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讀王陽明，也喜歡逢人就跟人聊王陽明。說實話，主要是因為現在社會上很多人講王陽明，有一部分人講得實在是不咋地。

很多人讀王陽明，糾結的是他說過什么話，做過什么事。當然，如果要問我們究竟要不要了解王陽明這個人，我也認為當然是要的。但是如果僅僅局限在對王陽明著作和傳記的了解這個層面，也許就是孔子說的“學而不思”了。

打個比方，現在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王陽明說過“知行合一”四個字。這四個字沒有問題，意思也很好理解，不需要多少解釋也能明白。但他為什么要說這四個字？他又是如何去踐行這四個字的？我認為，這比這四個字原本的含義重要得多。

王陽明說知行合一，而且把這個作為他最重要的學術觀點，甚至是陽明心學的核心觀點。其背后是明代中國，整個知識分子界，知與行的不一。士大夫們口口聲聲念叨的是圣人之言，行的卻是巴結權貴、阿諛奉承的事。

當然，如果你只是看到了這個層面，然后就心生憤怒，對有明一代的知識分子投去鄙夷的目光，然后收獲自己那點微薄的道德虛榮心，那說明你讀的書還不夠深。明代知識分子的整體沉淪，跟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發展息息相關的。

蘇軾有一段對中國科舉制度的深刻反思，就寫在《宋史》里，原文是這樣的——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 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余；使無知人之明，無責 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

蘇軾的意思很明白，考試只是人才選拔的一種方式，關鍵還在于制度上能保障人盡其才。蘇軾當時說這段話，是為了反對王安石的變法的，但卻是道出了問題的根本。可是明朝的統治者不聽呀，把科舉制度發展到非常變態的情形，一方面讓知識分子尊嚴盡失，同時又讓讀書人個個變得人面獸心。

在中國古代集權制度發展到明朝，科舉變成統治者綁架讀書人，知識分子都成了披著羊皮的狼的時候，王陽明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突然對四書五經上的那些東西認真起來了。

孟子不是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嗎？所以王陽明就立志要做圣人了呀！王陽明不但敢這樣說，他還敢這樣做。皇帝派他去修越王的陵墓，他把工地上的民工組織起來，以“什伍法”分組輪班，還下令排演八陣圖。

所以再反觀王陽明，他的背后，不僅有歷史的邏輯，還有文化的邏輯。可以毫不擴張的說，從孔子到王陽明，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涵一脈相承。鑒于篇幅有限，這個話題，下次再展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