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風雨誰評說（二）
周武王姬發，前1046~前1043年在位，姬昌的嫡次子，嫡長子是伯邑考。
據記載，伯邑考早年病逝。但我疑惑的是此名字實在太過于怪異，與其后的眾多兄弟略有不同，好似是文王姬昌的前妃嫡子，但尚無銘文史冊對此有說明考證，但似乎不太重視，僅僅在《史記管蔡世家》穿插有記載：文王“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季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看到沒有，如果伯邑考賢而聰，即便早逝，也會在后世的記載中予以褒揚的，如同《舊唐書》中對李弘的稱頌，但先秦記載恰恰沒有對伯邑考的態度。
01. ?讓我們梳理一下武王克殷的細節
前1056年，周文王姬昌去世，嫡次子姬發繼其位，號為武王。 武王姬發以滅殷興周，統領天下為己任，夙興夜寐，宵衣旰食，重用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等人，不敢懈怠。
其實，經過文王五十年的治理，到武王時，周族已經有了仰望天下的實力，為便于東線進擊，武王提前在灃水東岸建立了新都鎬京。
武王姬發準備對進擊商王朝的行軍路線進行一次操演，就在前1048年，以祭奠先父姬昌為名，率軍行至畢原，隆重祭掃了文王陵墓，然后東行巡狩，過崤函，直達孟津，巡行隊伍中，仍然載著姬昌的牌位，意思文王巡狩，并且，提前通知了擁戴岐周的四方部族共同在孟津南岸集結，以表達對于姬昌的敬意。
這次的祭掃行動，目的性非常之強：
其一、摸清東進的行軍路線和地勢山貌，并繪制成圖；
其二、岐周繼續打著周文王的牌子，借由對原“西伯”姬昌的隆重祭祀，弘揚文王的仁義，宣揚周族的威德，增強周族的凝聚力，畢竟，在位五十年，威望崇高的姬昌，至今仍然是周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其三、深度觀察北至平陽（臨汾），西至天水，南至江漢的諸方國部落是否真正敬畏周族，擁戴周族。周族的號召力、凝聚力能否達到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程度；
其四、讓商王室知道，周族此次不過是例行對已經逝去的西伯姬昌進行祭拜，并沒有其他的不軌打算，以此來麻痹商紂王；否則，你姬發帶著大隊人馬和交好的部落東行六百里到孟津來干什么了?
此次的行動，讓武王姬發明白了周族的凝聚力和對四方諸侯的號召力，并且又麻痹了商紂王，如此，為下一次的突襲行動奠定了基礎。
岐周對商王室的麻痹還是很有效的? 你想啊，如果商紂王認為姬發擬定不軌，準確判斷出了姬發的意圖，那么，作為雄才大略的商王帝辛，還會傾全國之力征伐東夷，而將空虛柔弱的軟肋（朝歌）不設防地坦露給岐周嗎? 其實，姬昌時期，乃至現在的姬發時期，周族給商王室的印象一直是謙恭低調而忠誠的，一直不辱使命，在替商王室兢兢業業駐守著帝國的西部疆域，如此，才能讓商王帝辛能夠集中力量對付帝國東南方向的隱患，畢竟，東夷、淮夷，才是商帝國的財賦重地。
再想想吧，如果商紂王知道了西伯姬發的意圖，那就不是岐周突襲殷商，而是殷商提前大規模的進軍岐周進行平叛了。
但后世記載，自然是周王室記載了，對于這次行動的真實意圖無法明說，只得冠之為“孟津觀兵”，記載的理由很是牽強，那就是武王和太公望認為時機還不成熟，為避免大動干戈，傷害生靈，則在軍隊渡過黃河后又下令全軍返回了。
牧野之戰，血流漂杵，并沒有那么高尚
預演，顯然是成功的，武王回到鎬京，又進行了精細的謀劃和推演；好了，萬事俱備，只有再待時機，也就是等待最佳的進攻時機。
武王在朝歌是有著眼線的，朝歌的消息源源不斷的傳入了鎬京，當聽到商紂王愈發獨斷專行，窮兵黷武，不聽勸諫，導致比干被殺，箕子被拘，微子出走，并且還傾全國之兵力東南平叛，王畿空虛。武王和太公望一致認為：紂王帝辛眾叛親離，更兼王畿空虛，真是天賜良機。如果快速出兵伐商，在其東征主力兵團回防之前滅掉朝歌，再揮師東進，和東夷部族夾擊殷師，則可一舉滅掉其有生力量，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如此，將實現天下易主，周興商滅。
前1046年，周武王拜呂尚為帥，發兵五萬急速東進，大軍到了盟津，西、北、南諸多諸侯也率兵匯合，武王在盟津設壇祭天，并發布《牧誓》傳告天下：
此次伐商，替天行道，代天懲惡
誓師典禮結束，武王大軍浩浩蕩蕩地殺奔商都朝歌，一路上勢如破竹，很快到達牧野，雙方軍隊就在牧野展開了決定天下命運的大決戰。對于岐周聯軍的宏大氣勢，《詩經》記載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毫無懸念，商紂王帝辛因帝國的主力軍團當前都在遙遠的東南，回防已然不及，只得征召國都的剩余國民，并打開牢獄，將所有的罪犯、俘虜全部武裝，稍作訓練，就匆匆開拔到牧野前線。你想吧，這樣臨時組合的軍團，能夠有戰斗力和戰斗意志嗎? 壯壯聲勢還行，打仗，絕對是不行的。
果不其然，在岐周聯軍的強力沖擊下，商紂王臨時組建的軍團瞬間土崩瓦解，紛紛向后逃跑，甚至和商紂王的督戰衛隊發生了戰斗，這就是歷史上的‘倒戈’，殷商軍隊死傷無數，"血流漂杵"，征伐，演變成了一場追擊性屠殺。
紂王看到大勢已去，則退回朝歌，登上鹿臺，引火自焚。
武王入城來到鹿臺，看到紂王的尸體便連射三箭，并砍下紂王頭顱，懸掛在宮廷外的白旗下示眾。紂王的兩個寵臣惡來、費仲也被斬首，這應該是表示勝利和懲治罪惡的儀式吧!
攻克殷都朝歌后，周武王和太公望“一鼓作氣追窮寇”，聯軍兵分四路，向東南進發，繼續征討商的東線軍團。其實，隨著朝歌的陷落，東征的王師也成了無根之木，倒塌是必然的，商軍不但得不到給養，又突然兩面受敵，大部潰散，史稱聯軍追逐商朝大將蜚廉于海濱而殺之。
02. ?天下易主，竟開啟了箕子朝鮮的歷史
簡要的說，就是當前的朝鮮半島，在三千年前的商代，還是土地貧瘠，人口稀少的原始狀態。恰逢武王克殷，以周代商，而商紂王的叔父箕子，從感情上不愿意做周王室的臣民，也知道恢復商王朝已然沒有希望，就帶領商國遺民五千余口，一路向東，到達了今朝鮮半島北部，和當地的民眾和平相處，并把從商朝帶來的先進禮儀、文化和農業、礦冶、紡織技術廣為傳授，深得人心，因此，被推舉為國君，建立了箕氏王朝。
據說，箕子帶領商朝遺民到了今朝鮮半島，繼續往東，這時候東邊已經是大海，無法再東行。箕子認為，這是天下最東方位了，商族即來源于東方，在這里安家，正是秉承天意，遂決定停駐，命名此地為“壤”，意思是“完成”。
周王室穩定了天下，分封諸侯，感念箕子的仁義，順水推舟，封遙遠的箕子為“朝鮮國君”，侯爵，以體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名義上，好似箕子朝鮮是周王室分封的“侯國”，實際上，箕子是領受的，《史記》記載：“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不過《史記》上還記載了一次箕子回到中原見周天子的經歷，當經過殷商的故地，看到華麗的宮殿已經成為廢墟和農田，感慨至深，作《麥秀之詩》：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詩中所說的“狡僮”，指的就是商紂王。
字里行間，表達了箕子對失去商王朝的遺憾和無奈。
箕子，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大名鼎鼎，很有些名氣的，父親是文丁，哥哥是帝乙，而侄子就是有名的商紂王帝辛，后世的孔子將箕子、微子、比干，稱贊為“三仁”。
據記載，箕子朝鮮強大的時候，弱小的鮮卑部落曾臣服箕子朝鮮。戰國后期，箕子朝鮮衰落，疆域縮小，成為燕國的附庸；大秦統一天下，又被迫成為秦的“海外藩國”。
前194年，持續了千年的殷商余脈箕子王朝，被大漢的燕王盧綰手下將軍衛滿率千人的軍隊推翻，建立了“衛氏朝鮮”，并把勢力擴張到半島以南。
衛滿，姬姓，衛國公室之后，逃到朝鮮后，國君箕準把西邊的部分國土封給他駐守，并封為“博士”，希望在戰亂期間作為朝鮮國的屏藩，如同后世的劉表、劉璋收留劉備，給予地盤、物資，希望能夠助力一般，不料竟引狼入室，衛滿在羽翼豐滿后，召集不斷涌入的中原流民武裝，一舉攻入平壤。
前108年，漢武帝出兵滅掉衛氏朝鮮，《史記·孝武本紀》載：“其明年（公元前109年），伐朝鮮。”在朝鮮半島中部和北部設置了四個郡，分別為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臨屯郡，屬幽州管轄。
03. ?因箕子朝鮮，說一下被攪渾概念的高句麗
現在的人們，總是將高句麗和十世紀在朝鮮半島出現的高麗政權攪纏在一起，好像高句麗就是高麗的前身一樣，其實，這是錯誤的歷史觀點，高句麗是華夏東北地方政權，在唐朝就已經滅亡了，而高麗，則是朝鮮半島政權。
高句麗，是西漢時期的前37年扶余人朱蒙建立在遼東半島的原始部落割據政權，主要為東北的扶余人，國界與更北部肅慎族相接。西漢、東漢時，在遼寧一帶；三國時，遷移至吉林；南北朝時，又遷移到平壤。不斷的向東遷移，主要是避開強大的中原王朝和遼東的鮮卑地方勢力，西漢至東漢數百年間，一直由玄菟郡管轄，長期稱之為高句麗縣。南北朝以后，中原戰亂不斷，中原政權對遼東的管轄削弱，高句麗進入鼎盛時期，開始脫離了中原政權而自立，其疆域為遼東半島大部，朝鮮半島南至中部地區。唐朝高宗時，668年，被滅國，其遺民大部分融于東北的靺鞨族（最早的肅慎族），少部分融入了契丹或融入了朝鮮半島。
04. ?周滅商，不能說沒有僥幸的成分
前面我們說過，姬昌，就如同后世的曹操，一生侍奉大漢，從無心，到有意，自己始終愿為大漢的臣子，卻給曹丕留下了一個帝國的財富。其實，三千年前，姬昌為武王姬發留下的家底和人望，也是非常豐厚的，足以逐鹿中原；武王姬發沒有其父姬昌對商王室五十年俯首帖耳的情感負擔，一心要君臨天下，所以，瞅準時機，趁著商王室的精銳大軍遠道東征，無法及時回援之時，奇兵奔襲，經“牧野之戰”，一役而滅商，繼而挾勝東征，和東夷盟友東西夾擊，擊潰了商王室的東線兵團，戰線直至東海之濱，至此，天下初定。
周滅商，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一役而定天下，但急而猝，總有僥幸投機的成分，畢竟，“牧野之戰”前，商王朝的軍事實力是遠勝于岐周的，控制的地域和人口也是岐周不能相比的。
此次滅商戰爭的經典，在于岐周事先獲取了商王朝準確的軍事和經濟情報，利用其王畿空虛，東征軍團戰線過遠，無法回援而果斷出擊，破朝歌，滅商王，毀掉了商王朝的指揮中樞。更重要的，是岐周聯軍乘勝夾擊沒有了國君和根據地的東線軍團，一舉殲滅。這和八百年后，周滅于秦之前，就已經茍延殘喘、氣息奄奄了數百年的情勢截然不同。
我們試想一下：假如商王室征伐東夷時王畿留下了數量相當的衛戍軍團，假如東征軍團回防及時，假如紂王帝辛親自帶領東征軍團出征，那么歷史就不一定了，至少可以肯定，周武王姬發肯定忌憚不已，將不會發生此次的“牧野之戰”。
商畢竟是600年的正宗王朝，長期占據在華夏中心，實力和影響力還是很強的，威儀遠播四方，文明程度也遠高于偏居西北一隅的周族，雖被滅國，但滅的僅僅是商的國都、國君、及商王室的貴族大夫。在東至遼東、南到黃淮的廣大區域，仍有眾多的擁護者，同情者，觀望者。
當時，就有孤竹國王子伯益、叔齊“兄弟讓國，叩馬諫伐，恥食周粟，餓死首陽”，此事廣為傳頌，對剛剛建立的周王室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據說兄弟二人在孟津攔住了周武王，斥責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 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姜太公感嘆此兩人的忠義，讓士卒放下伯益、叔齊，安撫后離去。
伯夷、叔齊立志為殷商殉節，商既不存，不食周黍，餓死前所唱的那首《采薇歌》，十分感人，千載之下，猶如親聞："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后世的孔子也嘆息其二人已是“求仁得仁”。
要知道，孤竹國地處遼東，距離朝歌數千里啊! 竟然對商王朝如此擁戴，由此可見，商王室，600年立國影響力還是很深的，這足以讓周王室忌憚不已!
05. ?武王制定了三項基本國策
武王姬發為了奠定周王室擁有天下的正統性，穩固政權，立即制定了三項基本國策：分封諸侯、推行井田、建立禮樂。
第一. “滅國不繼絕”，“以殷治殷”，分封天下：以紂王之子祿父（武庚是其逝后的封號）為邶國諸侯，繼續統領殷商遺民，奉商祭祀；同時，分封黃帝、炎帝、唐堯、虞舜、夏禹等先圣后裔和周公姬旦、召公姬奭、魯侯呂尚等宗室功臣，以廣為傳播周王室的仁德。
分封諸侯，贏得了天下重要利益群體之心。
第二. ?推行土改，實行“井田制”：使耕者有其田，以收復民心。井田制，出現在人口激增，農桑盛行，居住日趨穩定的商朝時期，但商末的戰亂使得人口流失，田地荒蕪，井田制遭到了破壞，國家的稅賦陷入了枯竭。西周立國后，鑒于井田制對收攏民心的優越性，周武王迅速將井田制恢復并完善。
第三. ?建立禮樂，從精神上教化民眾：這很成功，也很厲害，要知道，周王室的禮樂制度，影響了中華文明幾千年，從《詩經》、《楚辭》的描繪，到春秋戰國時興起的諸子百家，無不是由“禮樂秩序”演化而來。
應該說，周武王及時調整治理天下的策略，推行禮樂，為周王室擁有天下編制了一整套法理依據，破與不破，皆有天道。
商鞅之言：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
孟子之言：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者也。
06. ?先說一下首次分封
周武王以周代商后，很是注意汲取商王朝的先進文化和制度，尋訪商朝時期的社會賢達問政國事，修葺商紂王時的良臣商榮、比干的陵墓，釋放被紂王羈押的商朝重臣箕子，并謙虛地向箕子請教，又散發財物、糧食，賑濟流民百姓，華夏中原很快穩定了下來。
關于封邦建國的方略，吸取了商王朝的教訓，多次同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等商議，決定將夏朝、商朝時已有但還未完全成型的宗法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確定，采取不用于商代完全失控的封國制度，給分邦建制的諸侯國以限制性措施，那就是：
第一、周天子直轄周國，周國規模為天下十分有七，其余的，由周天子分封給姬姓親族和有功之臣、先圣之后；對于每一等級的諸侯國，嚴格限制其城郭尺寸，國土面積，軍隊數量；
第二、各個諸侯國，定期向周天子納貢、朝賀，匯報國政，不得怠慢；
第三、各個諸侯國，形式上自成體系，可以擁有軍隊，但編制上，士卒數量上，皆有限制，不得逾越，并隨時聽從周天子的調遣；
第四、允許封國的國君世代承襲，但每一任國君，必須得到周天下的認可和冊封，擅自繼位，就是違制叛逆，周天子可以遣派王師討伐他的；
第五、周天子對諸侯有賞罰予奪之權，對封國內分封的卿、大夫有權過問，并且直接任命封國內的上卿；天子任命的上卿，協助國君治理國家，監察封國的國政，并直接對周天子負責；
第六、營建東都洛邑，以便于對東夷、淮夷廣大地區的管轄和征伐，地點選定在伊洛平原，洛水北側，瀍河東西，時機成熟后，可在淮河地域再擇址建造南都。
毫無疑問，周武王的封邦建國方略，相對于商王朝時期那種小邦林立，互不統屬的狀況，顯然是一個重大進步，是分封制的理想典范，的確有了統天下于一尊的意義，對后世，特別是漢初劉邦的大漢政權，更是有著非凡的指導意義，這也是姬發從商紂王帝辛手中能夠奪得天下，而得出的教訓。
評說：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分封制的政治理念是非常先進的，如果能夠嚴格執行并不斷校正，能否跨越式的邁入郡縣制，也為未可知! 歷史嗎，總是這樣，一帆風順之時，志得意滿，想要順勢改變的能有幾人呢，恐怕都在洋洋自得呢 ? 所有的改變，都是危機四伏之際的無奈拯救罷了，如此，哪里還奢望跨越式的進步呢 ?
讓我們看一看具體的分封——
首先，封紂王之子“王子祿父”于殷地，建立“邶國”：
周王室的做法很是謹慎，商滅后，將原商王畿分為邶、墉、衛三地，將邶地封給了王子祿父，其目的是讓商朝遺民能夠延續國祚，祭祀商族的先祖，以彰顯周王室的仁德。但周武王為了提防驕傲的商人滋事不軌，則派自己信任的三弟管叔姬鮮、五弟蔡叔姬度、八弟霍叔姬處，在邶國以南的鄘地、以東的衛地領軍駐守，名義上是幫助武庚祿父管理失國的商民，實則是行監督之責，故為“三監”。并封管叔領管國（今鄭州管城），蔡叔領蔡國（今上蔡）、霍叔領霍國（今臨汾），以表示對于兄弟的關愛和重視。
《史記·殷本紀》記載：“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而封殷後為諸侯，屬周。”
上面說的是，大周立國擁有天下后，冊封商紂王之子祿父在邶地（今安陽湯陰，有邶國遺址）建立國家，用來安置和管理原來商國的民眾，不歧視、不打壓，商民甚是喜悅。于是，天下皆擁戴周武王為天子。周王室甚為謙遜，雖然擁有天下，稱為天子，但不再使用至高無上的帝號，而僅僅稱王。
其次，尊崇圣賢，分封先圣之后：
周武王姬發認為，既然商王室的國祚都可以封國延續，那么，作為上古的先圣，更是應該立國延祀，如此，才能彰顯周禮的神圣，周王室的虔誠。于是，遍尋天下，封炎帝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堯帝之后于薊，舜帝之后于陳，禹帝之后于杞，皆置于富庶的東夷故地，為最高等級的公爵之國。
其三，分封宗室功臣：
魯國，周公旦，武王四弟，都曲阜，侯爵，輔政大臣，經營鎬京以東，武王特別賜予寶玉大弓之器，以彰顯其權威；
燕國，召公奭，文王從子，武王堂弟，都遼東，侯爵，輔政大臣，經營鎬京以西；
畢國，畢公高，武王十五弟，都咸陽，公爵，長期于鎬京輔佐王室。
虢國，虢公虢仲，文王弟，都雍城，今寶雞，歷史上曾謂陳倉，公爵，長期任周王室卿士。
吳國，周章，周太王古公亶父子泰伯、仲雍之后，武王克商，尋泰伯、仲雍之後，得知仲雍之後周章已在吳郡為君，則封其子爵，奉祀仲雍，仍都于吳郡。
虞國，虞仲，周太王古公亶父子泰伯、仲雍之后，武王克商，尋泰伯、仲雍之後，得知周章已為吳君，則封其弟虞仲，奉祀泰伯，都夏都故址，公爵。
管國，管叔鮮，武王三弟，都管城，侯爵，為三監之一。
蔡國，蔡叔度，武王五弟，都上蔡，侯爵，為三監之一。
霍國，霍叔處，武王八弟，都臨汾，伯爵，為三監之一。
紀國，姜姓，為殷商時期流轉下來的東方大國，位于齊國以東，萊國以北，因助力周武王滅商，被封為侯爵。
莒國，嬴姓，少昊之后，助周滅商，封于莒，子爵。
許國，姜姓，伯益之后，封其裔于許，今許昌，男爵。
邾國，曹姓，顓頊后裔陸終第五子曹晏之后，封其裔于邾，今山東鄒縣，初為魯國附庸，稱為君，齊桓公時封子爵，始為諸侯。
等等.......其四，分封并認可擁戴周王室的原殷商時期即有方國、部族：特別是東夷、淮夷諸國，如徐國、奄國、薄姑國等，以安定諸邦，為周王室下一步拓展天下奠定基礎。
07. ?原始的公有井田制
《詩經·小雅·北山》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是說，天下的土地，名分上皆屬于周天子，為公有，周天子把耕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稱做"井田"。
而“井田制”，也就是把可耕種土地分隔成方塊，有經界、水溝，阡陌縱橫，像一個井字，每一井有9個方塊，一個方塊是100畝，稱為"一田"。其中：“井”字四周的8塊田是私田，由8戶農人各自耕種，收成全部歸耕戶，“井”字中間的一塊田是公田，由8戶共耕，收入歸管理此地塊的封邑大夫擁有，相當于在封邑大夫這里繳納了國家規定的賦稅。
通常，王公大夫把井田分為三類：
最好的部分：河流附近肥沃的土地、背山向陽處產量高的土地，平整易于耕種的土地，都留給了自己，謂之"公田"。公田的面積一般都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這就是井田制在實際操作時，常常是將公田集中起來耕種的原因。
距離城市比較近的郊區土地：以田為單位，分給普通的平民耕種。平民，也就是國人、國民，屬于自由人，有公民權。公民權，也就是一般公共事務的投票權，受教育權，和服兵役的責任。但那時戰爭頻繁，有戰爭就會有傷亡，如此之下，土地荒廢將常常出現，所以，一定范圍、一定時期內土地的再分配，就成為了必然。
距離城較遠、土質瘠薄的壞田：分給住在野外的庶人，因庶人住在野外，所以也叫"野人"；野人也屬于自由人，但沒有公民權，被國人貶稱為“氓”，也就是到處流浪和流亡的庶民。領主階層瞧不起他們，認為他們最愚蠢，所以也管他們叫"氓"，當然，他們如果加入戰爭，榮立戰功；或者耕種井田連續達到了若干年，也可以擺脫庶人身份而成為平民。
周王室就是這樣，把土地分配給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分配給國民（庶民），耕種者要交一定的貢賦。受封卿大夫和國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不得買賣，以此，周王室對整個天下實施有效的控制。
由此看來，井田制為原始的公有制，土地屬于周王室所有，進行層層管理，土地在一定范圍、一定時期內再進行平均分配，以保持其使用上的合理性。
那么，商周時期的井田制和西方同時期乃至中世紀的農莊制有什么不同呢?
中國井田制與西方的農莊制從制度設計上就不同：
西方的農莊是農莊主私有的領地，耕種農是農莊主的農奴，沒有人身自由，類似于中國古代的家奴，一定程度上屬于奴隸制；井田制下，土地都是國家的，耕種者是自由的平民或者庶民，誰耕種，誰承擔賦貢，卿大夫只不過是各個層級的管理者。
這里插說一下，西方社會十七、十八世紀出現的黑奴制，是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時期反常出現的倒退，是人性的丑惡占據了上風導致的畸形，是丑陋和可恥的行徑。
所以，西周以后的中國，從嚴格意義上說，沒有奴隸社會，失去人身自由的通常是戰俘，一般皆用于祭祀等重大活動，雖然血腥殘酷，但從另外的角度來說，戰俘不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主力軍。周王朝時期，從事農耕、漁業、手工業、商業等民眾，皆為一般意義上的平民，皆享有國民的權力，當然，還有一部分“野人”（庶民）從事農耕，他們除了暫時沒有取得所在城邦的國人權（主要是選舉權、福利權）外，其他同國人是平等的，最主要的是，野人和國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這一點有些像我們現在的編制內和編制外之分，正式工和臨時工之分。
08. ?對中華文明影響至深的禮樂
周人推出的禮樂制度真是一大進步，你想啊，如果人人都遵循著同一條規則，上下有序，嫡庶有序，安于其命，從不僭越，那么，天下就很好治理了嗎! 只不過，每一次的革命算是什么，是違背天理呢? 還是順應天命呢 ? 就如同以周代商的牧野之戰，如何定性呢 ? 總不能就是因為商王朝的天下母雞司晨吧。因此，建立一套有效的統治理論，甚為重要，否則，人人都可以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于是，華夏第一部通過禮樂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周禮》出現了，它展示了一個完善的國家典制，表達的是理想國度的一切，都應該是井然有序，富于哲理。
禮，就是等級制度；樂，就是樂融入禮，二者結合起來講，就是以樂從屬于禮，兩者相輔相成；例如：禮樂制度下，樂舞規格為“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論語·譯注》，也就是說，天子禮儀的樂舞為八行八列，諸侯禮儀的樂舞為六行六列，大夫禮儀的樂舞就只能四行四列了，這就是身份不同，規格也不得同，君權至上、尊卑有序。
樂，屬于一種廣泛的社會行為規范，并不僅僅指的是樂舞。
所以，“禮樂”，就是朝禮、祭禮、酒禮、聘禮、婚禮、喪禮等一切社會活動，皆有等級標準，要各司其位，不能等級不分，上下錯位，那就會亂了章法，動搖國本。為此，周王室專門設置了歷史上第一個禮樂機構--春宮，用來編制、完善和指導普天下方方面面的行為規范，禮樂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但春秋開始，“禮崩樂壞”，諸侯、卿大夫時常僭禮。什么是僭越呢? 僭越，就是冒用，超越本分，以下犯上，這實質上是對越級享用政治權力的一種炫耀，影響極壞。魯國悼公時，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強盛，公室孱弱，季氏無視禮法，竟然設置六十四人的舞樂，這可是只有周天子才可享用的政治權力啊! 孔子憤怒道“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的憤怒，在于季氏驕橫，一點規矩都不講，使用了不該使用的東西，往輕了來說，是“沒有一丁點教養和禮貌”，往重了來說，就是藐視天子，是謀反。只是，這個時候，周的國本，早已經搖搖欲墜了，反與不反都一樣了。
評述：前面我們說過，禮樂之制，對數千年的中華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拋開其作為統治階層的御用性，其中蘊含的禮尚往來，和平共處的深邃哲理，對后世有著積極的作用，遠播四方他國，常為外事環境和場合所運用。我們常常自豪的稱中國為“禮儀之邦”，就源于此。
說一下近代世人皆知的中印之戰吧：《人民日報》1962年9月22日社論：《是可忍，孰不可忍》，其背景就是：1947年印度獨立后，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舊中國歷屆政府都沒有承認的英國對中印邊界的非法劃分，中國政府自然是拒絕。印度遭到拒絕后，惱羞成怒，不斷制造流血事件，此不斷挑釁行徑最終升級為戰爭。
開戰前夕，《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論，就是正告印度：無禮過甚，將導致局勢險惡，后果嚴重，勿謂言之不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