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孤獨行者的精神堅守
? ? ? ? ? ? ? ? ? ? ? ? ? ? ? ? 【深圳】何良
一、“理智是一切知識分子的生命線”
? ? 在《我的精神家園》一書中，王小波用犀利、幽默、詼諧的語言，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生存現狀、文化心態和學術價值觀等方面進行了深刻的解剖，也反映了他作為一個自由思想家的獨特個性和學術風格。（引自王小波著《我的精神家園》，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1997年6月版）
? 王小波在他的《知識分子的不幸》一文中指出：“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認為不理智的年代必然摧殘有理智的知識分子，他把“理智”看作“是倫理的第一準則”，認為理智“是一切知識分子的生命線”。他舉二例十分生動：“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 。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縱觀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歷程，我們怎樣去理解王小波的這一思想表述都不會過份。事實上，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常常生活在前人營造的思想監獄或牢籠中，同時又在很多時候有意無意地營造著王小波筆下的那種“思想監獄”，這其中當然既有“不理智的年代”的原因，也有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出現這種狀況都將是時代的不幸和社會的不幸。
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很脆弱。幾千年來的文化傳統和知識分子的生命歷程，形成了他們的追求理想、充滿浪漫和精神脆弱的文化心態；浪漫的美政理想與步履唯艱的施政現實的矛盾令他們擺脫不了心靈深處的失落和痛苦。在欠寬松的社會文化氛圍和政治環境中，他們最大的痛苦莫過于無法真正駕馭自己的思想，但他們要活下去。活下去對他們來說必然伴隨著一種精神人格的追求與肯定。這種精神人格的靈魂就是“道德批判”和人文關懷。
所以，在封建的傳統文化氛圍和專制的政治環境中，人文知識分子要“象樣地”活下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這里，“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的封建士大夫治學治身治國的古訓，不能不說是受到了一次莫大的嘲諷。
二、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
王小波說：“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于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當神學家，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圣人）。……但卻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弄得不好，……常常會害到自己。”這一段話，將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和精神人格及其所處的社會文化氛圍，描述得酣暢淋漓。當然，作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王小波短暫幾十年的喜怒哀樂，以及他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憂患和人文關懷，都無不反映了他從自由人文主義的角度“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
其實，從促進社會文明與發展的角度看，知識分子對社會充滿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以及他們想當傳教士甚至“至人、神人、圣人”也沒有什么不好，應該說是多多益善。幾千來的中國，從孔夫子到封建士大夫和文人學士，他們周游列國，好為人師，只不過是反映了他們憂患社會、關心時政，對社會文明表現出一種社會倫理精神而已。也只不過是他們對自己所篤信的理想和信念以及學術成果的一種自我肯定罷了。更何況，社會憂患意識和歷史使命感并不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專利”。若說“想當”什么，若說“天下己任”，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確實有值得驕傲的優良傳統，但是不能不承認，現今的我們對這一傳統的發揚是很不夠很不盡人意了。即使是“好為人師”、言必稱“天下己任”或想當神學家、牧師的知識分子，其實也不是多了而是嫌少了。
不是有人說目今商品社會“物欲橫流”、“價值旁落”和“道德滑坡”嗎？那么，知識分子更應該理直氣壯和毫無顧忌地站在時代大潮面前，自覺地憂患社會和批判時弊，自覺肩負起“天下己任”的道義使命。至于知識分子在憂患社會和批判時弊的同時，是否都非得要扮演一副“牧師”、“神學家”和“至人、神人、圣人”的角色，這實際上并不重要。它只不過是知識分子的某種傳統嗜好或怪癖而已。若說這其中多少染點“中古遺風”的特色，那么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罷了。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確確實實常常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和不甚開明的政治文化氛圍之中，以致于他們總是因為那些歷史重負、傳統嗜好或怪癖而遭滅頂之災。
所以，王小波“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的一句吶喊，可謂字字鏗鏘。而且喊得那么勇敢那么毫無顧忌。這一吶喊對于人文知識分子命運的警醒意義多么重大。尤其是對于哪些只知道思想的樂趣，而不知道思想的痛苦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的警醒意義更是不可估量。
三、一個孤獨行者的人文情懷
作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王小波所研究和涉獵的是一些充滿人文關懷、社會憂患和道德批判的領域，他的不少研究成果不但個性鮮明、鋒芒畢露，而且風格獨特、語言幽默，具有很強的藝術魅力。他常常在他的文章中對一些文化現象進行尖銳的有時甚至是點名半點名的批評，這種大膽和坦誠是很值得提倡的。
讀王小波的作品，我們常常為他的幽默詼諧的語言魅力所折服。不論是他的隨筆、雜文還是小說，他都敢于坦露心懷，能夠直言不諱，尤其是在他的小說中，他選擇了幽默、反諷、浪漫以及近乎荒誕的表達方式，大膽地追尋自我，自由地享受自我體驗的樂趣。如在洋洋31萬字的情歌式長篇小說《黃金時代》中（引自王小波著《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花城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版），他無所顧忌地、瀟灑自如地駕馭文字于性愛小說的禁區，象在充滿月光的院子里乘涼一般地與讀者開懷暢侃有關性文化方面的故事。這種近乎離經叛道的寫作膽量，也許連寫《廢都》性愛細節時也要小心翼翼借用小方格省略號的賈平凹先生也自嘆不如。王小波在寫主人公王二或“我”的大量自傳性的回憶、自述和對話中，深入淺出地將人性、性愛和知識分子在政治年代的種種遭遇、文化心態和價值取向描寫的淋漓盡致。因此，讀王小波的作品，我們不僅僅可以通過他那獨特的語言表述能力和作品生動的故事情節而得到一種閱讀的快感，而且還能從中領略到他豐富的學養、深刻的哲理和自由的人文主義思想。
當然，王小波也是一個凡人。從他的學術思想和理想信念中，尤其是在他有些充滿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的作品中，我們甚至也有可能對他的有些大膽直露的行文和表述產生某種錯覺或誤解。但是，作為一個思想者，他的治學精神、憂患意識和道德批判精神，無疑也代表了我們當代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的追求。他不是為做學問而做學問，他時刻將自己的研究視野放逐到大社會大時代的背景之下，真正履行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和道義責任。而相形之下，我們時下有些人文學者總是無法擺正自己治學論道的位置，總是無法使自己及其學問根植于社會和人生的深壤之中，要不就是空談泛論，完全地脫離實際；要不就是唱高調或發牢騷，趾高氣揚或杞人憂天；要不就是百般媚態奴性十足,一副無腦人的市儈樣。這種既想治學論道而又怯于“好為人師”、既想警醒社會些什么而又不愿甘當或無法充當“孤獨行者”和時代“超人”的精神狀態，真不知是一種怎樣復雜與矛盾的文化心態？！
四、思想精英與道德精英，孰重孰輕？
? 作為一個思想界的“浪漫騎士”，王小波善于“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這一點既反映了他人格特征中追求現實與理智的一面，又反映了他思想開放與浪漫天真的一面。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若我們還一味用老成持重的心祈求盡善盡美地來處理問題，那可能令人焦頭爛額。而倘若我們用童心去理解去處理，一切便都可以簡單化。當然，這種“童心”處事，是以理想與現實、理智與浪漫相結合為前提條件的。在這里，鄭板橋的名言“難得糊涂”得到了最完滿的解釋。
在《思維的樂趣》一文中，王小波站在一個獨特的俯視平臺上，縱觀歷史，抨擊時弊，總結教訓，警醒來人。他說，“在一切價值判斷之中，……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并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這世界上有人喜歡豐富，有人喜歡單純；我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對于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想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這幾句話，表面看來很溫和很平淡隨意，但它對當今社會時弊和人生世態的批判可謂直指人心、一針見血和不留情面。王小波的作品常常是以作家的行文風格、思想家的思維方法和戰士的斗爭方式，來闡述一個深刻的思想主題，來反映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思維的快樂、幸福、孤獨和痛苦。這也許就是王小波的人格和文格魅力之所在。
總之，“思想精英”也好，道德精英也好，說到底都體現在知識分子的人格關懷和道德批判等方面，如果說思想精英應重視創造精神財富的話，那么，道德精英在創造精神財富的同時，更應發揮其保護精神財富穩定社會秩序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