地方主義的精神；就具體來說，形成了左傾、右傾、腐傾、惡傾四派……”

陳公博在分析了國民黨目前變質的過程與原因后，還提出了許多政治主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革命評論》第十期上發表的《黨的改組原則》，其要點是：

一、相信實現民生主義是國民革命的最后目的。二、鞏固黨的工農基礎，確定農工小資產階級的聯合陣線。三、提高黨的權威，實行黨的專政。四、促現黨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對干部少數的獨裁。五、嚴密黨的組織，森嚴黨的紀律。六、建設三民主義的民族國際。七、實行三民主義的法制。八、掃除政府機關中一切昏庸老朽及投機分子。九、肅清割據軍閥。十、要求軍政、民政、財政之統一。十一、反對現役軍人兼任省政府主席。十二、非黨員不能充任政務官。十三、設立監察院，造成廉潔政府，嚴懲貪官污吏。十四、確立革命的外交政策：甲，積極反對英、日帝國主義；乙，在不損害國家主權范圍之內，與各國建立邦交；丙，于相當時期，有條件地與蘇俄恢復邦交。十五、建立國家資本，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盡管這些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但由于未能直面現代政治活動與政黨建設中的關鍵問題，所以還是難以真正根治國民黨的癥結。

但是，這些主張還是吸引了許多人的支持與擁護。因為大革命失敗后，一些對國民黨表示失望的青年常常聚在酒樓、茶肆和公園，大罵以蔣介石為首的腐朽政權。有的人雖沒有謾罵，但對未來卻是充滿迷茫與失望。在這種情況下，改組派提出的這些主張無疑是一滴涼爽清冽的興奮劑，使人醍醐灌頂，讓那些在迷惘中找不到方向的有志青年，突然之間就發現前面是有路標的。

所以《革命評論》一發行，其影響力之大，居然一次就可賣掉一萬五千份。這一結果，馬上就引起了《呼聲》、《夾攻》、《燈塔》、《新評論》等二十幾種雜志紛紛跟從，于是就形成了一股旋風般的浪潮。

這種影響力之大，究其原因，是很多年輕的國民黨員在他們的黨魁進行“清黨”后心里正苦悶著呢，因為信仰“共產主義”是要殺頭的，那么又該信仰什么呢？信仰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好像是格格不入，于是“改組同志會”所倡導的恢復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改組國民黨后的革命精神，一下就吸引了他們。

（6）

一看見其號召力有這么大，改組派們馬上就有了信心，搞出了綱領和會章，還弄出了獨立于南京國民黨中央之外的中央領導機構和地方組織，并推選了一些原粵方的中央委員如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王樂平、潘云超、朱霽青等來行使這個“中央”權力。其地方組織則沿著國民黨原來的地方黨部去發展，結果還挺順利，許多原地方組織的負責人，也成了他們的地方組織負責人。

為培養后備人才，改組同志會還在上海戈登路創辦了一所大學，由陳公博任校長，其他改組派成員擔任教職員工。

這所大學，被命名為“大陸大學”。其教育的宗旨，在陳公博的開校宣言中已說明，那就是“養成建設的社會人才。務使經過本校鍛煉的青年, 每個都能明了本黨主義，不致流于玄想和空談；每個都能參加革命行動，不致陷于頹廢和萎靡。準備建設的材料，貢獻社會，挽回中墜的革命，重整精神。”

大陸大學分為本科和專科兩部, 設立經濟系、社會學系和法律系，在去年八月五日和二十三日進行了兩次招生考試。

此時，汪精衛身居法國巴黎，卻不斷通信國內，規劃改組運動的方略。根據汪的意圖, 改組派的組織建設也提上議事日程。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八日那天，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這一天也就算是“改組同志會”作為一個政治團體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

大會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聲稱：“中國國民革命業已中斷, 中國國民黨業已沒落”，……“所以今日南京的中央, 已成為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

大會宣布，“本會繼承本黨孫總理的革命精神，以至誠接受孫總理的全部遺教和第一、二次代表大會的綱領”，……“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組運動，務期重新建設能擔負實現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而后已。”

會議開了三天，沒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 只是以原第二屆的粵方中央委員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王樂平、白云梯、朱霽青、潘云超、郭春濤等人為改組同志會中央委員， 其他各方增補了幾位候補委員，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具體事務由陳公博全權負責。

改組同志會建立以后，以陳公博、甘乃光為骨干的改組派成員四處奔走，到處發展會員。僅半年時間，就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和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廣東、四川、河南、山東、山西、綏遠、遼寧、甘肅、香港等省區都相繼建立了支部，海外如日本、越南、新加坡、法國也建立了組織。

其勢如雨后春筍，方興未艾。

據統計，僅山西一省就有上萬人參加。

這樣，就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在國民黨內與蔣介石的獨裁政治相抗衡。

所以，當南京中央公布“三大”代表產生辦法后，這個改組同志會就發表《關于最近黨務政治》的宣言，特別強硬地反對蔣介石召開這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7）

蔣介石要召開的這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除了改組派的反對，在全國各地也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也就是說，反對的聲音到處都有，此起彼伏。為什么會造成這個局面？因為許多代表不是以選舉產生，而是以蔣介石的親自“圈定”。

有人專門統計過，參加“三大”的代表有三百五十八人，直接選舉出來的只有八十人，只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三；地方黨部選出雙倍人數后再由中央圈定的代表有一百零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九點三；中央直接指派的代表有一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八點四。

這一下，浙江、江蘇、山東、安徽、河南、河北還有上海、北平、天津這些省市的黨部，都發電報說不能接受這個辦法。

可地方黨部這么一反對，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讓蔣介石的指派和圈定更堅定了。因為他知道，不這樣做，會議就達不到他預期的效果，更達不到他期望的目標。

這一下，馬上就激起了陳公博帶頭的改組派的強烈反對。他說：“大會代表被指派的比例都超過了百分之九十六，這哪能算什么代表大會呀，只能說是蔣先生自個兒的私人會議罷了”。

所以，在大會快要開幕的時候，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何香凝、王樂平、甘乃光、王法勤，這些粵派中央委員聯合發表了反對宣言。

這個宣言一發出，立馬就有十多個省市黨部響應。他們在上海搞了一個“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還發了通電，不接受南京中央的領導，打算讓“二屆中委”再召集一個“合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南京的“偽三大”給推翻。

在改組派們的鼓動下，很快就在全國，特別是中下層國民黨黨部和黨員中間，掀起了一場很激烈的反“三全大會”運動。

據說，有十三個省黨部、五個市黨部和五個海外黨部加入了這個辦事處。下級這么大規模反抗上級，地方這么齊心抱團圍攻中央，這在國民黨中可是史無前例。

（8）

由于“湘案”的發生和汪精衛等發表的反對宣言，給蔣介石想要召開的“空前團結”的“三全”大會蒙上了一層迷茫的陰影，讓知道內情的人心里發怵，甚至坐臥不安。

或者說，在這“空前團結”的旗幟下，極有可能出現“不團結”的危機，因為這個會議就像處在火山口，稍不注意就會引起火山爆發。

三月十五日那天，蔣介石在開幕式上就預測到可能不妙，所以他講道：“今天，我們要在這莊嚴的時刻，隆重紀念自辛亥革命以來，為中華民國的建立做出了貢獻和犧牲的勇士們，特別是在北伐戰爭中為消滅袁世凱余孽所犧牲的英雄們，他們終于使我們看見了一個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下統一了的中國！”

會場一下就熱烈起來，并爆發出強烈的歡呼聲，同時還有人打起了口哨。

接著，蔣介石話鋒一轉，卻說道：“中國就真的統一了嗎？我看未見得。還是讓我們來瞧瞧實際的情況吧，北伐結束后，表面上是統一在了一個國民政府之下，而且各地方軍事首腦們也都說要服從中央，可事實上呢，卻完全不是這樣。地方掌控財政，買武器，私自增加兵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央一點都管不了。”

下面聽他這樣一說，都瞪大了眼睛。

頓時，會場一下就鴉雀無聲，氣氛馬上就緊張起來，好像空氣被凝固了似的。

蔣介石卻不顧這些，繼續說：“不但地方的舉動中央管不著，而且地方還經常用軍事力量來威脅、逼迫中央。中央對地方要想做點什么事，都得用商量的口吻去尋求他們的同意，可地方對中央有什么要求，就用命令的方式來逼迫。中央的規定管不了地方的行動，中央的命令也沒法讓地方服從。這叫統一嗎？這依然是我行我素，一盤散沙，依然是四分五裂，各自為政。這樣下去，國民黨還叫國民黨嗎？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被別的什么黨所代替！”

蔣介石之所以敢在會場上說這樣的話，那是因為他已操控了整個會場，或者說已掌控了整個中國的局勢，同時也是在發表“宣言”，誰要是不聽他的，想另搞一套，那就別怪他手下無情了，他可不是吃素的！

果不其然，在大會進行到第五天上，也就是三月二十日那天，歷史上被稱為“第一次蔣桂戰爭”的軍事行動終于爆發了。

(9)

三月二十日，駐扎在天津附近唐山、開平一帶的李品仙、葉琪、廖磊等部聯名發表通電，正式決定反對桂系巨頭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國民政府東征軍總指揮白崇禧，其電文如下：

“白崇禧自接領本軍以來……野心素熾……近更明目張膽，強令本軍，擾亂北方，響應武漢，襲攻徐海，進擊首都……”

這個電文的最后幾個字赫然在目：

“重歸唐部，擁護中央”。

李品仙他們決意討伐白崇禧的行動終于開始了，當天就密令警備部隊將白崇禧逮捕，然后押往南京。可是，當他們沖進白崇禧的司令部，卻不見了他的蹤影。

李品仙這才知道，白崇禧使用“金蟬脫殼”之計，早就逃了。既然是這樣，他馬上找到龔浩與唐生智聯系。

就這樣，唐生智順利地接管了舊部，被蔣介石任命為“討逆軍”第五路軍總指揮，設指揮部于北平。

三月二十一日，逃到上海的白崇禧，已經和李宗仁碰了頭，知道和蔣介石已勢不兩立，于是二人決定，分別坐船從海上去香港，然后經回廣西，李宗仁讓白崇禧先行。

可是，各港口已對他實行了封鎖，他只好花重金買了一張英國太古公司海輪的船票。結果還是不行，因為蔣介石已有命令，要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在吳淞口外截獲白崇禧。

熊式輝的秘書王又庸得知這一密令后，馬上把這一消息泄露給上海市市長張定璠。

原來，張定璠和白崇禧都是保定軍官學校時的同學，所以他決定救白崇禧，于是馬上通過第四集團軍駐滬辦事處處長俞星槎，急告正躲在法租界“融圃”的李宗仁。

李宗仁得之這一消息后，馬上與已賦閑在上海的前陸軍總長、軍事部長許崇智聯系，花了十萬銀洋買通了日本駐滬總領事，借助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派遣的快艇將白崇禧送往日本。

（10）

還是三月二十一日這天，在“三全”大會上劉文島等人主張對“武漢政治分會”進行討伐。此時，出席會議的李濟深卻站起來表示反對。他說：“這是黨內問題，應該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不能刀兵相見，這樣對大家都不好！”

“任潮兄，此言差矣！”劉文島激烈反駁，“你在此主張和平解決，可武漢方面能和平解決嗎？他們擅自調兵，把湖南一個堂堂的省主席都可以隨便趕下臺，這像什么話？這是叛逆，是謀反，對他們只能是平定、討伐，其他別無選擇！”

“你們這樣大動干戈，不知又要冤枉死多少人！”李濟深憤憤地說。

“李任潮在替誰說話，難道你和他們串通一氣？”蔣介石厲聲問道，“和平解決，這個話怎么會從你口里說出？既然這樣，你怎么不早告訴李宗仁？魯滌平的事怎么不和平解決？你的屁股，不要坐歪了！”

就在當天，南京國民政府發表聲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本兼各職，武力討伐新桂系。

鑒于李濟深的言行，當晚十一時左右，他就被蔣介石“請”到湯山軟禁了起來。這里有一股溫泉，被修建成了一個度假勝地，表面上看，是李濟深累了，請他來休息幾天，實則是限制他的言行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蔓延，不然他振臂高呼就會一呼百應，讓蔣介石根本下不了臺。

結果，在“三全”大會閉幕時，李濟深被宣布開除他黨籍。

當時，李濟深并不知道。他在湯山只是每天除了讀書看報、臨池發呆外，還以“推敲棋譜”來聊以自慰被軟禁的苦悶。實在無聊了，還賦詩一首：

丟了將軍印，問渠何所之？

湯山容憩影，獨坐靜敲棋。

李濟深被“拘押”的消息傳到廣州時，馬上引起了原第八路軍將士們的義憤。他們在參謀長鄧世增、師長徐景唐和多數旅長的主張下，要求“以武力救任公”，但此時，廣東省主席已由陳銘樞代替，原后方第四軍軍長陳濟棠已被蔣介石分化收買，并讓他替換了李濟深任第八路軍總指揮。所以，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們是不會用武力大動干戈的，只是主張用“和平救任公”的方式來說服大家，而且還誘導只要“擁蔣”，任公就會安然無恙。

后來，由于各方面的“非議”太多，蔣介石才不得不將李濟深移回南京，對鼓樓李的私宅進行“監控”。待到陳濟棠在廣州站穩腳跟，李宗仁、白崇禧分別在華中、華北失敗后，李濟深才被蔣介石宣布恢復“自由”，并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務廳廳長，后來又被派為訓練總監部任總監。

但李濟深的住宅仍被封鎖，那是由蔣介石的親信武裝陸海空軍總司令部警衛團負責派兵在把守，名為“保護”，實為“監控”。

在此期間，凡是要找李濟深的人，蔣介石規定，都要先遞名片，經監管機構同意后方可進入。

李濟深曾經擔任過黃埔軍校的副校長，有一個叫余程萬的第一期學生去看望過他，事后卻被蔣介石叫去臭罵了一通。

這樣，黃埔學生都不敢去了。

李濟深在“軟禁”期間，陸海空軍總司令警衛團團長杜從戎還趁機想勒索。他對李濟深的弟弟李達潮說：“你哥哥的案情非常嚴重，可能要花二十萬元才能疏通無事，不然就懸了！”

李達潮一聽大驚，馬上就去問他哥哥李濟深：“杜團長說要二十萬才能救你，不然就沒希望了。你看怎么辦呢？”

李濟深卻說：“我穩當得很，你不用操心，他們那是敲詐，別管他！”

（11）

各地黨部搞的反“三全”大會運動，可把南京國民黨中央給折騰苦了，再加上桂系“反叛”，一下就把蔣介石搞得手忙腳亂。但是不管怎么亂，有一條他是不亂的，那就是只有用“錢袋子”去滋潤“槍桿子”，他就可以處于不敗之地。

所以，盡管改組派發了通電、宣言表示反對，由他一手操縱的國民黨“三全”大會，還是按時召開，并在三月二十八日勝利閉幕。

這次大會認可了他們“反蘇反共”的所謂“清黨”之后的新路線，還有以蔣介石為權力中心的南京國民黨新中央。

這次大會選出的新一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有蔣介石、胡漢民、譚延闿、戴季陶、何應欽、閻錫山、馮玉祥等三十六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有王伯群、丁超五等二十四人，監察委員有吳稚暉、張靜江、谷應芬等十二人，候補監察委員有陳布雷、褚民誼等八人。

在八十個中央委員中，蔣派人數有四十四人，占絕對多數。

這次大會通過了《黨政決議案》，宣布開除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國民黨黨籍。

同時，也開除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陳公博、甘乃光等人的黨籍，顧孟余被開除黨籍三年，汪精衛被書面警告。

這一下，來自廣東的粵方中央委員與蔣介石在二屆四中全會前的“合作”，算是翻到了盡頭，而新的一頁，將是無休止的爭論與攻訐。

開完了大會，接著又開三屆一中全會，蔣介石、胡漢民、譚延闿、孫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陳果夫、葉楚傖等九人，被推選為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蔣介石還兼任組織部長，而他的親信陳果夫則擔任組織部副部長，其兄陳立夫卻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于是，這兩兄弟一下就把持了國民黨的中央組織部和中央黨部，由此形成后來流傳的那句“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格局。

“中央”一詞的英文前一個字母是“C”，由于陳氏兄弟把持了兩個中央部門，所以有人就把那些和他們走得近的人，通稱為“CC系” 。

國民黨“三全”大會的召開，使馮玉祥、閻錫山這兩派軍閥暫時被“團結”在了蔣介石周圍，但以汪精衛為首的改組派和以李宗仁為首的桂系軍閥卻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于是他們下一步的目標將是以“護黨救國”為號召進行“反蔣”，尤其是桂系，蔣策動軍事上的“反抗”。

“三全”大會使老資格的西山會議派也受到一定打擊，他們和改組派都質疑這個“三全”大會的合法性，所以都主張應該重新召開，并主張“三全大會”的代表應以“二全大會”的代表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為代表來行使職權。

(12)

三月二十九日，用十萬大洋逃到日本的白崇禧，又從日本坐船到香港。然后在第二天，坐上“大明”號海輪從香港穿過廣州，從西江直接到達李濟深的故鄉梧州，算是順利地回到了廣西。

但是當他回到廣西后，國內的形勢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無論從政治還是軍事，都對他們不利。目前外線的部隊調不回來，只能依靠黃紹竑留在廣西的第十五軍三個師進行抗擊。

此時，桂系的外線部隊，主要集中在武漢三鎮沿長沙一線，被稱為“武長線”。按照“編遣”方案，他們還有三個師，即夏威的第十五師、胡宗鐸的第十六師、陶鈞的第十七師，總兵力不下三萬五千人。但是湖北籍的程汝懷第五十五師、張義純第五十六師歸武漢行營指揮。這樣，加起來就有六萬人左右。

但是，這五個師，他們之間是有矛盾的，前三個師是由原桂系三個軍縮編，后兩個師則是從吳佩孚的北洋軍收編過來的。先不說他們之間有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就說這被縮編的桂系三個師，由于胡宗鐸和陶鈞都不是廣西人，這就和夏威的第十五師有一些矛盾。

胡宗鐸本是湖北人，只是他早年投軍于廣西，這才成了桂系集團的主要骨干。但是，自胡宗鐸當上武漢警備司令后，其權力也就越來越大，再加上陶鈞也是湖北人，其經歷也是早年投軍廣西，所以讓他們共同鎮守武漢，圖的是以湖北人管理湖北人，可以減少矛盾。但是，他們卻搞起了“特權”。

比如說，胡宗鐸的第十六師、陶鈞的第十七師，其軍餉月月都是保障了的，而夏威的第十五師卻常常被拖欠。胡、陶所部的湖北籍軍官，還利用權勢走私鴉片、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而胡宗鐸、陶鈞二人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裝著沒看見。

這就激起了駐扎在岳陽一帶的夏威第十五師手下的旅長李明瑞、楊騰輝的嫉恨與不滿。因為他們屢立戰功而得不到優厚的福利，而胡宗鐸、陶鈞卻霸著一個省任意揮霍，心里早就憤憤不平。

于是，在夏威第十五師中，也就流傳出“廣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酸調子來。

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他們早就對胡、陶二人很不滿了。

這些情況被在香港隱居的俞作柏知道后，馬上就抓住了這個機會，把夏威手下的兩個旅長李明瑞和楊騰輝以各給三十萬元給收買了。

（12）

也是三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三全”大會剛閉幕，就到九江親任討伐桂系集團的總指揮。

在蔣介石的命令下，早在長江沿岸集結的劉峙第一師、顧祝同第二師、謬培南第四師、朱紹良第八師、蔣鼎文第十師、方鼎英第十一師，對鎮守武漢的新桂系五個師展開了進攻。

此時，桂系這邊的主力第十五師，恰恰遇到師長夏威患了嚴重的喉疾不能上陣指揮，只好把指揮權交給旅長李明瑞代理。

當蔣介石的軍隊向武漢進攻時，新桂系的力量已都全部集中在了武漢外圍，是準備打一場保衛戰的。第十六師師長胡宗鐸、第十七師師長陶鈞二人都在全力以赴地準備，還拉上了程汝懷和張義純兩個師，就連在武長線的夏威第十五師，也準備來武漢集結打一場惡戰，以阻擊蔣介石對他們的進攻。

但是，正如白崇禧曾經說過的那樣，武漢這個地方是守不住的。因為東邊有蔣介石幾個師的重點進攻，北部還有馮玉祥的部隊可以通過武勝關從平漢線直接南下。兩面夾擊，腹背受敵，這是兵家之大忌，所以他們千方百計要搞掉魯滌平占領湖南背靠廣西。但是，現在的局勢是，他們的計劃還沒有實現，蔣介石就動手了。

但此時，他們以為何鍵還沒有叛變，夏威守武長線，胡宗鐸、陶鈞、程汝懷、張義純守武漢，實在守不住，可以逐步撤出來收縮兵力回湖南。

可是，蔣介石也看到他們會這樣做，所以不等他們撤回湖南，就在這武漢三鎮外圍，把他們給解決了。

首先是重兵進攻武漢，以中央軍六個師對付桂系四個師。這樣，胡宗鐸、陶鈞等人受不了，只好向夏威求救。

哪知夏威已把兵權交給了李明瑞，于是李明瑞就借助他們的求救給了一個明確的答復。

四月二日，李明瑞、楊騰輝通電擁護南京中央，率領其本部人馬，還包括李朝芳第三十五旅梁重熙團、尹承綱第三十六旅龐漢楨團陣前倒戈，這樣就使胡宗鐸、陶鈞他們三面被圍，腹背受敵。

夏威知道這個情況后，知道完了，自己的部隊百分之七十五都反叛了，只好把余下的倉皇撤離武長線，退往西邊的荊州、沙市、宜昌一帶。

胡宗鐸、陶鈞一看夏威第十五師就這么突然垮了，簡直是心有余悸，知道這樣抗衡下去，只有死路一條，怎么辦呢？

他們只好學唐生智、劉興那一招，于四月十一日通電下野，然后化妝逃離武漢避居香港。這樣，留在武漢的桂系部隊，就只能被蔣介石來收編。

所以，蔣介石一到，就把這些部隊改編為新編第九師，師長尹承綱，新編第十師，師長李宜煊；新編第十六師，師長李石樵；新編第十七師，師長石毓靈。第五十五師師長程汝懷，第五十六師師長張義純，其番號還是“編遣”方案里的，原封不變。

然后，把在陣前倒戈的部隊編為第十五師和第五十七師，分別由李明瑞和楊騰輝任師長。

就這樣，蔣介石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把新桂系集團的十個師給瓦解得只剩下一個沒有加入“編遣”的黃紹竑第八路軍第十五軍。

之后，蔣介石下令撤銷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

五月，留在荊州、沙市一帶的夏威第十五師余部，也被圍繳械，然后一部被李明瑞收編，一部被謬培南、薛岳收編。

新桂系在廣西以外的部隊，就這樣在一個多月時間里就被蔣介石徹底給打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