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股，怎能不看摩爾

區域金融中心變國際金融中心

20年來，港股市值漲了7倍多，上市公司數量增加了2倍多，日均交易額增長了4倍多。從當年的現場交易、電話下單發展到現在以電子交易為主的交易方式，科技進步更給股民帶來了直觀的變化。李小加說，今天的炒股與20年前已“天翻地覆地”不同了。“現在我們常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但20年前香港只是一個區域性的金融中心。今天，它已真正進入到國際金融中心的行列。”

1993年，青島啤酒在香港上市，成為首家來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如今香港已成為中資企業首選的海外融資中心。20年間，來港上市的中資企業數量增加了9倍。1997年底，只有101家中資企業在香港上市，占所有上市公司數量的15%、占港股市值的20%；截至2016年底，已有1002家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占所有上市公司數量的51%，占港股市值的63%。

內地資本替代外籍

回歸20年之后，大批內地專業人士填補了香港金融業的高端職位，與此同時，西方銀行進行的一系列裁員，使一些外籍人士離開香港。據香港金融發展局2015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過去10年來，內地員工增加最多的行業是投資銀行，有80%的投行內地員工增幅在20%以上。

“香港比我之前工作的北京環境要好得多，”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洪灝表示。他在香港已經生活了五年。“吃的東西很好，稅率也低。”香港的稅率在15-17%左右，而中國內地稅率最高達到45%。

中資企業首次公開發行(IPO)在香港市場占據主導地位。據湯森路透數據顯示，2016年時香港是全球最大的IPO市場，內地企業IPO比例高達80%。金融服務業占香港本地經濟比重18%，而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僅占10.4%。

隨著高盛(GS.N)、瑞銀集團(UBS)(UBSG.S)和美國銀行等頂級銀行削減亞洲員工人數，香港的業務受到直接的沖擊。據米其林星級餐廳廚魔(Bo Innovation)的所有者及主廚梁經倫(Alvin Leung)稱，過去10年其西方外籍客戶減少了10%左右，內地客戶則以大致相同的幅度增加。據世邦魏理仕(CBRE)董事總經理郭富禮(Tom Gaffney)稱，在中資企業在中心地區提高他們的存在之際，西方企業則越來越多地轉向譬如鲗魚涌(Quarry Bay)等更經濟實惠的地段。根據咨詢公司ECA International，過去五年在香港擔任中層主管的外籍人士按美元計算的待遇下降2%，同期福利則下降5%。

輸送資本變互聯互通

過去二三十年間，香港為內地吸引了大量的資金。未來20年，香港將繼續為內地改革開放發揮作用，同時將實現角色轉變：從為內地吸引資金，到為內地配置資產。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為內地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轉口貿易；第二、直接投資；第三、發展資本市場。轉口貿易給內地帶來了第一桶金，直接投資把內地變成了世界工廠，而香港資本市場大發展則為內地輸送了發展經濟的寶貴資本。

未來20年，內地將面臨更大變化，即內地的資金會進一步加大在全世界配置。相應地，香港的作用也將發生變化：以前是幫內地把錢拿回來，以后將幫內地老百姓在全球配置資產。

2014年開通的“滬港通”、2016年開通的“深港通”便提供了這樣一種渠道。“內地老百姓通過它們，可以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公司的股票。”“滬港通”和“深港通”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在這里，你投了錢，不能跨境把錢取走，只能通過它買東西。東西賣了，錢又回到內地的賬戶體系里。

此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債券通”已于今年5月獲批，正式啟動時間待定。

融資中心變三個新中心

轉化為三個新中心：內地的全球財富管理中心、領先的離岸風險管理中心、內地的全球資產定價中心。“國際的錢”愿意來投資，“國際的貨”愿意來這里接受監管，進而吸引內地的投資。在“一國兩制”下，內地可通過香港，把進出的閘口放得很開，但又是有序的，因為它“跑不了、壞不了、亂不了”。

香港今后長期的優勢是制度上的優勢，即“一國兩制”。未來在多個方面，香港會繼續成為內地和國際市場之間的“轉換器”。

回歸20年來，香港始終保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香港自1995年起連續23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得分較去年有所上升，較排名第二的新加坡領先幅度進一步拉大。

傳統基金會發表的2017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顯示，香港今年的總分為89.8分（100分為滿分），較去年上升1.2分，與第二位新加坡（88.6）的差距由去年的0.8分拉大至1.2分。第三位新西蘭得分83.7，按年上升2.1分。中國大陸排名第111位，較去年上升33位，得分為57.4分。

在12項評估因素當中，香港在其中八項取得90分或以上成績，并在“財政健康”、“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方面，獲傳統基金會在全球180個經濟體當中評選為首位。同時，傳統基金會亦贊揚香港的司法制度優質、社會風氣廉潔、監管制度高效，以及市場開放。

首先澄清一下，自由經濟體定義“小政府,限制政府開支和規模”并不與美傳統基金會掛鉤。小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源至十七世紀法國政治家柯爾貝爾說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方針。中國對此只能呵呵一笑，是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與此題無關。

至于自由的好處？前提是自由并不一定好。最自由不等于最佳。自由經濟(free economy)與regulated economy相對，好壞同樣產生自相對比較。對香港而言說幾點最重要的：

物價波動大小甚或影響民生

市場經濟物價原則上單純由買賣雙方控制，自由經濟體基本沿此方向走。從名車豪宅到柴米油鹽。1通脹難以抑制，收入難以跟上。2必需品價格同樣由市場定奪，大難當前時后果可大可小。

吸引外資

干預政策少，空間大稅收低，行政程序簡單，審查相對容易。外面企業踴躍投資利于市場增長；不因國家國策不同而有所偏頗，促成國際金融商貿中心成型。但反面是，過分依賴外部投資，導致本地經濟越趨弱。08年金融海嘯，美國帶著香港一度赴湯蹈火這個反效果跟自由經濟并不存在必然，只是又一個風險系數。

難往明確方向發展

不能根據國際形勢以強硬干預重點發展行業，經濟容易趨向單一，某些行業獨大局面難以扭轉。香港政府多年來希望轉型知識性的多元經濟，發展設計科研等無果皆因條件不到，市場不大，本來就難以強行生成，而小政府之下就更不用說。

自由

原則性的本義好處。誰都不想被過分約束，放在哪個議題上都一樣。自由客觀結果不一定比嚴管好，但主觀情緒則不是一個說法。