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離開北歐了，我在這里曾經呆了兩個月的時間，這還只是按日歷計算的結果。在實際的感受中，時間更加漫長。對于健忘的人來說，這時間足夠讓我忘記之前的全部旅程，習慣眼前腳下的地方。在北歐，我碰巧有了幾個同伴，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我們馬不停蹄，從雪山俯沖進峽谷，在怪石中尋找精靈的足跡，然后嘯叫著舉杯，把威士忌倒進喉嚨，配著紅寶石色的馴鹿肉。分道揚鑣的時候，我慚愧地意識到我并不了解他們，也從未提起興趣這樣做，結伴旅行的快樂來自于同謀的自私。旅程的終點意味著同謀的終結，反之亦然。知道這一點時，我們握手告別，互道珍重。現在我又要開始一個人的旅途，這重獲的自由，讓我產生了丟了東西的茫然無措感，我用疲于奔命的趕路來掩飾我的慌亂。
維爾紐斯，無限量供應自由的城市
這里的夜班汽車能讓人急速衰老，身心都萌生恐懼。歐洲人的骨架要遠遠大于東方人，但本應在座位中伸直大腿的我在歐洲汽車座位中不得不蜷起腿來，五臟六腑移了位，這點讓人很是生疑。夜班大巴是我這種窮游客的福音，它中途不作過多停留，價格公道，它會將旅程中的交通環節隱藏在睡眠底下，免得這些徒勞無益的奔波消解掉旅途的莊重和使命感。每次登上隔夜大巴的梯子時，我都慶幸自己依然處在那種可以用身體來換時間與金錢的年齡。
那天，我攥著那張字跡潦草的車票，趕了一天的路，終于在開車前趕到車站。那天傍晚的風很涼，車站漆黑一片，碩大的廣場只有那車閃著微光。我繼續狂奔，在一個拐角，險些被一團柔軟的破布絆倒。我邊跑邊回頭，發現這堆破布散發著發酵的味道，上下起伏不止，即便這超出我的經驗，我還是判斷出他是一個醉漢。他不是一堆破布，只是身上土黃色的夾克衫，已經分辨最初的顏色。不是過于體面，但也不算寒酸，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食指短粗，眼眶通紅。又一個喝劣質酒不省人事的東歐人，沒有什么好奇怪的。在以后我將會見到那么多他的同類。那時我還不清楚，這里的醉漢被人用腳吵醒的時候會作何反應。他沒有反應，我就跑掉了。
我爬上了車，這車的高度卻和歐洲人身高相符。司機沒有看我的證件，沒有檢查我的票，我用剛剛學到的當地語言喊出我的座位號，他居然聽懂了。他的左手拇指繞過右邊的肩膀向后邊一指，頭也不回。我的座位在最后一排，倒是很不錯，如果乘客不滿，我就能在后排挺直身體，美美睡上一夜。乘客們慢吞吞到齊了，過了出發的時間，車還不動。司機竄到車下，對著空曠的停車場大喊起來，如果這里人不用這種嚎叫宣布出發的話，那他喊的應該是一個倒霉鬼的名字，聽起來像個男人，就像是那種會在酒吧里灌上自己十瓶啤酒，然后故意找茬，釋放拳頭的男人。車上已經上岸的人們開始嗡嗡作響，煩躁不已時，那個男人被找到了，他艱難地爬上車來，是那堆發酵的破布。他跌跌撞撞穿過狹窄的過道，撲到我的面邊，挪到了我的另一側。我衷心希望他不是那種愛結交朋友的人，同時我希望假如我一動不動，他就不會注意到我----像一堆棉被一樣。
我決定叫他霍夫，這是我聯想到東歐酒鬼所能聯想到的唯一一個名字。霍夫癱在椅子上，最初十分鐘，他一動不動，眼睛盯著鼻子，鼻尖對著肚子，上面掛著渾濁的汗珠，即將被艱難的呼吸震落。車打火駛出的時候顛簸了一下，霍夫隨之跳動，像打開了開關，他倏地坐了起來，從懷里掏出了一個漢堡，對著它嘟囔了兩聲，大概在訴說自己的饑餓。霍夫開始大聲嚼起來，帶著野蠻的快樂，就像進食這件事情的所有樂趣都包含在牙齒之間，生菜吱嘎作響。他忘記了自己已經離開酒吧，開始尋找吃吃喝喝時的傾訴對象。當他的頭轉向我時，我早已經未卜先知，扣上了帽子，臉埋到胸前。他于是盯上了前座的兩個美洲女孩子，在吞咽的間隙向她們噴著嘟囔的英語和面包屑，女孩子們被囚禁在狹小的座位上，滿臉愁云。最后幾口終于下去，霍夫仰天長嘆。當最后的嘆息變為一個飽嗝時，霍夫又定住了。他表情肅穆安詳，緊皺著眼睛嘴巴，仰面朝天，他從漢堡包里悟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他邊拾掇著散落在四周的生菜葉，一片片抿入口中，邊對著眼前的漆黑椅背說個不停。從語氣和表情來判斷，他說的是關于酒和莊稼一類的瑣事。換了一個姿勢之后，他變得期期艾艾，眼神迷失在空中一處不存在的點，聲音虔誠激越。他從吃喝拉撒的匯報轉向了對宿命的詠嘆。里面有遠離的故土，可能還有那個永生不得相見的愛人。我知道，男人的酒話到如此動情處的時候，高潮的大和諧就在眼前，同時尾聲將近，我如釋重負，睡覺的機會終于來臨。此時凌晨兩三點鐘的樣子，大巴穿行在東歐的某條鄉間小路上，倒車鏡打著兩側的樹杈，在黑綠色中擠出一條路。那些樹洋洋灑灑，高聳入云，蓋住了天上的普魯士藍。更高處是大得出奇的月亮，慘白一片，除了它和地上的我們，再無光亮。當車廂里的霍夫嘴里吐出斷斷續續的嘟囔時，我試了試，進入了睡眠。
在夢中，有歌聲飄了進來，如果這歌聲不是由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所唱，我會當它是夢。于是我知道那是霍夫在唱歌，歌聲極輕，與他的面貌不相符，仿佛歌聲只是借用了霍夫的嘴巴，而非聲帶。歌聲又很悠遠，將我和霍夫所在的空間隔了出來，車上只有我能聽見歌聲，不然總會有人會抗議的。這歌聲沒有起伏，沒有強弱，像一首古老的詩，在車廂頂飄來蕩去。我聽不懂歌詞的意思，可一個醉酒的東歐男人能唱什么歌呢，免不了是遠在故鄉的愛情吧。樹影向后飛奔，隔住了巨大平原上的所有東西，巴士緩慢前行，車里一片寂靜，不知這趟行程離他的家鄉更遠，還是更近一些。窗外月亮依舊慘白刺眼，借著樹的黑影，在風中，有了陰晴圓缺。我們正在無聲息穿越國境線，而月光和歌聲合謀奪走了我的睡眠。我第一次知道東歐的酒這么烈。
在夜班大巴中困頓了一夜，維爾紐斯城里的明亮和秩序讓我頭疼，宿醉的我急需一杯咖啡。因為我不想在緊湊的行程中擠出一個上午用來補充睡眠。我攔住一個路人，問道，哪里能夠買到咖啡。她回答給我一個名字，大概叫做“烏齊皮亞”，我叫了一聲好。全世界的人都喜歡牽強附會，維爾紐斯的人起得一手好名字，一個像烏托邦一樣的咖啡館。我重申了顯而易見的外國人身份，向她詢問咖啡館的具體位置，她有些迷惑，仿佛我問了什么無法解答的真理，然后對我指了一個方向，我還沒順著她手臂把目光移過去，她手臂平移轉向了另外的方向。我的頭就這么被她牽著繞了兩圈，有些惱火，最后終于明白“烏齊皮亞”不是一個牽強附會的咖啡館，而是一整片街區。我依然低估了它，它不僅僅是一片街區，是一個具有憲法的國度，它與世界上任何國家唯一的區別是，憲法不被承認，國土在他國境內。其他一概不缺，他有自己的憲法和教義（多數時間這兩者合二為一，這標志著它可能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有自己的人民，有自己的不動產，缺乏的就是實現這些東西所需要的約束與力量。所以烏皮齊亞是一個成年人們的童話。
人種和地理不能決定思維習慣，但是卻可以傳染思維習慣。歐洲人對童話，惡作劇這類東西過于認真。我在幾天后，將在一個郊區村落里觀看一場戰役。男人們裝扮成中世紀的農民和騎士，在土坑里重現十字軍東征中的著名峽谷戰役。除了盔甲和刀劍，連戰場上必要的流血和悲壯情緒都一樣不缺。開車送男人們上戰場的女人們也換上獸皮帽子短裙，負責后勤補給。戰場慘烈無比，沙坑上彌漫著死亡的哀嚎和給自己壯膽的怒吼。午飯時間一到，指揮官吹號收兵，死戰暫停，狂戰士們圍在塑料方桌前吃一口一個的小熱狗。他們執拗地說著半生不熟的古語，唯一能讓這些滿面毛發的狂戰士臉紅的事情就是在索要啤酒的時候忘記了前一天背誦的用來描述“酒”的古語。戰爭對我這樣的旁觀者來說，也足夠慘烈。任何外鄉人在聽到“謹遵軍團長命令，讓這個可憐的外鄉人用主賜予的神圣的rye填滿肚子，那是他的權利”，都會像我一樣不知所措。
維爾紐斯的烏齊皮亞也是這樣的認真，他們用護城河為國土劃定了區域，進入烏齊皮亞的唯一要道----一座木質鏈橋也被偽裝成水果小販的攤主日夜把守，它的憲法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這幾十版本的憲法被銘刻在永不腐朽的不銹鋼板上，懸掛于烏齊皮亞的嘆息之墻，它們用全世界的語言同時這樣吟誦：
第一條、每個人都有權利居住在維爾乃勒河畔（烏齊皮亞的護城河），維爾乃勒河有權利為所有人流淌。
第二條、每個人都有權利享用熱水，冬天的溫暖，加了瓦片的屋頂。
第三條、死亡是種權利，而非義務。
憲法共有四十一條，中間的部分告訴每一個踏入這里的人或者是貓，就在腳趾進入烏齊皮亞的那一瞬間，你已經是天底下最快樂的自由人（或貓），當然，你可以開始選擇不開心，那是神賦的權利，甚至這個神，都任由你選擇。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享受三十余種東西，包括熱水，柔軟溫暖的床，至死不渝的愛情，忠誠的朋友和一只狗。憲法中有一條：以上的東西，你同樣可以拒絕，它們是你的權利，而非義務。這是我認為，烏齊皮亞憲法中存在的唯一一條廢話。
最后的四十一條：永遠不要屈服！宣告了憲法孩子氣的樂觀，那三十幾樣東西，從一張溫暖的床到，愛情，簡直是人世間最難得的東西，平常人在心里戰戰兢兢地奢望一下，都會內疚到頭疼。所以我能證明，這段憲法出于一群惡作劇的成年人，因為如果是一個幼兒說出這樣的話，它們會被當做神諭，追隨者不會放棄發動一系列戰爭的權利，只為創立烏齊皮亞這一個理想國。而同樣的話出自成年人的口中，能換來最實在的微笑和一下午的好心情。
在丹麥哥本哈根，剛剛離開的那個地方，同樣有這樣一座國中國度，北歐的新維京人少了孩子氣的天真，更加務實，那里人們在一個廢棄街區周圍豎起了帶刺的柵欄，將自己與外面的自由人割裂開來，宣稱自己成立了一個國家，那個國家更加陰暗封閉，沒有秩序，因為他們和剩下的那些人之間豎起了柵欄。流浪漢、藝術家、黑幫分子在抵御外敵的間隙內戰不休，大麻和罌粟見縫插針地長在所有裸露的土壤上。 多年以前，哥本哈根的執法機關曾經和那座城市里的公民，站在一場殊死的斗爭的邊緣。在某個周末的前一天，一觸即發的戰爭因為雙方都不愿意對方流血而告終。那里同樣有憲法，憲法依然明確的規定，人們享有的權利和義務，那些權利更加實在，都是他們可能擁有而暫時不曾擁有的，他們沒有烏齊皮亞人民的這樣一種淡定，這就是左派們和玫瑰騎士的區別。
就這樣，我有了另一個國民的身份，并且遵照的憲法，我決定對此保持沉默，不再思考，憲法規定我有讓自己的大腦無所事事，享受當下的權利，在烏齊皮亞這甚至這是一件義務，必須遵守。
我決定將秉承著這個國度的憲法度過一整個白天，然后繼續趕路。按照第十五條：人有權一無是處，我將手里那杯拿鐵抿了兩個鐘頭，同時按照憲法第十條，鄭重其事地愛上桌邊的那只貓，并且撫摸了它，它是我的同志。眼前是一幅布滿涂鴉的街道，根據涂鴉顏色的鮮艷程度和題材推測，這條街道有年頭了，并且一直被忽視直到現在，可能第一批嬉皮士藝術家都去了西歐。左側的墻壁上有一個詭異的大頭人物撐著雙臂，正試圖從墻壁中鉆出來，他落地之后的一瞬間，會縮小為一個正常的現代人，打起領帶，穿上西裝，拿著公文包走出烏齊皮亞吊橋。右側的墻上是兩個男人在接吻，仔細一看，那是俄羅斯的普京和美國的特朗普，很久以前，特朗普并不是美國的總統，那時他只是一個地產商人、脫口秀明星、真人秀演員，而這幅畫讓我感嘆烏托邦人民的遠見卓識。
烏齊皮亞的女神守在最中心的三岔路口，吹奏勝利號角迎接進城的人。勝利女神這個形象在波西米亞地區也很常見，庇佑西歐的女神是自由女神。在波西米亞人看來，勝利和自由是一種東西。
無窮無盡的自由中也有不和諧的聲音，對我這樣的孤獨旅行者造成了深深的嘲諷和刺激。這的人們更愿意表達與生俱來的俗氣沖動，也就是愛情。我稱其為“俗氣沖動”的理由很明顯，因為此時此刻我并不擁有愛情。并且盡一切可能逃離，我還浸泡在上一次感情戛然而止留下的內疚中，那是那段時間剩下的惟一的東西。不對，它還教育我，以內疚作為收尾的感情是不應該開始的一種，或者一旦開始就不應該結束。這里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我這點，他們緊握雙手，十指交叉的同時，居然同時能夠勾肩搭背，走路如風。男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男人與女人，愛情組合的唯一限制是想象力。他們在河邊表露愛意，他們在巷道里表明愛意，當我看到騰空而起的熱氣球時，我毫不懷疑他們會在天上表露愛意，他們絕不害羞。
我將只在維爾紐斯停留十個鐘頭，這對一個城市遠遠不夠，但有一點能夠確認的是，如果按照土地面積來計算，維爾紐斯是所有國家里面十字架密度最高的----這是我臨時發明的詞----人均擁有的十字架數目肯定也將會是如此。在東歐，信仰體系早已解體，十字架已不能代表一個人真正的信仰，但卻足以代表人們凡事訴諸祈禱的意愿。這點從城中無處不在神像和十字架裝飾品種顯露出來。城中還有一座占據一座山峰碩大無比的十字架，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樹立的十字架像是白色的叢林。有模特在十字架山下拍攝廣告，我去蹭了一張照片，咔嚓聲傳進了她的耳朵，她轉過頭來對我微笑，我猶豫了一秒鐘之后，對他還以微笑，這一秒鐘里，我詳細想起來，我的胡子已經仔細打理過，帽子也挺有味道。她的助理卻惱羞成怒，對我喊起來，我滿不在乎，在烏皮齊亞，我既可以放浪形骸，也可以做個遵紀守法的人，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不受影響，憲法二十二條明確指出，在任何情況下，公民無權使用暴力。 ?
太陽開始打斜的時候，我迷路了。我在羊腸小巷組成的棋盤里左突右撞，始終走不出這中世紀以來就不曾變化的迷宮。這個時候，我也算是見識過歐洲的人了，我已經知道在歐洲的古城里，迷路這個詞是很溫和的，你永遠不會真正把自己弄丟。所有的鎮子，無論大小尺寸，中心的位置必定是教堂和市政廳，它們中間也必定橫著一個廣場，象征宗教和政治永不妥協的合謀。在鎮子居民區找不到方向時候，只需仰頭尋找天空中的教堂尖頂，那是天主教對異教徒旅行者唯一的恩典。
維爾紐斯的廣場不大，教堂和市政廳分立兩側。和所有歐洲小城一樣，市政廳實用為主，平淡無奇，而太陽正對的地方永遠是教堂。廣場上人聲鼎沸，有肥碩得讓人擔憂的鴿子，像企鵝一樣溜達散步，從它們的體型能看出它們不會為生計發愁，只有在滑板少年呼嘯而過的時候，它們才會撲棱翅膀跳到一米開外。? ? ? ? ? ?? 教堂正面有羅馬式的前廊，廊中柱子數目眾多，像一面鏤空的墻。穿過參差的廊柱，主墻上嵌著耶穌門徒的圣象，彼得馬太們身形巨大，浮在半空，一字排開到遠方的拐角。太陽已經很低，穿過廊柱的光線打在圣徒身體上，黑白分明，顯出他們的肌肉線條，諸神就在這影子里俯視廊柱里穿梭的人們。廊柱參差密布，人行走其中，如密林中生息的動物。
一群孩子在廊中捉迷藏，這是上好的藏匿地點----只要站在柱子的陰影里，沒有人能夠發現他們，除了身后向下俯視的神。此時彼得懷中抱著法典向下凝望，他每天都看著那批包著頭巾穿著肥大襯衣的男孩們在滑板上竄來竄去的，他會一直迷惑，沒法理解他們在做什么。
就在這里，我遇到了彼得。彼得沒有頭發，和我一樣帶著眼鏡。我們的眼鏡完全不同，他的眼鏡柔弱無骨，伏在他們歐洲人高聳的鼻梁上。這點一直讓我羨慕不已，我得承認我嫉妒他們的鼻子----當他們臉上汗水汪洋的時候，眼鏡也不會順勢滑下鼻梁。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想的竟是這些，彼得就是這么不起眼。
當時彼得正在鄭重其事地旅行，有些過于鄭重其事。他的手指短粗像常年在地里干活的人，衣著卻非常考究，外套筆挺，臉上沒有一絲多余的毛發，我懷疑他還噴了香水，這是去參加晚宴的打扮。彼得有些羅圈腿，他走起路來像騎著獨輪車，尋找平衡，左搖右擺。我猜測他的羅圈腿可能來自他早年不堪重負的勞動，他短粗僵硬的手指，同樣的說明了這個問題。我以為他是一個游客，他對眼前所有風景人物的好奇心從他布滿皺紋的眼睛中顯露出來，與他的年齡極不相稱。他在東張西望，但并不是尋找丟失物品一樣的觀望----他對每一件東西都充滿喜愛和贊嘆，他那么真誠，我不忍心把少見多怪這個詞用在他身上。如果不是那些神像的體積過于巨大，他簡直要把它們捏在手里，反復把玩。看到熱吻的情侶，他眼中又閃出理解又艷羨的表情，仿佛送女兒去參加舞會的路上想起了自己曾經的愛情。彼得走走停停，舉著幾年前流行的手機拍照不停，每次拍好照片，放下手機，就露出一副安全抵達的滿足感。這種滿足感在餓漢狼吞虎咽后的回味中能夠看到。這種貪婪用在除美景之外的任何地方，都難免惹人生厭。
真糟糕！就在他轉身的時候，他和我注視他的目光碰到一起，沒有一絲遲疑，他半舉手臂，張開五指向我打起招呼。在路上，我遇到好多和我目光相遇的人，如果第一瞬間跑不掉的話，就只能放棄抵抗投入和他們的交談之中。
彼得是愛沙尼亞人。在這里出生長大，他懷著極大的熱情，盡可能簡略地向我講解了從小到大的經歷，這種簡潔是出于禮貌，他在極力壓抑自己的傾訴欲望。我于是知道了他兒時的家庭情況和飲食結構。但他的編年史已經進入他十九歲的時候依然不能解釋，為何他對此地擁有如此巨大的好奇和熱情。我藉由向他提問這個問題，打斷了他。他轉眼臉上起了憂愁，我開始為我的耐心而內疚。彼得哭喪著臉，說，因為他逃離了這個國家，在東歐國家鬧起革命試圖擺脫前蘇聯獨立的時候，他“逃離”了。彼得果然是個小題大做的人，他居然用了“逃跑”這個詞，難道人不是有權利去想去的任何地方么，我想。那天，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手拉著手，從塔林一直到里加，再到維爾紐斯，人們連成一條人墻。我想象不出那樣的情景，問彼得，他是否用了比喻的修辭說法。彼得用握緊的拳頭告訴我，他“沒有使用文學，他說的都是實際發生的事情”。總之，在那個幾百萬人民手拉手貫穿大陸的前夕，彼得全家離開了這個地方。和所有突然離去的人一樣，他們沒有時間適應自己的離開，他們對過去所有的記憶都在那一天戛然而止。記憶這種東西像某種植物，斬斷的地方不會枯萎，重生的部分會更加粗壯美麗，更具有欺騙性。
彼得終于在30年后首次踏上自己的祖國。我們目光相遇的時候，他剛從自己的老家來到立陶宛，這是他兒時祖母的家。他還沒有完全適應故地重游的巨大沖擊，觸景生情，幾次站在淚水的邊緣。他會想起自己在這里度過的童年，曾經的玩伴，或者還有丟掉的玩具，樹蔭下的某個吻。
他在比比劃劃講著這些國家過去曾發生過的事情，那些事情和現在一點不相干，仿佛發生在更加遙遠的國度。
人的感情無法相通，由回憶引發的情不自已，更是如此。禮貌過后我覺得無聊，他依然興致飽滿。可能和熙熙攘攘的人們相比，這個廣場上唯一能更接近他心境的就是我這個外鄉人了。他突然提出要請我去喝一杯，我沒有為這突如其來的邀請作出準備，有些生硬的拒絕了他，也沒法給出理由。他閃出一絲失望隨即又堆上笑臉，緊緊握住我的手，像兩把鐵鉗子，彼得真心實意地祝我接下來的旅程能有一個好心情，祝我旅途順利。我有些內疚，我試著用一句風趣的話結束這次相識，卻用錯了英語，我用了“致”這個詞，祝福變成了一句沒頭沒腦的祝酒詞：“致美好的時光”，也算歪打正著，他大聲歡笑，我們就告別了。
里加 - 藍色廣場上的音樂家
第二天清晨，我在里加醒來。
里加是拉脫維亞的首府，距離維爾紐斯五百公里的地方，五百公里恰好是跨國境大巴一夜的行程。如今我已經深信，頭腦不好的人沒法如我一樣旅行，我已經能夠按照路程、天氣、費用、海拔高度、女人的美麗程度種種因素快速計算出包含三十個城市的游覽方案，這方案能夠保證我在第一縷陽光照耀時到達下一個美妙的城市，在精疲力竭之際剛好滑入睡眠，精準無比，神乎其技。《哥尼斯堡七橋問題》和《四色猜想》被我領會得爐火純青且浪漫無比，將一個個閃著光的美妙名字連成一串。我的行程將是完美無缺的，如果我不是始終孤身一人的話。
“里加”這個詞兩個音節，本地人讀的時候，舌根下沉發顫，一串三疊音吐出厚重的第一音階，第二聲隨后輕快跟隨，聽起來像來自古老西伯利亞的語言。這個猜想沒法求證，即便是以游客的身份，拉脫維亞人恨俄國人，遠勝侵略過他們的德國人一百倍。
?里加城依舊不大，分為老城和新城，同其他那些從中世紀存留至今的古老城市一樣，里加的格局也呈同心圓的 形狀，新城圍起老城，最外面一環是人類的最新技術手段，有玻璃幕墻、摩天大樓、穿著意義不明服飾的青年男女。中間一環最是凌亂喧囂，新舊世界在這里交匯。這里地勢上下起伏，道路彎曲逼仄。滿面愁容的難民在聚在一起取暖，交換食物。濃妝艷抹的女郎用她們特有的武器在這里攔路搶劫，男人們要么成功逃脫，要么就范。飛機有時從頭頂那一窄條天空飛過，蓋住賭場里籌碼和杯子的碰撞聲。里加城最有活力的地方就在此處，但它只屬于夜晚或者黑暗。
老城在最深處。出租車在一座古怪的建筑前停下。它更像是兩座連體的建筑，交錯立在人眼前，遠看像爭搶前排位置的兩座金字塔。它們外部風格像哥特，內部裝飾冷淡如北歐建筑，我有足夠理由相信這是一座重建的建筑物。旁邊銘牌上寫著它們的名字----“黑頭宮”。這座建筑是800年前，為未婚德國男性商人建造的一個行會。這么多定語說出一個讓人不解的事實。里加這座城市如此地小，不難推測出800年前它會多么人丁稀薄。那時的里加已經為德國商人群體中沒有結婚的那一小群男青年成立了行會，供他們聚會，玩耍，如果不是因為拉脫維亞彼時剛剛被德國侵略征服，那只能說明他們對男人的孤獨，有著深切的關懷。六百年后，黑頭宮被德國人給炸毀了，那時候她們深切關懷的是其他的事情。
海河的另一邊，人聲嘈雜。每年河水表層的冰融化之后的第三個月，人們會從四面八方趕來，一夜之間在河邊空地上，聚成集市。最初爭搶領地的時候，人群會發生激烈沖突，幾場戰爭之后將按照種族形成固定的格局和領地，然后就一致對外----就是我們這樣的人。中東人賣針頭線腦，東歐人賣著水果和地上長出的東西，極少的亞洲面孔點綴其間，攤位擺的是風景畫和水晶球。這些來自不同大陸的人出于一種隱秘的本能，他們的攤位和貨車縱橫阡陌井然有序，像古時的村落，有貓和狗穿梭其中。我被一堆霉跡斑斑的手工編織攔住了腳步，攤位上擺滿年代不詳的物件，有幾百年前的銀器，浸滿了祈禱的十字架，還有用羊皮封面包裹的《舊約》，羊皮正在分解，如果不是麻繩捆著，它會馬上散架。這些手工編織是這堆古董里年紀最輕的，邊邊角角的纖維經過時光的摩擦，變硬發亮，像青銅。可能它們誕生于伊麗莎白時代某個無所事事的下午。
每片領地中總有一個賣唱片的攤位，攤主面孔各異，歌聲卻一概來自“阿巴樂隊”，那是來自北歐過去的音樂，早已被年輕人遺忘在潮流中，在這里正在流行。
“不知為何，我無法抑制自己。”
“我靈魂中烈焰熊熊。”
“阿巴樂隊”歌唱的都是這樣的東西，單純，快樂，還有一點嬉皮士的自由，這些要求不算過分，都是天經地義的東西。但顯而易見，幾十年前的掌權蘇聯人無法提供。那時當局明確規定了人們能聽什么，不能聽什么，“阿巴樂隊”們被非法化了。幾十年后，當蘇聯人無聲地溜走時，這些音樂一下冒出來，愈演愈烈，直到如今依舊長盛不衰，仿佛“阿巴樂隊”依然如日中天。東歐人珍視這些過去的聲音，就如他們珍視那些不合時宜的時尚。拉長的時間給了這些東西充滿懷舊氣息的美感，如同步入暮年的人們偶然發現來自青年時代的遺留，他們珍視它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芬蘭人喜歡在周末或假期的時候，拉幫結對，跨過波羅的海，來到這里。他們沒有明確的目的，無非閑逛，喝酒，無所事事，多年以來，這成了一種頗具規模的遷徙活動。我很好奇他們這無法解釋的遷徙，為了調查結果的準確，我在酒吧詢問了五個遷徙隊伍這個問題，無一例外，就像所有人被問到某種神秘費解卻顯而易見的問題時那樣，他們會仔細思索，然后用說服自己的口氣說，“可能因為這里的酒很便宜”。
我走進了里加老城。我對歐洲有了剛剛開始的熟悉，我知道那些曲折的大理石小路會串聯起一座或者兩座教堂，某些行業的行會遺址，數不清的賣藝人。但是里加人還不熟悉我，或者說他們還沒有熟悉中國面孔。當我穿行在巷子中時，那些阿拉伯人，北歐人，波西米亞人甚至是亞洲人總是在平靜中警覺起來，或是丟下手中的活計把頭湊到一起，這個時候，我也總會下意識渴望加入他們，成為某件趣事的圍觀者，但最后總會發現圍觀的對象就是我這個中國人。我自認為和他們沒有任何不同，每個種族的人在這里都有自己的異域風情，所有的人都在觀察外鄉人，所有外鄉人都在用看外鄉人的目光觀察本地人。
旅程的美妙之處太多，其中之一就是在陌生環境中感官重新變得敏銳，這是一種夾雜著未知危險和新奇的敏銳。依照敏銳程度排列，先是看到的摸到的聞到的，最后才是聽到的。行程結束，回憶中最稀薄的就是關于聲音的記憶。我卻一直記得布萊恩。
那個時候，我在里加老城中不出意外又一次迷路。當太陽沉入遠處屋檐那邊的時候，我正在原地踏步，困在一座中世紀的修道院。巷子是理石鋪就，幾百年來磨得像老巫女的皮膚，吹過巷子的風于是有了人聲，像一聲聲嘆息。陽光消失后，海鳥化成烏鴉，正繞著一千年的庭院盤旋，眼睛盯著下方的庭院。院中四角立著中世紀修士的青銅像，長袍披身，躬身站立，頭臉隱沒在帽中，露出一個黑窟窿。石頭房子門窗緊閉，里面鎖住了一些淅淅索索的東西。口琴聲救了我，我循聲找到一個小廣場，找到了廣場對面教堂鐘樓下吹口琴的人。
布萊恩的口琴是純正的布魯斯，這十二小節的周而復始給里加老城蓋上一抹藍色。他藏在鐘樓的陰影中，一曲接著一曲吹個不挺，我向他腳前的盒子里放硬幣的時候，他的頭發抖動了兩下，如果不是被風吹動，我相信他在對我點頭致意。
我坐在他身旁的大理石路基上，度過了異常奢侈的一個鐘頭。過去的幾個月，我始終在疲于奔命，像是在逃離什么東西，沒有時間反省這到底是不是旅行應該的樣子。但是我在里加的這個小廣場上花費一個小時，來聽這個裹在風衣里的美國人吹布魯斯。這是旅行者的音樂，他也是個遠行的人啊。我愿意相信我聽出了他在藍色空氣中訴說的孤獨，孤獨這種東西，沒法和快樂中和，當別人同樣孤獨的時候，你自己的孤獨會消解一些，這個自私的想法，讓我又向盒子里丟了五個歐元。此時，我已經可以確定，他是一位卓越的音樂家。
布萊恩這才在曲子的間隙和我搭兩句話。他很怕冷，原本是卡其色的風衣從脖子裹到腳踝，掖得嚴嚴實實。如果不是抱著口琴，他會抱著膝蓋蜷成更小一團。風從縫隙灌進他肥大的風衣的時候，能看到他右腿疊在左腿上，露出兩只圖案不一的襪子。風又涼又短促，我沒來得及猜出他襪子本來的圖案。
當時我蹲在離他兩米遠的地方，一廂情愿地感覺我們心意相通，我是從遙遠東方來的旅行者，他是從更遙遠的東方來的流浪音樂家，我們在此刻借著這音樂共度了一個小時的時間，這肯定不會是毫無意義的，更何況我是唯一的聽眾，我理解他的音樂，沒有被廣場另一側的舞蹈和雜技吸引。我們在教堂的拐角，躲著另外一面的風，這個戴著高檐帽，吹著憂傷布魯斯的美國人，讓我這個異鄉人在異鄉，對異鄉的感覺更加的遙遠真切。他不停的吹，我為這直指人心的音樂感動不已。時間已經足夠久了，我已經向音樂家的盒子里投了四次硬幣。我不確定，我現在一聲不響離開是否妥當。還是在他面前的匣子里再扔幾枚硬幣。我要就這么走掉的話，如何對得起這么美妙的音樂和之前的投資。為了將這些惱人的想法拋在腦后，我在一曲中間，喊了他一聲，一起吃個晚飯怎么樣？出于緊張馬上補了一句，天黑了，你總要下班的吧。他的遲疑讓我后悔提出這個問題，事態顯得更加尷尬，我肯定是頭一個邀他共進晚餐的人。他甚至表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喜悅，但是馬上收了回去，高傲孤獨的藝術家從來不屑表達切實的感激。
就這樣，我和布萊恩走進了里加廣場上的一家老字號。他們主菜是一種不能稱之為牛排的烤牛肉，配著石頭爐子烘烤出來的香腸，用破損石頭碗乘起的肉湯，據說配方一直追溯到十字軍時代，還有用烤紅的石塊燙熟的面餅。布萊恩每樣要了兩份，為他自己，然后明確地告訴穿著中世紀長袍的服務員，“不分前中后，一齊端上來罷”。這并沒有困擾我，他開始狼吞虎咽，我的心也平靜下來，我用一頓飯換得了我在藝術家面前的自在。
他進食極快，留下了上菜間的大片空白時間。在這空檔中，我知道了布萊恩是個旅行家。他說他來自阿拉巴馬，那里又臟又亂，人也無聊透頂，“大家在心里邊都已經衰老死去了”，他在某一天再也無法忍受，帶著鋪蓋卷開始沒頭沒腦地周游世界。提到阿拉巴馬，我能想到的就是望不到頭的雪山，裝著鱒魚的青翠河水還有一些更加遙遠蠻荒的事情，但是我沒有反駁他。自打有了人類，人們就開始詛咒自己的故鄉，預言著世界的沒落將從自己腳下開始，這沒法反駁。像所有精神豐富的西方年輕人一樣，他先去了印度、尼泊爾，爬了一半喜馬拉雅山。半途而廢的朝圣激起了他敏感的憤怒，他轉而去征服了乞力馬扎羅峰。在赤道以南輾轉了一圈之后，布萊恩又經直布羅陀海峽跳到歐洲，在羅馬廣場上談過戀愛，在圣彼得堡和俄國人動過刀子，現在輾轉到里加的這個市政小廣場上，每天在鐘樓下邊吹四個小時的口琴，賺上五十個歐元，為接下來的行程“做萬全準備”。這真是一個純粹的旅行者，一個純粹的藝術家。聽著他的那些經歷，我感覺他離我非常遙遠。但是看著他帶著野蠻的喜悅咀嚼著我送給他的食物，我又覺得他就坐在對面，吃相讓人擔憂。
他給我展示了他的裝備，它們裝在唯一的的拖桿箱中，與其說它是個拉桿箱，它更像是個外面嵌上鐵框，下面拖著兩節輪子的布袋。這里邊是他的全部家當，一個便攜音箱，幾件換洗衣服，兩把口琴，還有他那頂帽子----下班的時候他不戴帽子。我終于能夠自在地問一個流浪藝術家的所思所想，他關于孤獨的看法，關于旅程的看法。在他大嚼特嚼的間隙，對我吐出一些閃著光的句子片段。都能讓我心醉神迷，好像在聽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
用酒將最后一塊香腸沖下喉嚨后，布萊恩沒有回答什么時候接受“流浪漢”這個身份的，但他告訴我，他在約旦的時候學會了口琴，現在這是他謀生的手藝，他擠了擠眼睛告訴我，沒人聽得出我這四個小時吹的是一首曲子。我沒法形容我的失望，只能寄希望于深入發掘這首翻來覆去吹了二十遍的曲子的精妙之處。我問他，這曲子叫什么名字，寫的是什么。
“哪有什么名字，你是第一個在乎這個的，不然，你給取個名字好嘍”。
酒足飯飽，布萊恩抹了嘴，問道，“下一站，咱們去哪里？”我們就去了酒吧，我對酒吧已經沒有了太大興致，但總勝過一個人打發飯后時間。布萊恩至少能喝著里加那又酸又澀小葡萄釀出的酒，再講點旅行時的風流韻事，只要我付酒錢。但跨進酒吧之后的十分鐘，他就離我而去了，那里有一群滿面紅暈的女孩子，她們正結伴進行暑期旅行。我知道這兩個小時的友誼告一段落。我咽下剩余的酒，拍拍他的肩，打算和他握手告別。這個時候布萊恩正在摟著一位漂亮女孩子，滿臉嬉笑，講圣彼得堡的刀子的故事，眼中閃耀著酒精和姑娘的顏色，這是他真正得心應手的事情。我這才發現他沒了那頂帽子，只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流浪漢。我轉身走了，出門前聽見他對我喊，“李小龍，別忘了給曲子起名字！”
塔林 - 過去的好時光
漢字具有奇妙的魔法，一個名字當中的每個字，都會將人的聯想引向更加遙遠的地方。中文中有很多如此絕妙的譯名。我要去的地方，在中文稱為波羅的海三國。波羅的海幾個字念起來就讓人口腔充滿快感，這個名字就像那種在《七海秘聞》這樣的海洋傳說中應該存在的未知之地。它讓人想起，遙遠世界盡頭的另一片海域，那里有海妖和白犀牛，有女人的面紗和不停生長的棕櫚樹，黃金鋪成的甬道上，金磚像巨龜的甲殼，擠成一片一直延伸到皇帝的寶座。總之我在里加飛向塔林的萬米高空，琢磨的就是這件事情。這讓我險些錯過，塔林的海岸線，那一條著名的弧形海岸線完美無缺不像自然之物，像是用圓規畫出，白色沙灘如初升的下弦月，掛在沙灘后的森林。我終究來到了波羅地海，我希望有人這個時刻對我表示關切，打電話詢問我的行蹤，我將拖著長音咬文嚼字地回答，我正在波羅的海的上空，這個回答簡直絕妙無比，即使這里已經沒有了海妖和白犀牛。
機場巴士的玻璃窗覆蓋一層可疑的黑色涂層，車里并不能看到外面，一路兜兜轉轉并不知道如何來到塔林的城區，好像多年以前克格勃的秘密押運。人聲慢慢嘈雜的時候，大巴抵達塔林的中央車站。扶著車門挪下大巴臺階，眼前被一堵模糊的紅色墻壁遮住視線，這流線型的紅色模糊不清，終于發現那是一輛從我面前駛過的有軌電車。車體上印刷著廣告，一家三口向前奔跑，奔向一輛嶄新的多功能轎車SUV。電車終于從我眼前駛過，閃出了軌道后面一個抽煙的老人，更遠處一座低矮枯黃的房子，還有最后面作為背景的摩天大廈。看到陌生的東方臉孔，老人舉著煙斗，脫帽對我點頭微笑，這就是我對塔林的第一印象。
那低矮枯黃的房子沒有必要的裝飾，墻皮像禿鷲嘴下普羅米修斯的皮肉，被雨水扒下一層又一層，瓦片間竄出茅草，看樣子它誕生于中世紀。房子已經早早失去了為人遮風擋雨的能力，歪歪扭扭，在無風無雨的好天氣里也顫抖不止。即使在暮氣沉沉的老城中，這座房子也顯突兀。可能它在時間中幸免于難，是因為某種來自中世紀的迷信。 我懷疑他是某個修道士隱居的場所。隱居這件事能扭轉空間，干擾時間的節奏，讓人們對眼前的東西視而不見。這就是它突然被發現在鋼筋和玻璃的洪流中依然聳立的原因。
至于房前那個叼著煙斗的老人，他其實并不老。只是他的裝扮有些不合時宜。此時仲夏節剛過，正是波羅的海一年之中天氣最熱烈的時候。他裹著厚實的呢子大衣，頭頂呢子帽，帽檐肥大，與豎起的大衣領子一起把射向頭部的光線徹底隔離。我能猜到此時在那帽子下面并沒有頭發，而是潺潺流淌的汗水。他正將山羊皮公文包夾在腋下，為了點燃煙斗，煙斗是由?古老的山毛櫸和黃楊木制成，煙嘴被銀包裹，我同樣能夠確定，他并不知道打火機是什么東西。大衣和帽子的呢子材料會充分吸收地中海吹過來的溫熱水汽，壓彎他的脊背，這就是他顯得蒼老的原因。
我想起中國的上海，那里有個中西合璧的詞叫做“老克拉”，“克拉”二字普遍被認為是英文‘color’諧音。在大概一百年前，西方的潮流吹入上海灘，一些走在時代前沿的人們穿上了西服，頭戴禮帽，一絲不茍的馬甲里揣著金表，在留聲機的伴奏下學跳探戈，他們被貼上了“老克拉”的標簽。我在想，如果這個詞代表了一些固執的腔調?，這個煙斗的主人是否也可以稱之為“老克拉”。我發現不妥，上海灘的風是吹吹停停，忽東忽西的，歐洲的潮流卻始終緩慢前進，腔調這種東西，在潮流的突變中才得以凸顯，沒有比較和凸顯，腔調便是偽命題。所以煙斗的主人不能叫做“老克拉”。
但“老克拉”從來不是自稱，那是在潮流遠去后，人們對那些固守腔調的人的稱謂。抽煙斗的人也是一位落寞的懷舊紳士，他也是個“老克拉”。后來我發現除了，互聯網時代的紅男綠女，塔林還完整保存著騎士精神和紳士氣度，遍地都是老克拉。
塔林老城是世界文化遺產，擁有這個稱號的不是某一座建筑，某一處遺跡，而是整個城鎮。塔林擁有保存最完整的，或者可以說是唯一幸存的中世紀城鎮，人類文明的進步沒有抹去這里的歷史，而是讓它更好地存活下來，這里一千多年以來幾乎就沒有變化。考慮到愛沙尼亞這個國家被侵略的歷史，這就更讓人稱奇了。從中世紀開始，它曾被德國意大利占領，瑞典和丹麥瓜分過他的領土，它被最親密的敵人，蘇聯反復侵占五次。戰爭并沒有給愛沙尼亞留下太多痕跡，足以說明這個國家的幸運，還有他們戰時外交的高明。
愛沙尼亞最后的屈辱歲月是在蘇聯統治下度過的，不用懷疑，在蘇聯聯盟共和國中的那半個世紀，國家停滯不前，甚至是倒退了，波羅地海騎士跳下戰馬，和同志們舉起了鐮刀錘子。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愛沙尼亞爆發了最后一次革命，對手是即將消失的蘇聯，多年以后，人們用“歌聲革命”這個名字回憶它。其實那個時候蘇聯敗局已現，自顧不暇，正悄無聲息地從殖民地撤退。波羅的海的人民更愿意稱這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雖然在蘇聯人眼中，這更像是一場避之不及的歡送。
在革命高潮那一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的人民，手拉手，組成一條橫穿三個國家國土的人墻，齊聲吶喊，唱出塵封半個世紀的民族歌曲，響聲震天，目送蘇聯人背影的遠去。
在經歷了歌聲革命之后，愛沙尼亞走上了知恥后勇的復興之路，毫無包袱地進入了民主共和國形態。但某些角落里還有共產主義的影子。在國歌中，列寧仍然高舉旗幟，引領人們走向最終的共產主義。 而我也實實在在享受到了歷史的恩澤，因為愛沙尼亞許多公共設施是共產主義式的，免費供全體人民使用，我在乘坐公交車的時候，司機們多次對我的東方面孔視而不見，用沉默接待了我這個同志。
愛沙尼亞下一步的驚人之舉是將所有人民事務電子化，這不是一句簡單的競選口號，他們已經成功地將投票醫療銀行稅收都放在幾個網頁之上，這個叫做“電子愛沙尼亞”的系統的終極目的是創造一個無國界的國家，一個無國界的政府，那將是世界大同的唯一樣子。
一個中央數據庫記錄了公民所有的信息，包括他的車，電話號碼，親屬關系，還有更加深入的信息，比如房產，學位，學生時代的經歷，甚至還會記下他養的貓。那只貓的年齡和生日，血統被記錄在叫做寵物檔案庫的數據庫里。政府居然知道這只貓是否注射了育苗。這一切的信息存儲在一個叫做X-way的數據庫中，出于安全考慮，人民不知道這個數據庫的位置。
如今每個人民都被分配了一個身份標識，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網絡上完成，看病時不在需要被反復詢問病歷，因為醫療歷史已經在政府的系統中。當你需要伴侶時，政府同樣可以通過電子配對系統，賦予你一個靈魂伴侶。因為政府知道每個人在每一個角落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婚姻登記必須現場進行，人民必須到婚姻登記處表達彼此的愛意和承諾，這除了是上帝賦予人的神圣權利，也是一種心靈的需要。除此之外，政府可以幫助人民足不出戶完成所有事情。
這個系統仍然在茁壯成長，現在已經進化到允許境外的人們不踏入這個國家，就成為愛沙尼亞的注冊公民，他們叫做“電子公民”。現在通過這個系統注冊的新增人口已經超過自然分娩的數目。
這一切的背后，是一個叫做ccdce的中央集權計算機，每一串奇怪的字母背后，都有一個沒人知道的神秘力量，這個力量統治著愛沙尼亞人。
多年以前，這里只有kgb。
愛沙尼亞在上個世紀中期是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一員，名義上不是被侵略國，而是老大哥的小兄弟。蘇聯對塔林的控制是隱秘的。在維魯酒店那永遠無法到達的頂層，克格勃、內政特工組織，無聲無息地隱匿其中，監視著一切可疑的東西。從這里為起點，無數電話線四散開來，曲折穿行，最終在床腿、吊燈、淋浴噴頭這些無人察覺的地方埋伏下來，等待被可疑的談話喚醒。秘密辦公室中有兩部電話，一白一紅，白色可接通酒店的所有下級部門，紅色聽筒的另外一邊是愛沙尼亞黨總書記。維魯酒店是波羅的海地區最高級的場所，一個繁華的小城市，東西方兩個世界人們在此匯聚，當時的蘇維埃就是通過這些窗口警惕地觀察西方世界。
如今維魯酒店的頂層是戰時博物館，對那些愿意花上十五歐元聽間諜傳奇的游客們開放。導游們深諳此道，從電梯口就開始躡手躡腳，輕言細語，好像那些針孔竊聽器還在發揮作用。傳奇經不得仔細觀察，如今克格勃的遺留之物只剩下一些賬本，幾件軍服，還有幾部轉盤式電話機。導游面露驚恐，信誓旦旦地告訴我們，“那里面確實有蘇聯的反監聽設備呦，這種技術至今也沒有科學家能夠破譯，真是可怕。”，然后鼓動我們手持電話聽筒拍照留念，做為講解的結束。
倒是有塑封起來的幾份報紙，記載了當年的重要事件，蘇共總數據的勃列日涅夫的頭像赫然印在頭版顯要位置，文字中我認出了“領導”，“偉大”幾個字，其他內容看不懂也不再要緊。
與間諜們乏善可陳的故事相比，有這樣一群情報工作者，她們在維魯酒店留下了實實在在的痕跡。 她們名義上是維魯酒店的各類工作人員，背地里是內心堅定的蘇維埃內政保衛人員，她們搜集西方人所有可疑舉動，向上匯報，獲得嘉獎。這群愛沙尼亞大媽其貌不揚，身材臃腫，這些恰恰是這項工作所需要的最基本素質。在每個樓梯的黑暗拐角，每扇緊密的門外都有她們機警的目光和敏銳的耳朵，深藏在圍裙下的本子上面事無巨細地記著所有她們感興趣的事情，那些事情是那么的可疑，必然暴露了某種危險的密謀：一個英俊芬蘭人的爽朗笑聲，那個風騷美國女人的調情。如今這些內容，陳列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維魯酒店的頂層博物館中，足以值回十五歐元的票價。
這個城市在中世紀之前的歷史已經被抹去，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和貴族精神在這里共存，塔林的人有著執拗的驕傲，從取回主權的那一天起，他們就努力重新回到世界前列。老城外的森林掩映中，遍布是新經濟的辦公樓和銀行摩天大樓，到處都是建筑工地，一座座玻璃建筑拔地而起，像一圈黑色的樁子，將老城圍在中央。越往城中心走，地勢越高，沿途經過當年的商人公會，市場，普通老派人生活的叫做“下城”的區域。山頂叫做“上城”，有教堂，有市政廳和一切讓過去人民仰望的東西。
在上城最高處的地方，有一個平臺，用大理石砌成，如今已經被磨得光滑的像鏡子。趴在平臺圍欄向下望，能望見整片下城的屋頂。那些紅色的瓦片有些未經修繕，可能還留存著中世紀的雨水。
每家的屋檐最高處都嵌著一只金屬打造的公雞，正面金黃，背面烏黑，叫做風向雞。它們被用來判斷風向和風速，指導晾曬。在有風的天氣里，雞頭雞尾抖動不止，像準備上場的斗雞。就在這里，我又遇見了彼得，彼得那黃橙橙的光頭很難讓人忽視。他終于回到家鄉了。據他說，當時這座山頂還沒有這么規整，也沒有這么多的海鷗。現在這里游客如織，海鷗們有足夠的寵愛，關注和食物，讓它們在這里度過二十年的壽命，然后在青石磚上留下潔白的印記。那時圍欄外那棵長在懸崖上的樹還沒有這么高，當時還只是一棵樹苗，膽子大的年輕人會坐在上面，像騎馬一樣，向整個塔林沖鋒，這種行為會給身邊的姑娘帶來勇敢和浪漫的錯覺。彼得也騎過樹。當時他和女朋友如膠似漆，享受著因著社會動蕩變得更加濃烈的愛情。但這一切沒有結果，彼得在那個幾百萬人牽手橫跨三個國家不久之前，舉家離開了這里。他并沒有對愛情進行適當的告別，就跑去了西歐，成家生子，再也沒有回來。我在心中渲染著彼得那刻骨銘心的愛情，可鄙地斷定，彼得之所以從未尋訪故鄉，是因為他始終受著往日戀情的折磨，在相距不遠的西歐，他把自己催眠成了一個背井離鄉的人。如今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他終于重新回到了這里，一定是因為他的舊情人已經離世，他借著一種無需面對的輕松和懷舊的借口，重新回到了這里。現在他可以安心的做一個懷舊的人了，這真讓人傷感。彼得在山頂的小廣場上兜著圈，摸遍每一片石頭，最后來到了當年他們的小團伙嬉鬧的墻邊，多年以前那面墻仿佛隨時要癱倒，磚塊裸露在外，有蜥蜴鉆進鉆出。如今它平平整整，為了迎合游客的心理被刷成了粉色，上面用廣告中常見的那種字體寫著：“過去的時光”。彼得看到了這句話，黯然神傷。仿佛這句話為為他這么多年的漂泊畫上了一個終結。那一瞬間，他福至心靈，心中涌起“時間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諸如此類的感嘆，可他不是詩人，他的感嘆沒有如此文雅，可那沒有什么區別。
我又在這里最后一次和彼得告別，這一次我沒有費力地想一句高明的話，他也沒有說話，只是對我笑了笑，我感覺他鼻頭發紅，眼中漫起霧來，我寧愿相信那源自故地重游的感慨。我們相視一笑，就再見了。
我從海上離開愛沙尼亞，在一個陰云密布的下午。輪船碩大無比，共分七層，下面整整三層用來堆放汽車和貨物。向上是客房，然后是賭場和餐廳，最上面一層有一個小的舞臺。我這時躲在這舞臺的一個角落里，抿著咖啡，回復力氣，身體暖起來了。地毯下面傳上來擲色子的聲音和人們的笑罵。窗外烏云翻滾，又低又厚，海水陰暗無比，只留了一線空間，讓船繼續前行。樂隊上臺了，他們剛剛被從酒桌上拖下來，吉他手的電吉他頭朝下斜挎在身后，兩手還在和襯衫的第二顆紐扣做斗爭。貝斯手兼主唱短促地吐出了幾句愛沙尼亞語，氣息紊亂，為了喚起人們的注意。他們都不再年輕，身材已經發福，長久以來，奔波的海上生活和酒精，將他們永遠困在微醺和疲憊當中。
沒人留意他們，船頂不是那么寬敞的空間里，堆著二十張桌子，椅子幾乎都是空的。真正想要快樂的人，早就聚集在下面的餐廳和賭場了。舞池上方吊燈碩大無比，幾乎貼到地板上，吊燈繁茂無比，掛滿了已經發黃的水晶珠子，燈光在逃離吊燈的時候，闖過這無數的水晶球，打散變淡，墻壁上，像稀薄的海浪。光路之中，有塵土上下起伏，如水母。地毯一派老式腔調，花紋來自這艘船第一次下水的年代，已經模糊不清。舞池中央地板光滑無比，那是人聲鼎沸年代留下的痕跡，人們的舞步給地板拋了光。音樂響起，正適合小睡一會兒，他們唱的是分不清年代的歌謠。懶散，傷感但并不矯情，幾十年前的歌都是這個樣子，或者是說其實年前的歌在經過了幾十年后都是這個樣子。茶葉沖泡次數多了，露出點枯黃的的痕跡。我醒來的時候，陽光刺眼，波羅的海的陽光正從玻璃舷窗直射下來。音樂已經變成了爵士樂，如果所有搖擺的音樂都叫爵士樂的話。不高亢，不低沉，永遠在搖擺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左搖右擺，水母變成蝴蝶，上下飛舞。那個喝醉的吉他手已經不再歌唱，單純演奏，翻來覆去的連復段，在這重復無數遍的背景音樂之中，他除了手指以外，其他的部分早已睡著——到了跳舞的時間。
暮年舞池上只有一對老人，他們與其說是依偎，不如說是互相支撐，緩慢移動。他們眼角充滿皺紋，閃著喜悅的光頭，花白頭發隨著音樂上下顫動。開始的時候略顯拘謹，他們知道自己是整個暮色沉沉的船艙里唯一活動的人，這會成為人們的焦點。他們跳了一曲又一曲，歡快地喘著氣，從小心翼翼，變得大開大合，那個紳士不停地把女伴甩離自己，又拉回，好像是一場告別緊接著一場重逢，他們昂頭挺胸，在笨拙中保持著莊嚴。他們獨自擁有了波羅的海上這一小片舞臺。
搖擺舞曲接近尾聲的音符中，男人將女人的手高舉，她的女伴以頭頂的手為圓心，旋轉一圈，她心中的紅裙子在旋轉中高高飄起。曲子停了，二人相對點頭微笑，在空中做出舉杯的手勢，輕聲交談，然后雙掌相擊，緊緊的握在了一起。我想起了彼得，想起了跨越國境線時的歌聲，我給布萊恩準備了一個絕妙的曲名，“致過去的好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