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是典型的勞動人民，但他們在五一這一天卻從沒有休息過。正相反，大約從這一天開始，他們比以往都更要忙碌。
十幾年前，我上高中那會兒，鄰鎮耿集開始種蒜，剛開始只是小規模的，因為大部分人當時還是寧愿種水稻，即使種水稻也賺不了什么錢。后來有一年，大蒜價格特別高，每斤能賣到兩塊錢，那些選擇種大蒜而不是種水稻的人紛紛因此成了村里的富戶。于是從那一年開始，種蒜成風，我們鎮上的不少人也加入其中。我父母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
其實早在九十年代，我們家就是村里少有的萬元戶了。在人民公社時期，我父親是鎮公社的拖拉機手，駕駛著鎮上唯一的一輛東方紅拖拉機。后來公社變成了政府，我父親就在外面干起了長途運輸。我出生那一天，我父親正在梁山那一帶運木頭，等他回到家時，我已經快滿月了。后來他曾說起那時的情景，他說，當時他在門外聽見一陣細微的哭聲，他以為是哪里來的一只小貓，沒想到是他的小女兒。我父親十分高興，對我也非常寵愛，我六歲以前都沒怎么走過路，出門一般都是父親抱著。我被父親慣得不成樣，一直到現在，村里還有人叫我“拐妮子”，這是我們當地的方言，意思是性情乖張、驕縱的女孩兒。
因為我的出生，我父母要養活三個孩子。這在農村習以為常，那時我父親跑長途運輸已經賺了一些錢，所以他們一開始并不怎樣吃力。但幾年后，我父親因為疲勞駕駛，于一個早晨在離家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將一個在路邊撿破爛的老頭撞倒在地。他因此失去了一顆走南闖北的心，回家老老實實當起了農民，我們家的經濟情況也“一撞”回到了解放前，負債累累。
我母親二十八歲經人介紹認識了我父親，那時我父親二十七歲。他們都是因為窮，才等到了晚婚的年紀。我母親十四歲時，我外公因病去世，我外婆是那種不大會做家事的人，不會做衣服，也不會做鞋子，我母親幾個孩子在最冷的冬天腳上只穿著一雙草鞋。作為五個孩子中的老大，我母親挑起了家中的一切，在弟弟妹妹成人之前，她并不能安心嫁人。我父親比母親還要慘一些，還在襁褓之中時，我爺爺就死于一場礦難。我奶奶脾氣古怪，雖然是最小的兒子，但她最不待見的就是我的父親。
從小到大，我父母都吃足了生活的苦，所以對于重新返貧這件事他們大概也覺得沒什么。他們什么也沒有對我們三個孩子說，我們也沒有從日常生活中察覺到什么異樣，吃的穿的都和往常一樣。直到后來，母親帶我去小舅舅家還錢，我才知道家中的這場變故。我母親常說，人有兩只手一張嘴，而不是一只手兩張嘴，可見老天爺還是仁慈的。我母親很能干，會種地、會做衣服也會給我扎各種辮子，一雙手布滿老繭。但即使是在農村，種地也是最和賺錢沾不上邊的事情。年輕人寧愿外出打工，把青春消耗在車間流水線上也不愿回家種地。即使在農業稅取消的這些年，我們家在種地上的所有所得也不過是溫飽而已。
大蒜是個好東西，它讓一批人致了富，讓我父母看到了希望。
但在種蒜的第一年，我清楚的記得那正好是十年前，這種希望就落空了。那一年種蒜的人太多了，多走到哪都能聞到大蒜的味道。物以稀為貴，村民們書讀的少，不了解供求關系，但是也懂得這個道理。可為了錢，仍然有人愿意賭一賭。大蒜收獲之后，蒜價持續走低，低到讓人們賠光了所有從它身上賺到的錢，還嫌不夠。在大蒜收獲之后的幾個月，我父母一直堅信蒜價還有回升的可能，但他們的這種樂觀過于盲目，毫無科學依據，最后終于敗給現實，被迫將大蒜以三毛錢的價格半賣半送賣給了來村里收蒜的一個山東大胡子男人。
我母親因此曾咬牙切齒地說，以后再也不種蒜了。但她自恃不是君子，說過的話從來不算數。從那一年開始，她種了十年的蒜。只要某一年蒜價下跌，她就會把曾經的誓言拿過來說一遍，我想她口中的“以后”可能真的只是“以后”。
但無論怎樣，種蒜確實比種糧食要賺的多。當然，也麻煩的多。
記憶最深的是我高考結束后的那個暑假。因為沒有了升學的壓力，在那個夏天，我成了家中的一名勞動力。勞動的對象當然就是一頭頭剛從地里挖出來的大蒜。為了讓它們的品相看起來好一點，我要用鐮刀先把蒜頸和帶泥的蒜須削掉，這是個很簡單卻很吃勁的動作，要義是準，如果不小心削到了別的地方，讓蒜頭帶了“傷”，那這頭蒜的“身價”就會大跌。我母親說，這一頭頭的大蒜將送我走進大學的校門，所以鐮刀一定要拿穩。我坐在房間里，每天唯一的任務就是重復這個簡單的動作，被我“加工”過的大蒜放在我的左手邊堆成小山，右手邊是更多的“等待加工者”。我母親和我一起，動作嫻熟老練，我們偶爾說說話，大部分時間沉默。在不知道多少次重復這個簡單的動作之后，我終于體會到什么是“真累”。那和徹夜學習是兩種累。學習再累，躺在床上的時候想想將來心里是滿足的，而體力活的“累”，是在任何能躺著的地方倒頭就睡，什么也不想。
加工完的“大蒜”只剩下了蒜頭，經過一個夏天的晾曬，這些蒜頭中的水分被充分蒸發，它們變得更輕盈，裹著蒜瓣的皮干干脆脆。但它們仍然不能就這樣被賣出去，因為還有最后一道程序—分級。分級器就像一個個大小不一的圓環，我拿著它們，將蒜頭按大小分成一堆一堆，然后賣出不同的價錢。
在那個夏天快要結束的時候，我的蒜頭還沒有加工完。有幾次我很想哭，我已經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但我還要坐在那里干著仿佛永遠都干不完的活。
我媽常常說我“虛”，她覺得我的累是虛的，是被我自己放大的，因為她干了超過我兩倍的活，卻依然有力氣每天為我們準備飯菜，在睡覺前把家里的水泥地再拖一遍。
雖然我父母比較能干，但其實他們在賺錢上都沒有什么天分，即使是在“蒜你狠”的年份，我們賺的也總不比別人多。我父母牢記第一年種蒜的慘痛經歷，每次總是早早將蒜賣掉，然后對著漸漸漲起來的蒜價不以為然。“要是跌了呢？”我父母總是這樣安慰自己。我父親上高中的時候一直在修運河，我母親小學只念到了一年級，他們是絕不可能讀過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的，但阿Q的精神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都貫徹的非常好。
在這一點上，我三舅舅就精明多了。
我母親的娘家在鄰鎮耿集，除了我大舅舅住在城里，我其余兩個舅舅都住在耿集。耿集以前是個鎮，但在我上小學的時候不是了，它變成了我們鎮的一個辦事處。為此，十個耿集人中有九個都是不服氣的，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砸了停在我們鎮政府前的兩輛車，聽說其中一輛屬于當時的鎮長。學生們也義憤填膺，三五成群的跑到我們的學校來約架。但他們只和低年級的約，揚言要找回失去的尊嚴。
在十年后的今天，這種尊嚴已經找回來了。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耿集的大蒜種植規模遠遠超過了我們，不僅如此，耿集人還建立了大蒜市場，在沿街的道路兩旁蓋起了一個個方方正正的冷庫，專門收蒜，然后出口到我父母活了幾十年都沒去過的地方。他們已經不砸車也不找我們約架了，他們在等著我們將分好級的大蒜拉到他們的市場去賣掉，然后當面付我們錢。
我三舅舅沒有冷庫，但他在村口搭了一個大草棚，里面摞滿了白花花的大蒜，一袋一袋，堆得很高。三舅舅每年會花上五個月的時間待在這個草棚里，他給的價格還算劃算，所以村里的人都愿意把蒜賣給他。三舅舅是個特別不著急的人，他總是喜歡把收來的蒜等到最后再賣掉，那時新一年的蒜苗已經在地里破土而出。大部分情況下，他能賣個好價錢，但是有兩年，他從大蒜一塊八錢的時候等到了一塊錢，他還想再等等，結果在一個陰雨不斷的日子里大蒜全都發了芽。
我母親說，我三舅舅不著急的個性在他年輕時就非常明顯了。
那時我外婆家的條件已經比以前好了許多，三舅舅還在鎮糧管所上班，每天騎著一輛老式鳳凰牌自行車，意氣風發。很多人鍥而不舍的給他介紹女朋友，都沒有成功。他睡覺時枕頭底下塞滿了人民日報和半月談，他的睡眠質量很好。后來他相中了一個長頭發的姑娘，兩人談了一年，姑娘有了別人的孩子。在所有人都為我三舅舅著急的時候，他依舊每天在那里看人民日報，睡得很早。又過了幾年，他遇到了了我舅媽，然后有了兩個孩子。
我舅媽是個個子不高、微胖的女人，走起路來左右搖擺，嘴角終日上揚。同時她也是個信仰特別堅定的人，她不知道在什么時候加入了一個類似“全能教”的神秘組織，經常不說一聲就消失，
三舅舅和三舅媽在一起已經超過十五年了，他們感情不算太好，有兩個孩子。我兩個表弟，長到六歲，做飯就已經比我好吃了。
干起收蒜的生意以后，三舅舅常常在草棚一呆就是一整天，有時三舅媽會過來送午飯，有時不會。
我們談到三舅舅時，會說，三舅舅現在應該已經是個百萬富翁了吧，可那又怎樣呢，他身邊有個三舅媽。
我二舅舅也收過蒜，但他運氣不好，第一次就賠了十多萬，那是他好幾年的積蓄，所以他以后再也沒有動過收蒜的念頭。
今年，我們鎮上開了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KTV，開業前三天全場半價。我母親不知道ＫＴＶ是什么，于是我們幾個孩子就請她去唱了一次。我母親很興奮，去之前特地換了一件平時不穿梅紅色呢子大衣。那天，我母親唱了很多歌，《我愛北京天安門》、《唱只山歌給黨聽》、《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是她沒出嫁前在生產隊唱過的歌。她識字不多，調子也完全不對，有時音樂停了她還在唱。但她唱的很好，房間里氣氛高漲，在街上都能聽見她的聲音。
快結束的時候，我對母親說，有時間我帶你去北京看看吧。
第二天，我聽到她對我父親說；女兒要帶我去看天安門，等蒜賣完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