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環相扣，就像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樣，真是十分有趣。就在這環環相扣中羅馬人的民族性格逐漸形成羅馬人重武重農重商重宗教。

羅馬城起源之出就與軍事征服和；掠奪人口，財富土地密切聯系。這些粗獷的農民平時農耕，但在需要時就化身軍人馳騁疆場，雖說看重土地的農民一般具有保守性，但是羅馬農民似不受這些限制而是變成了一個在樸實的背后開放進取。

他們熱衷于軍事征服，戰爭給他們帶來了很多實在的利益，而羅馬能夠較順利一是與它自身力量強大有關。在此，我還想到，在王政時代對人口擴張政策有利于向共和國乃至帝國轉變。亞里士多德心目中理想城邦人口數是有限制的。

他指出：“凡是以政治修明著稱于世的城邦，都會對人口有所限制，因為這樣會方便維持秩序與滿足供養。”②人口增多乃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與其限制，不如順應，想想怎樣才能更好的兼容這些人口，羅馬在這方面可謂大膽和預見性。而亞里士多德已經知道城邦局限性為什么不順應發展，相反局限怎樣挽救日益衰微的城邦呢？

再個與它采取政策有關。它拓展的疆域很多文化民族不同。我不清楚羅馬人對被征服地人采取的開放包容政策是由于羅馬自身的開明開放還是羅馬自身之初力量小難以同化這些異邦人而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宗教和習俗，給他們自治權，市民權以爭取民心減小阻力，后來沿襲成一種習慣政策。

歷史證明這是有效的民族政策，既減少了后期因治亂的成本又傳播了羅馬人的種子。比馬基雅維利對征服一個習慣于自己習俗和法律的做法要么全數消滅要么親自駐扎的方法豈不省力許多？王政時代還建立森度里亞組織，按照財產平等規定兵役，創立森度里亞大會為新的民眾大會，這樣一來，更適應了羅馬對外擴張和戰爭的需要，體現了新的按比例平等的原則，使舊的氏族體制逐漸解體，許多外來移民獲得公民權。

? 在那個時代，市民權以及公民權的資格是很嚴格的，像古代雅典和斯巴達或許自身優越性心理，對外征服的平民就較嚴格，其公民權以血緣授予在極少數情況下才給予外邦移民公民權，而斯巴達為了安全防備將被征服者變成農奴和封閉自己城邦，干涉經濟與藝術等活動，而變成一個軍營式城邦。但羅馬卻在這些方面比雅典等要開明的多。其實，羅馬市民權一詞在當時是包含了權利和義務兩個方面的意思。擁有市民權的同時還需承擔相應的義務：服兵役，這樣無形中又增加了兵力。曾在一關于羅馬的節目中看過這樣一段話：正是因為羅馬的這種開放精神，使羅馬不斷有新的成員加入，就像不斷輸入的新鮮血液一樣，使羅馬總是充滿活力。也正是因為羅馬的這種活力使羅馬一次又一次地從危機中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