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成功的往往是“學渣”?

微思考


在中國的教育界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成才學生中,占較大比例的往往不是“學霸”,而是當年學習并不那么出色的學生,甚至是“學渣”。對于這個問題,曾有過這樣的解釋:“這是社會規則異化造成的畸形現象,優秀的人總是懷才不遇。”然而經過我們仔細研究之后卻發現,這并不成立。真實的原因是,“學霸”的優異成績所帶來心理優越感和由此固化的某些潛意識會與社會主流規則和趨勢之間存在著某種沖突和背離。今天,微思考就來和大家深挖一下這個問題,因為這不僅有利于我們理解真實的社會規則,也有助于我們在面對下一代之時能夠樹立起正確的教育觀念。

原文解讀


作為從考試中摸爬滾打走出來的一代人,我們對于考試中的眾生相可謂再熟悉不過,其中抄襲就是最令人深惡痛絕的事情之一。明明自己經過無數努力而獲得的知識在考試中卻輕易被人拿走,心理這道坎怎么都過不去。更要命的是,可能還會有這樣一些“聰明”的同學,他們清楚地知道每個學科的“學霸”,并致力于與所有人“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甚至有時還會組織起臨時的考試“互助小組”。

假如你曾是某個科目的“學霸”,一定會被這個問題折磨過無數次,徘徊于友誼和道德之間左右為難。有時屈服于朋友的死纏爛打,有時超有正義感地喊出“幫你就是害你”之后一走了之。當然,很多人即使是“學霸”也有弱項科目,不過“寧可零分也絕不抄襲”的信念卻讓人少了不少糾結,坦然面對慘不忍睹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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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來,上面的這個情境似乎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就連成年人都經常要在道德、關系、利益、得失之間作取舍,又何況是學生呢?然而細思起來,有些東西還是值得我們花一點時間咀嚼一下。比如,

我們總是被動的接受道德塑造,但是在學生階段卻很少去想它究竟會對我們未來的行為方式造成怎樣的影響;

我們每年都在吹捧各種考試的狀元,但是國內的這些狀元后來成大器的比率卻低得可憐;

我們經常會讀到一些故事,講的都是曾經的“學渣”后來如何成績斐然,卻總也想不清楚個中原因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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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有這樣解釋:“這是社會規則異化造成的畸形現象,優秀的人總是懷才不遇。”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今天就讓我們把“考試抄襲”當作一個問題切口,好好解剖一下其背后的復雜邏輯。從哪里開始呢?就讓我們從“考試不抄襲”帶來的心理影響說起,因為我本人也曾親身感受過這種心理影響。

“考試抄襲等同于欺騙,就算拿了高分也不是你自己的”,這可能是我們很多人受過的教育。客觀來講,這種教育方式站在道德的角度并沒有什么問題,因為抄襲別人成果就像侵權和剽竊,甚至很多人會推斷說今天教授們剽竊論文的行為就是那時候的后遺癥。當然,如果我們是被抄襲者,那就是縱容剽竊,也同樣會背上道德負擔。

那么,如果我們認同并在心理固化了這種道德教育會帶來什么樣的行為改變呢?佛洛伊德對于人的行為有這樣的論斷,“人的行為并不受理性的控制,而是受潛意識的操縱。”當我們習慣了拒絕抄襲與被抄襲的思想傾向時,難免會產生這樣的一種心理認知 —— “萬事都靠自己”。這種認知沒有錯,只是不能過于偏執和極端,因為這會和當前以廣泛協作和全球眾包為基礎經濟大勢產生某種沖突。聽起來是不是感覺小題大做?

做過學霸的人很多都會有鶴立雞群、獨樹一幟的優越感,而那些頂級學霸就更是如此。其實這不難理解,別人做不出來的題目我可以搞定,“舍我其誰”的自信便會油然而生。在中國的大學以前的教育中,唯有優秀的學習成績最容易引起老師、家長和同學的青睞和膜拜。久而久之,“優等生”會對自己“獨行俠”的能力頗為自得,并逐漸地固化這個想法,但可能會帶來兩個潛在的心理問題:(1)不屑于合作;(2)不善于合作,而這兩點對于走入社會來說都是要命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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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從“無所不知”到“承認無知”讓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話,那么從“無所不能”到“承認無能”則是現代很多新型企業能夠脫穎而出的原因。

新經濟時代,任何“巨頭”都無法再包攬整個流程,相反,專注于深化自己的獨特優勢并樂于采取外包方式彌補弱勢的公司才更容易發展和壯大。而在基于互聯網全球連線的背景下,與全球各個領域最出色的公司對接不再是一個神話,而成了非常普遍的行事方式。今天,很多經營不善的公司面對的問題,都是不知道如何在諸多的職能中作取舍,而仍然采取大包大攬的方式運作。奢望都能做好,但卻一樣都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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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還不夠生動,那咱們再來思考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中國是怎么崛起的?”

假設我們把幾個大國比作幾個學生的話,就會看到這樣的眾生相。班級中有很多學霸。綜合學霸叫美國,美國有個特點:雖然綜合成績不錯,但是各科成績都算不上頂尖,不過協作意愿和能力很好;另兩個單科頂尖學霸分別叫德國和日本。他們擅長的學科都是“總體化制造”,在這個學科上,連美國都不是他們的對手。

雖然德國和日本在這個學科上非常強,但他們只愿意悶頭自己進步,對其他方面不感興趣。美國分別和德國、日本談過幫他做“總體化制造”的作業,但都被堅決拒絕。這時候,美國盯上了一個叫中國的后進分子。這個后進分子腦子很靈活,但手有點笨、做東西很糙。不過既然沒的選擇,美國又想有更多時間去玩兒,所以只能把他覺得沒意思的“總體化制造”作業交給中國完成。一開始,中國完成的很一般,但是報酬低,所以美國也就忍了,看不過去的手把手教一教。但到了后來,連學再加上“剽竊”德國和日本的中國把這份作業做得越來越好,雖然還遠遠趕不上德國和日本,但是要價低、完成快,于是美國非常高興,又把別的作業也交給中國做。

就這樣,中國以極低的報酬幫美國做著各種作業,雖然水平跟德國、日本還是沒法比,但“什么都能做”這一點卻讓德國和日本看到了這個后起之秀的潛力,甚至也偶爾找中國幫忙做些自己厭煩的科目。終于,第一年的期末考試到了,馬上要面臨考試的美國發現自己熟練的科目比以前少了很多,只能找“熟練工”——中國幫忙,于是兩人一通“互助”。最后結果是美國仍然第一,中國變成第二,德國和日本因為偏科分列三、四名。

等到第二年,學校新加了一個學科叫“互聯網”,只有綜合成績不錯的學生才能學好。結果可想而知,美國成了“互聯網”學科的第一名,而中國馬馬虎虎地得到第二名。德國和日本雖然綜合科目不行,有點掉隊,但還是希望能把“互聯網”和自己擅長的學科“總體化制造”相結合,最起碼能混個局部優勢。其中,德國更是為這個結合后的“局部優勢”起了個名,叫“互聯網總體化制造”,耳熟能詳的高大上名字叫“工業4.0”。

看到這兒,是不是有點想明白了“不屑于合作”和“不善于”合作在現代社會的后果?!互聯網時代的大趨勢是“全球協作”而不是“獨立行事”,這就要求我們養成“樂于協作”和“善于協作”的潛意識。“不抄襲,也拒絕被抄襲”在道德層面沒有任何問題,但在理念層面卻值得我們深思。

這并不是說我們應該鼓勵抄襲,而是說我們要避免機械地迷信和強調道德枷鎖的作用和意義,而忽視了那些對人成長來說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在取舍和挫折中去切身感悟對與錯背后的東西,有意識地建立自己的人生坐標。

(圖片來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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